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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草地上的时候我把它松开。那是在剧场的下面。它喜欢那样。可是来到这儿就应该拴住它了。我偷懒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话题一下子转到这上面来，若冰甚至都没有感到惊奇。她说：“我钱包丢了。是我自己的错儿。我把它落在剧场女洗手间的水池子旁边了，等我再回去找它已经不在了。戏演完时我光顾着出去竟把它落在那儿了。”
“今天演的是哪一出？”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她说，“我的钱全在里面，还有我的回程火车票。”
“你坐火车来？就为了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是啊。”
她想起了母亲以前对她和乔安妮作过的嘱咐，让她们每当坐火车旅行或者说只要是出门旅行的时候，都永远得另外准备几张钞票，折起来用别针别在内衣内裤上。而且，永远都不要和陌生男人说话。
“你怎么笑起来了？”他说。
“我不知道。”
“是啊，你想笑就尽管笑好了，”他说，“因为我很乐于借钱给你买火车票。是什么时候的车？”
她告诉了他，接着他说：“那好。不过走之前你应该吃点东西。不然你会饿的，这样就享受不了坐火车的乐趣了。我身上什么都没带，因为我带朱诺出来遛的时候是从来都不带钱的。不过这儿离我的店铺不远。你随我来，我从现金出纳机里取出点钱就是了。”
因为心事重重，所以她直到此时才注意到他说话带有一种口音。那是什么口音呢？既不是法语也不是荷兰语——这两种语言她相信自己是可以识别出来的，法语她在学校里念过，荷兰语呢，她的医院里有时会有说这种话的移民来看病。引起她注意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他提到她可以享受搭乘火车。她认得的人里没一个会用这样的话来说成年人的。可是他这样说的时候似乎那是很自然也很必需的。
来到唐尼街拐角时，他说：“咱们往这边拐。我的房子就在前面不远。”
他说房子，可是方才他是说店铺的。不过也没准他的铺子就是开在他的房子里的。
她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不安。事后她也曾对这一点感到诧异。她毫不踟蹰地就接受了他伸出援手的建议，允许他搭救自己，还觉得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散步时是随身不带钱的，不过倒可以从自己店的现金柜里去取。
她之所以会这样反应，原因之一可能是他的口音。有些护士嘲笑荷兰农民和他们的老婆说话的口音——自然，是在他们的背后。因此若冰也养成了习惯，觉得对待这样的人应该有特殊的考虑，仿佛他们有特殊的语言障碍，甚或是心理上的某种迟钝似的，虽然她知道这样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所以，对方有口音，是会引得她显示出某种程度上的宽容与格外客气的。
再说她也根本未曾正眼好好地看过他。起初她心乱如麻，接着再想要看到他的脸就不容易了，因为他们是并肩前行的。他个子高，腿长，走得很快。她注意到的一点是阳光在他的头发上闪耀，头发剪得很短，跟胡茬似的，在她看来像是银光闪闪的。也就是说，是花白的。他的前额，很开阔很饱满，也在阳光底下闪亮，她不知怎的得出一种印象他比自己要大上一辈——是一个彬彬有礼却稍稍有点不耐烦的人，像学校里的老师，有点专横，他需要的是尊敬，却绝对不是亲密。稍后，在室内，她能看到他的灰白头发里还间杂着一种锈红色——虽然他的皮肤有一种橄榄绿的色调，对于一个红头发的人来说那是很不寻常的——而他在房间里的动作有时有点儿笨拙，仿佛是不习惯有客人出现在自己的生活区里。他的年纪也不见得会比她大过十岁。
她出于错误的原因相信了他。不过她相信这本身却没有什么错儿。
这店铺的确是开在一座住宅里。这座狭窄的砖楼是早年间留下来的，所在的这条街除了这一座之外其他建筑都是盖了专门用来开店的。它的前门、台阶和窗户都是正规的住房的样式，在窗台上有一架精心制作的座钟。他打开了锁着的门，不过并没有把写着休息的牌子翻转过来。朱诺先于二人硬挤了进去，他又一次向她表示抱歉。
“它认为它有责任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不该进来的人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出去时一切都正常。”
这地方到处都是钟表。有深色木框的也有浅色木框的，色彩鲜明的数字，镀金的穹顶。它们置放在架子上、地板上，甚至是得在上面取货交款的柜台上。柜台里面，还有几只放在长凳上，肚子里的机件全露了出来。朱诺很灵活地在它们之间穿行，可以听到它上楼踩着步子的声音。
“你对钟表感兴趣吗？”
若冰还没等考虑到应该显得有礼貌，就迸出了一个“不”字。
“很好，那么我就没必要自卖自夸了。”他说，一边领她穿过朱诺方才走过的窄径，经过了一扇门——这里面应该是一个厕所——又登上了很陡的扶梯。接着他们进入了一个厨房，那里一切都很洁净、明亮和井井有条，而朱诺已经摇晃着尾巴，伫候在地上一只红盘子的旁边了。
“你得给我等一等，”他说，“是的。等一等。没见到咱们家来客人了吗？”
他靠边侧立让若冰进入前面的大房间，那儿上漆的宽条地板上没铺地毯，窗前也没有挂窗帘，有的只是百叶窗。一套音响设备占据了差不多整整的一面墙，对面的墙前摆放着一张沙发，是那种拉开便可以当床的。还有两把帆布椅子和一只书架，一个格子上放着书，另一格上放的是杂志，都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看不到有图画、椅垫或是小摆设之类的东西。是一个单身汉的房间，一切都是有目的与必需的，是为了满足某种简朴的需要的。这儿跟若冰唯一熟悉的另一个单身汉——亦即威拉德·格里格——的住处是那样截然不同，那儿更像是在已故父母留下的家具之间随随便便隔出来的一片凄凉的宿营地。
“你愿意坐在哪里？”他说，“坐沙发？那儿比椅子舒适一些。我来给你煮一杯咖啡，你坐在这里喝的时候，我去煮一些东西，给你当晚餐。你以前几次来，在散戏和上火车回家，这当中的时间里，都干了些什么呢？”
外国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在词与词之间都留出一点点时间，就跟演员念台词似的。
“散步，”若冰说，“另外就是找些东西吃。”
“那么今天也是这样。你独自一人吃东西不觉得烦闷吗？”
“不觉得。我总是会想戏里面的事情的。”
咖啡很浓，但是她喝了几口也就习惯了。她不认为自己应当表示想帮他一起到厨房去干活，倘若主人是个女的她就会这样做了。她站起来，几乎是踮着脚地穿过房间自己去取过一本杂志。她刚拿起来的时候她就知道是没有用的了——那些杂志全都是用很次的发黄的纸印的，用的是她既不懂也识别不了的语言。
事实上，她刚把杂志摊开在自己的膝上时，她便明白她连字母也全都不认识。
他走进来给她续咖啡。
“啊，”他说，“原来你还懂得我用的语言？”
这话听上去有点挖苦的意思，不过他的眼光避开了她的眼睛。情况几乎好像是，他，在他自己的家里，反倒觉得不好意思了。
“我甚至都不清楚这是什么语言呢。”她回答道。
“是塞尔维亚语。也有人称它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你就是从那儿来的吗？”
“我是从门的内哥罗③ 来的。”
这下子她可抓瞎了。她都不知道门的内哥罗在哪里。是挨着希腊的吧？不对——那是马其顿。
“门的内哥罗是在南斯拉夫，”他说，“或者说他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不过我们并不这样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