第十四章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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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到通知说让我们本周四务必出庭。但是，到礼拜四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用去法庭作证了。这桩案子，已经被更高级别的法官——上帝受理了，杰弗森·霍普也已被传唤到另一个法庭去了，在那里，他将得到最为公正的审判。因为，霍普被捕的当天夜里，他的动脉血瘤就爆裂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他死了，他躺在地板上，带着一脸平静的笑容，就好像临死之前，他回顾着自己的一生，发现并没有虚度年华，终于报仇雪恨，可以没有遗憾地离开了。
“这个人的死，肯定会把葛莱森和雷斯垂德给气坏的，”第二天傍晚，我们闲聊这件事的时候，福尔摩斯说，“这样，他们吹嘘的本钱不就没有了吗？”
“在抓住凶手的这件事情上，他俩到底有什么功劳，我真是没看出来。”我说。
“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不是你真正做了些什么，”我那位同伴尖酸地说，“而是，你怎样让别人相信你做了什么。”停了一会儿，他又轻松地说道，“无所谓了。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放弃这桩案子的。我经历过那么多案子，再没有比这一件更精彩的了。虽说简单了点，不过，还真有几点值得我们深思的。”
“简单？”我不由地大叫起来。
“是啊，其实真挺简单的。根本就算不上复杂。”夏洛克·福尔摩斯说。他看见我一脸的惊讶，忍不住笑了起来。“你想啊，不用任何帮助，只是正常的推理，不到三天，我竟然就把罪犯捉到了，这就说明，这桩案子确实算不上复杂。”
“说得也是。”我说。
“我好像告诉过你，越是看似不寻常的事情，越不可能成为障碍，反倒有可能是一条线索。面对这种情况，最关键的就是要能够进行逆向推理，一层一层地把问题剖开。这种方法其实很容易的，但确实非常有用，只是在实践中，人们都不怎么用它。日常生活中，人们大多都习惯于正向思维，所以，逆向推理的方法就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假如说具备综合推理能力的人有50个的话，那么，能进行分析推理的人，估计也就一两个吧。”
“老实说，”我说，“你的意思，我还是不大明白。”
“我没想着让你马上搞清楚。让我试试，看能不能说得更通俗一点。比如说你罗列了一连串的事实，绝大部分人都会告诉你一个结果。那是因为，只要他们把所有的事实统统联系起来，再经过思考，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假如你说的只是一个结果，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凭借自己的感知，把导致这种结果的各项步骤推理出来。这种能力，也就是我所说的‘逆向推理’或‘分析推理’。”
“我懂了。”我说。
“这个案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只有一个结果，剩下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发现和推理。好了，现在我还是尽可能地给你讲讲，我在这桩案子里是怎么进行推理的吧。这都从头说起。你知道，快到那所空屋的时候，我是步行过去的。对于屋内的一切，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我当然得先从街道查起了，这一点我已经解释过了，我在街道上发现了明显的马车车轮的印迹。经过分析，我确信那印迹肯定是在夜间留下的。再加上车轮间的距离较小，所以我又确定是出租的四轮马车，不可能是自用马车，因为伦敦城里几乎所有拉客的四轮马车都比自用马车窄。
“老实说，”我说，“你的意思，我还是不大明白。”
“这就是我经过察看，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接着，我缓慢地走向花园的那条小路。巧的是，那正好是一条黏土路，所以很容易留下脚印。没错儿，在你眼里，那只不过是一条被很多人踩得稀烂的泥路。但是，在我这双训练有素的眼中，泥路上的每个印迹都有它的意义。侦探学中，足迹学是最为重要，也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幸亏，我一向都非常重视这一点。经过无数次的实践以后，重视足迹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了。在那条泥路上，我看见了警察那沉重的靴印，同时，也发现了最先经过花园的那俩人的足迹。他们的足迹明显早于其他人，要看出这一点其实也不是很难。因为他们的足迹后来被人踩过之后，几乎已经看不到了。这样，我就有了第二个推论：夜间总共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身材高大，这个，我是根据他步幅的大小推算出来的；另一个人穿得很时髦，这一点，是从他那小巧而精致的靴印上推断出来的。
“进入屋子以后，我的第二个推论就得到了证实。躺在我们面前的那位先生，确实穿着一双漂亮的靴子。假如真是谋杀的话，那个身材高大的人无疑就是凶手。死者的身上没有任何受伤的痕迹，可是，他脸上那恐惧激动的表情，让我确信，他死之前已经料到自己快要死了。如果是心脏病突发，或其他自然原因导致猝死的话，脸上不可能表现出那种恐惧激动的表情。我趴在死者的嘴边闻了一下，有股酸味，所以，我又得出一个结论：他是被迫服毒身亡的。我之所以说他是被迫的，是从他脸上那愤恨和恐惧的表情看出来的。我用排除法得到这样的结论，除此之外，任何假设都不能解释这一现象。不要以为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被迫服毒，在犯罪史上有过记载，算不上什么新闻。只要提到这个，不管哪个毒物学家，都会马上想到敖德萨的多尔斯基案，和蒙彼利埃的勒帝里埃案。
“我们现在说一说作案动机这个问题。很明显，罪犯的目标不是财物，因为死者身上值钱的东西一样没少。那到底是政治案件，还是情杀案呢？我当时就考虑了这个问题，我比较偏向于后者。因为如果是政治暗杀的话，凶手只要得手了，肯定会立刻逃窜的。但是，这桩谋杀案却完全相反，罪犯好像非常从容，而且，屋子里到处都是他的足迹。这说明，他从一开始就在案发现场。所以，这肯定是仇杀案，不可能带有什么政治性。因为，如此处心积虑的报复手段，只可能发生在仇杀案里。等发现墙上的血字以后，我就更加确信自己的推断了。一看就知道，那血字肯定是凶手的障眼法。等最后发现戒指的时候，问题基本就已经确定了。很显然，罪犯拿出那枚戒指的目的，是让死者回想某个已经死去的或不在场的女人。关于这个问题，我还问过葛莱森，他往克利夫兰发过电报，调查卓伯尔以前的经历，我问他有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问题。他说没有，你应该还记得他的回答。
“接着，我认真察看了房间内的情况。结果就是，我确定凶手身材高大，同时，也发现了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印度雪茄、长指甲，等等。再加上，房间内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所以，我又得出一个结论：地板上的血迹，是罪犯异常激动时流的鼻血。因为，我发现只要有血迹的地方，就有他的脚印。一般来说，很少会有人因为感情激动而流这么多鼻血，除非这个人的血气特别旺盛。因此，我就做了大胆地推测，凶手很可能是身体强壮的红面人。事实证明，我的推测是正确的。
“离开案发现场之后，我就去做了葛莱森漏掉的事情。我给克利夫兰警局的局长发了份电报，向他咨询了伊诺克·卓伯尔的婚姻状况，回电说得很清楚：卓伯尔曾经控告过一个旧日的情敌，名叫杰弗森·霍普，要求得到警方的保护，那个霍普现就在欧洲。所以我相信，这桩神秘案子的线索我已经找到了，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抓捕凶手了。
“我心里当时就有了结论，跟卓伯尔一起进屋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车夫。因为街道上有马随便走动的痕迹，假如有人看管的话，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车夫如果不在屋中，那他会去哪儿呢？还有，只要是神智健全的人，肯定不会当着第三者的面实施自己蓄谋已久的犯罪行为，那样岂不是太荒谬了。最后，在伦敦城里，要想到处跟踪一个人的话，除了当个马车夫以外，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综合所有这些问题，我就得出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结论：杰弗森·霍普，肯定是出租马车的车夫。
“假如他真是马车夫的话，就没理由突然不干了。相反，他应该会想到，突然辞掉工作，更有可能引起别人的怀疑。所以，眼下最好还是继续赶车。此外，认为他目前用的是假名的想法，也是说不通的。你想，在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完全陌生的国家里，他有必要更名改姓吗？所以，我就把流浪街头的小混混们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侦查队，分派他们去伦敦城的各家马车厂打探消息，直到找出那个人为止。这是一支绝对高效率的队伍，很快就找到了，这些你应该很清楚。至于说，斯坦杰森的死，确实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无论什么时候，意外事件总是无法避免的。你也知道，在斯坦杰森被害的现场，有两粒小药丸。我早推测出肯定存在着毒药之类的东西。你看，整个案子其实就是一条逻辑链环环相扣，没有任何的间断。”
“简直太妙了！”我忍不住叫了起来，“应该把你的这些功绩公布出去，告诉所有的人。你应该把这桩案子写成报告发表一下。你要是不感兴趣的话，我替你写。”
“你想写就写吧，医生，”他说，“你最好先看看这个！”他说着，把一张报纸递给我，“看这儿！”
我就把流浪街头的小混混们组织起来，形成了一支侦查队，分派他们去伦敦城的各家马车厂打探消息，直到找出那个人为止。
他给我的是当天的《回声报》，他指给我看的那一篇报道，正好是我们刚刚讨论的案子。
“社会公众，”报纸上这样写道，“因为谋杀伊诺克·卓伯尔和约瑟夫·斯坦杰森两位先生的凶手——霍普的突然死亡，让我们失去了讨论这起神秘案件的绝好机会。我们从有关当局了解到，该案件源自旧时的一段孽债，涉及自由爱情和摩门教婚姻制度的问题。不过，案件的内幕和具体的细节，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获悉了。被害的两个人，年轻时都是摩门教徒，已故凶手霍普也来自盐湖城。虽说该案件并没有产生别的影响，但它至少又一次彰显了警方破案的神速；同时，也对所有的外国人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他们的纠纷最好在本国内解决，不要带着纷争来我们国家。神秘案件侦破得如此之快，完全有赖于苏格兰场知名警官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两位先生。据说，凶手是在一个私人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家里被当场抓获的。作为业余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侦破案件上也具有一定的才能，相信经过两位导师的教诲，他日后肯定能取得很大的成就。两位官员也将荣膺一定的奖赏，以表彰他们的功劳。”
“我一开始不就跟你说过吗？”夏洛克·福尔摩斯笑着说道，“我们对血字研究的结果就是：为他们挣得奖赏！”
“无所谓，”我说，“反正，事实的经过我都已经记在本子上了，公众迟早都会知道真相的。现在，案子已经破了，你也得到了某种成就感。还是像罗马守财奴那样吧：
“‘笑骂随你，我权当不知；家藏万贯，唯我独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