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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接过花束，科长就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目光，闲得无聊的双手把西装的纽扣解开又扣上。店长他们大概已经回去了，更衣室那一块寂然无声。店内昏暗，只微微潜进来一些停车场上的电灯光，挂了好几排的衬衫一点一点地沉入黑暗里。人体模型们的背影是那样的冷淡，看上去似乎早早地就堕入了梦乡。就只剩科长和我两个人了。
“下一份工作定了没有？”科长勾着头说。
“没有，其实还……”
“要是能跟你续约就好了……”
“估计不行。”
“还是希望进服装行业？”
“没有。在这里工作也只是碰巧的结果。”
“可惜了啊！遗憾。”
“我可没做什么事当得起您这样说……”
“其他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吗？”
“没，哎，这个嘛……”
一时回答不上来，我模棱两可地微微一笑。国道上行驶的车流的前灯灯光分成无数股在玻璃门外流动，展示着各种各样的颜色。挂着一溜儿布帘的试衣间一角和看样定做区，最早陷入了黑暗的那一头；绑在收银台旁的货架上送孩子用的气球，大概由于空调关了的缘故，纹丝不动地飘浮在半空中。
“真的非常感谢！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谢的话好了……”
“不需要谢我。祝愿你的新一段人生路平安顺遂！”
“好的。”
“多亏了你，我总能买到好东西。谢谢你！保重啊！再见！”
“科长您才是，请多保重！再见！”
我把花束捧在胸前，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时，科长的背影正朝着停在空荡荡的停车场角落里的殡仪馆营业用小货车渐行渐远。我再次朝着融入车灯光流中的小货车鞠了一躬，尽管仍旧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能叫人赠送花束依依惜别。
那时候，我从大学辍学了，靠着不停换零工来应付一时的生活。好不容易历尽艰难困苦才进了大学，我却不过几个月就退了学。这里面虽然也有商学院的课程实在不对胃口、在交友方面受挫的成分，可最大的原因还是我父亲。叛逆期过长，发展到极限，我把父亲汇来充当学费的钱用一天时间在老虎机上花光光，第二天顺势提交了退学申请。关键问题不在退不退学，而是要让父亲吃瘪。
把对学生来说数目绝不算小的一笔学费在一天里花光用尽，是一项超乎想象的重体力劳动。吃吃喝喝买买东西或者帮助某个人都不行，作为最接近于“打水漂”的方法，我选择了老虎机。尽管如此，不知为什么，那天我把把赢。“哗啷哗啷”——代币招人恨的声响响个不停，叫人心里直发毛。我陷进了一种情绪当中，仿佛听见父亲在暗自偷笑说：“就你小子那点心思，我早看穿了！”
我在店里连续坐了十二个小时以上，终于在投入最后一个代币时，只觉得耳鸣、恶心。
同身为高中历史教师的父亲之间变得复杂的最初缘故，可以追溯到我八岁时母亲因肝癌去世那阵子。后来，两周年忌日还没过，自称新母亲的人就来了。似乎是周围的人担心一个男人家单独带孩子恐怕够呛，就给安排了相亲。这个人也是学校老师，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
说实话，最令我烦恼的，既不是做出轻易就去寻找母亲替身这种事情的父亲，也不是标榜教师该有的严格的继母，而是四岁的妹妹。生平头一遭拥有了兄弟姐妹的我，对于该怎样对待这个过于幼小的活物，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妹妹把蓬松、卷曲、量又少的头发硬生生扎起来编成极细的三股辫子，超短的牛仔裙底下穿一条起满球的白色紧身裤。由于过敏性鼻炎的缘故，她一天到晚鼻塞；一喝冰镇大麦茶立马拉肚子；全家出门旅游前的头一天晚上必定发烧。不知道为什么，她对顺序这玩意儿有一套自己的执着：关于洗澡的顺序、摆菜碟的顺序、等待幼儿园校车的顺序，等等。但凡规则被打乱一点点，她就要嚷嚷着“讨厌、讨厌、讨厌”，一边大哭。于是鼻子越发地不通了。
惹她哭的因素此外还有不计其数：我生硬的说话腔调、我期待的野生动物电视纪录片、我练习时挥动的棒球球棒、我收集的恐龙公仔……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似乎仅仅是由悲伤填满的。
妹妹有一个很宝贝的洋娃娃。一个平淡无奇、也不怎么可爱的橡胶做的洋娃娃。看样子有些年头了，失去了弹性，又瘦又细又寒碜。四肢满是污垢，脏兮兮的；毛线充当的头发硬撅撅的，还打了结；涂成蓝色的眼睛褪色了，成了斑纹状。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它。在床上，她经常握着洋娃娃的手入睡。
暑假里的一天，妹妹正在睡午觉，我看着她，连我自己也没法解释那样一个念头当时怎么会掠过我的脑海。就只是无意中突然——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词汇好形容。但是那个念头却具备事先经过充分准备与推敲的、精密的轮廓与细节。正因为这样，我没有抗拒这个念头。
为免惊醒妹妹，我倍加小心地从她手里抽走洋娃娃，得手后立马飞奔出家门。为了甩掉妹妹的手指陡然一动时传递过来的那种感觉，我朝西全速狂奔。透过攥紧的指尖，感觉到洋娃娃的头跟着晃荡不止。穿过商业街，穿过天桥，穿过公园，眼前出现了铁路公司的职工宿舍。这是我所知道的最高的建筑物。
我爬上消防楼梯，从最顶层五层的楼梯平台向下俯瞰，发现地面比我想象的还要遥远得多。除了自行车停车场那一块有两三个小孩在玩耍外，没有其他人影，只听见从公园传来无休无止的蝉鸣声。洋娃娃拿斑纹状的眼珠瞪着我，对它自己接下来的遭遇一无所知。
我从楼梯平台探出身子，把洋娃娃扔下了楼。我呼吸急促，怎么也平稳不下来，汗水湿透掌心；洋娃娃却乖乖地、不发丁点儿声响地坠落下去了。
捡起来时，它损伤得没有我期待的严重。由于刚才攥得过紧，裙子被我弄皱了，还有背上沾了些尘土，就这个程度。手脚没有摔掉，脑袋也没有破裂。我帮它把裙子的褶皱抻平，把土掸掉，把头发拢顺以后，带着它回到家，帮它溜回到还在睡觉的妹妹身边。
从那以后，每回妹妹对着洋娃娃说话，跟它贴脸，或者紧紧拥抱它，我就在心里嘟囔：“那是一具尸体！”并不出声地告诉妹妹，“脑浆内脏通通摔烂了，这就是一具浑身血淋淋的尸体！”妹妹什么也没察觉，继续疼爱这尸体。
那起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在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不久。铁路公司职工宿舍消防楼梯五楼的楼梯平台——正好就在我扔下洋娃娃的那个地方，发生了跳楼自杀事件。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自杀的是住在相邻城市的一位主妇。好像是因为受不了疾病的折磨，小宝宝被丢在楼梯平台上哇哇大哭，襁褓里夹着遗书；不，其实是被婚外恋对象给推下去的——诸如此类，任意编造的谣言满天飞，结果真相始终不明了。
尽管大人们叮嘱说绝对不能靠近职工宿舍，可同学们出于单纯的兴奋，我则出于不能对人说的自己独特的理由，无论如何遏制不住想要看一眼现场的欲望。但是等我们放学后到达现场的时候，一切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哪里都看不到悲惨的痕迹。只有推测是主妇倒地的那一块地方，也就是洋娃娃坠落地点的地面，湿了一片。在消防楼梯入口的背阴处，摆放着一束花。
对，是一束花。
沿国道走着，我久违地回想起职工宿舍的消防楼梯。当时的那束花，比科长送我的寒酸多了。花的种类什么的忘记了，只记得很像是把卖剩下的几枝勉勉强强凑在一起的感觉，软趴趴地躺在那里。有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错觉：莫非这才是坠楼的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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