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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顿

1980年12月17日，星期三

街上孩童的打闹吵醒了索尔，他有好几秒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里不是他的公寓。他躺在窗边的一张沙发床里，窗上挂着黄色窗帘。他短暂地回想起了罗兹的老家、孩子们的欢笑……斯特法和约瑟夫……

不，那些叫声是英语。查尔斯顿。娜塔莉·普雷斯顿。他想起自己讲完了故事，突然尴尬起来，就像那个年轻的黑人女孩看到了他的裸体一样。为什么他会告诉她那些事？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

“早上好。”娜塔莉从厨房中探进头来。她穿着一件红色运动衫和一条看起来很柔软的牛仔裤。

索尔坐起身，揉了揉眼睛。他的衬衫和裤子整齐地放在沙发扶手上。“早上好。”

“鸡蛋、熏猪肉、烤面包可以吗？”她问。空气中传来新焙咖啡的味道。

“听上去很诱人。”索尔说，“只是我不吃熏猪肉。”

娜塔莉手握拳，做了个敲头的动作，“我真笨。”她说，“宗教禁忌，对吧？”

“我胆固醇高。”索尔说。

他们边吃早餐边聊琐事——纽约的生活，圣路易斯的学校，南方的成长经历，等等。

“很难解释为什么，”娜塔莉说，“但黑人在南方反而比在北方生活得更轻松。这里仍然存在种族歧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说得清楚……情况在发生变化。也许是因为这里的人长期同黑人打交道，久而久之便坦诚相见了。而在北方，白人对黑人仍然残酷而吝啬。”

“我并不觉得圣路易斯是北方城市。”索尔微笑着说。他吃完了最后一片面包，啜了口咖啡。

娜塔莉大笑起来。“但它也不是南方城市。”她说，“只是个中西部城市，更像是芝加哥。”

“你在芝加哥待过？”

“今年夏天去过那儿。”娜塔莉说，“父亲托《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老朋友，给我谋了份摄影方面的工作。”她沉默下来，盯着自己的咖啡杯。

索尔柔声道：“很难受吧？你本已忘了一个人，却又在不经意间提到这个人的名字，于是所有的回忆都汹涌而来……”

娜塔莉点点头。

索尔透过厨房窗户望着矮棕榈的叶子。窗户开了条缝，暖风从纱窗中吹进来。他简直不敢相信，现在是十二月中旬。

“你接受的是教师的系统培训，”索尔说，“但你最爱的却是摄影。”

娜塔莉再次点头，起身给两个咖啡杯里加满咖啡。“这是父亲和我达成的协议。”她说，这次露出了笑容，“如果我答应他，接受他所谓‘诚实劳动’方面的培训，他就继续帮我摄影。”

“你会去当老师吗？”

“也许吧。”娜塔莉说。

她再次对他笑了，笑容温暖而羞涩。索尔察觉到她有一口完美的牙齿。

索尔帮她洗早餐盘，擦干净，然后两人倒上新鲜咖啡，来到狭小的前门廊上。路上车流稀少，孩子们的欢笑声已经听不见了。索尔意识到今天是星期三，孩子们此刻应该在学校了。他们坐进白色藤椅，面对彼此，娜塔莉肩膀上搭着一件薄毛衣，索尔仍然穿着昨天那件灯芯绒西装夹克。

“你说还要继续讲故事。”娜塔莉静静地说。

索尔点点头。“你不觉得第一部分很神奇吗？”他问，“不是疯子的疯话？”

“你是精神病医生。”娜塔莉说，“你不会是疯子。”

索尔朗声笑道：“说到这个，故事可多了……”

娜塔莉微笑着说：“先将昨晚的故事讲完。”

索尔陷入沉默，看着杯中打着旋儿的黑咖啡。“你从上校的手上逃脱了。”娜塔莉提醒道。

索尔闭上眼睛，一分钟后才睁开眼，清了清嗓子，讲述起来。他柔和悦耳的声音中不带任何感情，顶多只有那么一丝淡淡的悲伤。

几分钟后，娜塔莉闭上眼睛，想象着索尔描述的画面。

“1942年冬天，波兰犹太人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逃脱纳粹的魔爪。我有几个星期都在罗兹北部和西部的森林中徘徊。我脚上虽然不再流血，但不可避免地感染了。我抹上苔藓，裹上破布，继续蹒跚前进。我身侧和右大腿上的伤口火燎般疼了几天，然后就结痂了。我从农舍中偷食物，远离公路，躲避森林中活动的少数波兰游击队。游击队杀起犹太人来同德国人一样不眨眼。

“我都不知道那年冬天我是怎么活下来的。我记得，有两户农民——他们都是天主教徒——允许我在他们谷仓的稻草堆中藏身，还在他们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给我送来食物。

“开春后，我继续向南，想去克拉科附近默什叔叔家的农场。我没有身份证，但我加入了一队回家的工人当中，他们刚在东部战线为德国人修了防御工事。1943年春天，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苏联红军不久就会进入波兰。

“就在我离默什叔叔家的农场只有八公里的时候，一个工人告发了我。我被波兰伪政府警察逮捕了，他们审讯了我三天，但我觉得他们并不想从我口中逼问出什么，只是想找个由头打人。最后，他们将我交给了德国人。

“盖世太保对我不感兴趣。他们很可能认为我只是成千上万从城市中逃跑或在运输过程中逃脱的犹太人之一。德国人搜捕犹太人的大网上有许多漏洞。只有在被占领国家国民的帮助下，犹太人才几乎无法逃脱被送往集中营受死的命运，波兰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知为何，我被送往了东方。我没有被送到奥斯维辛、切姆诺、贝尔泽克或特雷布林卡，这些集中营距我更近，但我被送到了波兰的另一头。在闷罐车中煎熬四天之后——期间死了三分之一的人——门被哐当一声拉开，我们蹒跚着下车，在多日未见的阳光中使劲眨眼。我们发现自己被送到了索比堡。

“在索比堡，我又看到了上校。索比堡是一个死亡集中营。那里没有奥斯维辛和贝尔森的工厂，不像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切姆诺一样搞欺骗，在门上挂上‘劳动带来自由’之类的可笑标语。1942年至1943年，德国人有十六个奥斯维辛那样的大型集中营，五十多个小集中营，数百个劳动营，其中只有三个死亡集中营是专门用于种族灭绝的，它们是贝尔泽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它们只存在了二十个月，却有两百万犹太人在那里被屠杀。

“索比堡是一个小集中营——比切姆诺还小，位于布格河畔。战前这条河是波兰的东部国境。1943年夏天，苏联红军将德国国防军逼退到这条河边。索比堡西部是帕克祖原始森林，又名猫头鹰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