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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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乎自然,”他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是让你别为自己操心,也别向雷贝卡问些什么。”
但是,发现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眼里的泪水之后,他缓和了下来。
“现在,”他用另一种口吻向他说,“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家庭,那么阿玛兰塔就留给你。”
尽管尼康诺神父在礼拜日布道时当众宣布,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并不是兄妹,但是乌苏娜根本就不原谅他俩的婚姻。她认为这种对她不尊重的婚姻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在那一天,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就禁止他俩跨进她家的门坎。在她看来,他俩等于死了。于是,新婚夫妇在墓地对面租了间小房子,住在那儿,除了霍·阿卡蒂奥的吊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在新婚之夜,藏在新娘鞋子里的蝎子把她的一只脚给螫了,雷贝卡说不出话来,但这并没有妨碍夫妇俩丑恶地度蜜月。邻居们对他俩的叫声十分惊愕,这种叫声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只有奥雷连诺关心年轻的夫妇。他给他俩买了一点家具,给了他们一点儿钱,直到霍·阿卡蒂奥恢复了现实感,开始耕耘同他的房子毗连的一块荒地。至于阿玛兰塔,她始终克制不了对雷贝卡的仇恨,虽然生活给了她梦想不到的快乐。乌苏娜不知如何洗刷家里的耻辱,可是按照她的愿望,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星期二继续在他们家里吃午饭,宽宏大量地忍受了自已的不幸。为了表示对这个家庭的尊重,他仍在帽子上戴着黑带子,高兴地赠送乌苏娜一些外国礼品,如葡萄牙沙丁鱼或者土耳其玫瑰果酱,借以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诚;有一次,他甚至赠给她一张漂亮的马尼拉披巾。阿玛兰塔对他既殷勤又温存。她猜到了他的意思,抢先剪掉了他的衬衫袖口上绽开的缝线;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她在一打手帕上绣了他的简写姓名。每逢星期二,午饭之后,当她正在长廊上刺绣的时候,他都陪着她,尽量使她快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做一个小娃儿,但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她不够雅致,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的确,在一个星期二,他就要求她嫁给他了。她没中止自己的活儿,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才象成年人那样,给自己的嗓音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她说。“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过急不好嘛。”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并且展开了秘密的、不懈的挑唆活动。阿·摩斯柯特先生认为,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但这些选票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不过是无耻的把戏。“有效的是暴力,”他向他们说。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何况大家知道,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所以,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纯粹由于好奇,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蛛网密布,洋溢着樟脑气味,他看见了一个骸蜥似的衰朽老头儿,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咝咝的声音。老医生什么也没问,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不是这儿,”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补充道:“我感到这儿痛,痛得睡不着觉。”于是,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阳光太强,关上了窗子,言简意赅地向他说明,爱国者的义务就是杀死保守党人。在几天之中,奥雷连诺都在衬衣口袋里带着一只小药瓶。每两小时,他都拿出药瓶来,把三枚药丸倾入手心,一下子将它们投到嘴里,然后在舌头上慢慢地溶化。阿·摩斯柯特先生笑他相信“顺势疗法”,而参加密谋的人却承认他是自己人。马孔多所有老居民的儿子几乎都卷入了阴谋,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面临的究竟是什么行动。然而,医生刚向奥雷连诺吐露了这个秘密,他立即退出了阴谋。尽管奥雷连诺当时相信消灭保守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医生的阴谋却使他不寒而栗。阿里吕奥·诺格拉是个人恐怖的信徒。他的计划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协同一致地同时大肆谋杀,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男孩子,从而彻底铲除保守主义的根苗。阿·摩斯柯特先生、他的夫人和六个女儿当然都在名单之内。
“你不是什么自由党人,”奥雷连诺甚至面不改色,向他说道,“你只是一个屠夫。”
“那么,”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把药瓶还我。你再也不需要它了。”
奥雷连诺半年以后才知道,医生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适于干事的人,温情脉脉,性格消沉,喜欢孤独。朋友们担心他把阴谋泄露出去,试图吓他一下。奥雷连诺叫他们放心,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句;可是那天夜里,朋友们前去暗杀摩斯柯特一家人时,他却在门口把守。阴谋分子见他下了决心,就不敢动手,只好不定期地推迟了计划的执行。正是那时,乌苏娜跟儿子商量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和阿玛兰塔的婚事,儿子回答他说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奥雷连诺怀里藏着旧式手枪,监视着自己的一伙朋友。现在,午饭以后,他都去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那儿喝咖啡,他俩已把自己的家稍微整顿好了一些;下午六时以后,奥雷连诺都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他都跟已经成了高大青年的阿卡蒂奥聊天,发现这小伙子对于战争显然不可避免而日益高兴。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染上了自由主义的热病;在他的学校里,除了刚会说话的小孩儿,还有年岁比老师还大的高个子。他高谈阔论地说:应当枪毙尼康诺神父,把教堂变成学校;应当宣布恋爱自由。奥雷连诺竭力抑制他的激烈情绪,劝他谨慎小心。可是阿卡蒂奥却对他冷静的规劝和健全的想法充耳不闻,当众指责他性格脆弱。奥雷连诺只好等待。十二月上旬,乌苏娜终于惊惶不安地冲进作坊。
“战争爆发啦!”
其实,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月。全国都处于战时状态。马孔多只有阿·摩斯柯特先生一个人及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他甚至避免把它告诉自己的妻子,直到奉命进入这个市镇的军队突然来临。士兵们是在拂晓之前悄悄地进来的,带着骡子拉的两门轻炮,把指挥所设在学校里,宣布下午六时以后为戒严时间。他们在每座房子里都进行了比前次更严厉的搜查--这一次连农具都给拿走了。他们从房子里拖出诺格拉医生,把他绑在市镇广场的一棵树上,未经审讯就将他枪决了。尼康诺神父试图用“升空”的奇迹影响这帮军人,可是一个士兵却拿枪托敲他的脑袋。自由党人的激烈情绪消失了,变成了无声的恐怖。奥雷连诺脸色苍白,神秘莫测.继续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他明白,阿·摩斯柯特先生虽然拥有市镇军政长官的头衔,但又成了有名无实的镇长。一切都是指挥警备队的一个上尉决定的,他每天早上都想出一种新鲜的特别税,以满足公共秩序保卫者的需要。他的四个士兵从一户人家拖出疯狗咬伤的一个女人,就在街道中间用枪托把她打死了。市镇被占之后过了两周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连诺走进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住所,象往常一样温和地要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他俩单独呆在厨房里的时候,奥雷连诺用他从来没有过的威严口吻说,“叫朋友们准备吧,咱们要去打仗啦。”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不相信他的话。
“用什么武器?”他问。
“用他们的武器,”奥雷连诺回答。
星期二夜晚,在不顾一切的大胆行动中,二十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在奥雷连诺的指挥下,拿着菜刀和利器,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警备队,夺取了枪支,在广场上枪决了上尉和打死女人的那四个士兵。
就在那天夜里,广场上还传来行刑队枪声的时候,阿卡蒂奥被任命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那些已有家室的暴动者几乎没有时间跟妻子告别,就让她们听天由命了。黎明时分,在摆脱了恐怖的居民们欢呼之下,奥雷连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去同革命将军维克多里奥·麦丁纳的部队会合,据最近的消息,他的部队正向马诺尔移动。在离开之前,奥雷连诺从一个衣橱里把阿·摩斯柯特先生拉了出来。“别怕,岳父,”他说,“新政府说话算数,保证您和全家的人身安全。”阿·摩斯柯特先生好不容易才闹明白,这个脚穿高统皮靴、肩挎步枪的暴动分子,就是经常跟他玩多米诺骨牌玩到晚上九点的女婿。
“奥雷连诺,这是发疯,”他说。
“这不是发疯,”奥雷连诺说。“这是战争。别再叫我奥雷连诺;从现在起,我是奥雷连诺上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