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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西南工人出版社刚刚创办，还没有力量出书。它只有一个门市部，只有一项任务——卖书。我站在书台前，看了不少书。我背着书箱到工厂、到煤矿，看到解放了的工人多么渴望书。
一九五二年，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并入新华书店。我被调到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工作。在编辑部，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工作人员。登记来信、分发来稿、收抄记录新闻。我努力完成分配给我的每一项工作，并且自学俄语、画画和高中课程。
一九五四年，我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五五年改名为北京俄语学院，现为北京外语学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调干大学生。在大学里，我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
一九五七年，我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当俄语翻译和音乐编辑。先后在伊朗语组和对苏广播组工作。我得过先进工作者的嘉奖，也一次一次地晕倒在办公室。一九六二年，我被精简下放，到北京市教育局。当俄语教师。
五
但是，我又一次次地晕倒在讲台上。
没有一个学校愿意要一个经常晕倒在讲台上的教师。这样，我成了一个分配不出去的教师，一个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一个不为社会所需要的人。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一页。
在绝望中，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这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文学才能，只是因为我不能上班，又不甘心沉沦，总得干些什么事。不能坚持八小时工作，那么四小时，三小时，只要还活着，我就得有所作为，就得对社会尽自己的一份义务。
那时候，搞文学创作，讲的是“为工农兵服务”，对于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除了“深入工农兵”之外，不可能有别的出路。在工农兵当中，我选择了农民。比较起来，农民对我不算太陌生。这同我幼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农村，不能说是没有关系的。
一九六三年秋，我把两个孩子送到上海的亲戚家里，告别了丈夫，只身来到山西汾阳县万年青公社贾家庄大队。六十年代中期，贯彻调整方针，农村在复苏。农家的小院里又有了猪，有了羊，有了鸡，农民的脸上又有了笑容。我生活在善良的农民中间。每天扛起锄头，同我的房东一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工余之暇，我给农民画画，也给农民当教员，教他们学文化，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这使我精神非常愉快，得到极大的宽慰。我在城里几乎被人遗弃，在农村却结识了很多朋友。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来“深入生活”为了写小说什么的。我一个字也没写。但是，我的这些农民朋友，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音容笑貌，却铭刻在我心里，后来又一一再现在我的小说里。这年冬天，开始“四清”。工作队进村，我作为一名国家干部，又了解村里的不少情况，被动员参加“四清”工作队。但是，作为农民的朋友，我又不愿意干伤害朋友的事情。这不是什么“仗义行为”，而是因为我对那些老实、忠厚，有时也玩弄一些小小的计谋以应付上级领导各种命令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从心里深表同情。左右为难，我只好一走了之。
回到北京，我写了两个农村题材的多幕话剧。一个题名《万年青》，一个题名《今儿选队长》。我给剧院送去过，也给《剧本》月刊投寄过。我得到了鼓励：“有生活气息”，“语言很好”，“有的人物很鲜明”，“有的戏很精彩”，但是，“整个剧本还不成熟”。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这就是很高的奖赏了。它坚定了我走创作之路的决心。但是，怎样才能使整个剧本成熟起来呢？我感到茫然。
在这里，我要感谢戏剧家李之华同志，他看了我的这两个剧本，给我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并且允许我去旁听他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讲课，使我多少懂得了一些戏剧规律。
我的第三个剧本是《焦裕禄在兰考》。这个剧本送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后来准备恢复戏剧演出，北京人艺组织了戏组，准备排这个戏。我和导演、演员一起到河南兰考体验生活。我满以为这个剧本可以同观众见面了，结果又吹了。
接连三次失败，使我对剧本创作失去了信心。我同剧组的同志一起去体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体验到剧组的生活。我开始明白了一点儿：一个剧本从剧本组通过、导演通过，剧院领导通过，再到上级领导通过，有层层关卡。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怎干得了这个差事！
这样，我退下阵来。
但是，我并没有灰心。既然我的语言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笔下的人物还有某些可信之处，并且还能传递出某些生活气息，我为什么非在话剧这棵树上吊死呢？为什么不让我的人物，我的语言出现在小说里？小说不也需要生活气息，需要戏剧性的情节吗？于是，我开始写小说。
当然，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情了。
六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个“逍遥派”。
这并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只是因为别人或者“停课闹革命”，或者“就地闹革命”，我是教育局的编外人员，没有所在单位，没地儿“闹革命”。
然而，“逍遥”也不那么容易。后来，我们这些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列入编外的人员，同“旧北京市委”的干部，一起被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又来到农村。同上回去农村不同的是：上次是去山西，这次落脚在京郊通县。上次是通过“后门”，请了病假，拿着劳保工资，自筹路费；这次是通过正门，拿着全部工资，路费可以报销。对我来说，有这样优惠的条件去“体验生活”，是不幸中之大幸。
当时，除了每个月放四天假，回城料理家务，对于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放逐的生活，是不能想，也不敢想的。不过，我还算安心，因为它毕竟使我又有机会来到农民身边。我同他们一起插秧、割麦、喂猪，寒冬腊月去挖河；也同他们一起偷懒，一起糊弄上面的各种瞎指挥。再就是同老大妈、二婶子、姑娘们一起盘腿坐炕上纳鞋底，说家常，听他们说东道西，讲古往今来的各种故事。
后来，不知怎么又时来运转，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被委以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重任，进驻到各个村去，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当然，这也含有“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受锻炼，接受考验”的成分。这场考验的结果是，开拓了我农村生活的视野，给了我极大的活动余地，使我有机会结识了从县、社到左邻右舍各个大队的干部，结识了过去由于避嫌而不敢接触的地、富、反、坏各式人士。
就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之余，我趴在农家小院的炕头上，开始写我那本倒霉的长篇小说《万年青》。如果我能够知道我这部处女作后来会惹出那么多事来，我肯定是不敢动笔的。
然而，谁又能有这样的预见呢？
七
《万年青》写的是一九六二年华北某地一个生产大队反对包产到户的故事。
这并不是我杜撰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很多农村都曾经发生过。焦裕禄树立的四面旗帜当中，就有一面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韩村。我那个未曾公演的剧本《焦裕禄在兰考》，主要就是写他支持韩村贫下中农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那一段。当我改写小说的时候，就以一个村的贫下中农反对包产到户为主线，把我过去写的几个剧本中比较成功的人物和情节编织在一起，铺陈为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这部小说动用了当时我的全部“生活积累”。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来还比较顺手。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当我结束“下放”生涯，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五中学当俄语教师时，我的丰硕成果之一，就是怀揣着这部手稿。
但是，当我脱稿时，我自己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我的第一读者是李希凡同志。他读了原稿，给我写了一封信，予以肯定。这使我有了寄送出版社的勇气。
说来也巧，当时被“打倒”在家的王揖同志（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听说我写了一部小说，毛遂自荐，说他同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同志很熟，可以请严文井同志给我看看，我欣然同意。于是，原稿就到了严文井同志手里。
那时，我还不认识严文井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严文井同志并没有因为是王揖同志转去的稿子有什么特别关照，而是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小说北组的编辑许显卿同志，说：“你把这部稿子看看，提点意见退回去。”这里，我丝毫没有责备严文井同志的意思。我所以要把他这句话写出来，是为了替他洗刷一下后来他为这件事蒙受的不白之冤。
许显卿同志是一位工作极端负责、有长期工作经验的文学编辑。他读了原稿，对《万年青》持肯定态度。于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级领导，包括王致远同志、韦君宜同志、屠岸同志都看了，一致同意把这部小说列入他们的出版计划，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替我请了创作假。我很快把稿子改完，给出版社交了去。
我等待着发排，等待着校样。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一九六四年我到山西起，整整十年了。十年的心血，现在要出成果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高兴的呢！
谁知就在这时，“批林批孔”开始了，我的厄运也来了。
出版社极少数“掺沙子”掺进来的造反派，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搞开“批林批孔”了。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攻击严文井、王致远、韦君宜等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其中一颗“重型炮弹”，就是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其罪证，就是准备出版我的《万年青》。我至今不明白这些造反派的战将们从哪里编造出来的材料，竟然说我父亲有七条人命。现在，出版社准备出版一个有七条人命的国民党法官的女儿的小说，岂不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于是，我那部长篇小说就被“批林批孔”扼杀在摇篮中。
八
出版社绝大多数同志都为我抱不平，但他们无权无势，爱莫能助。
我走访出版社的各位领导，申诉我的不平。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法官，并没有人命。他的历史远在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中就作过结论，定为“一般历史问题”。而且，在开始同出版社打交道时，我就本着“把丑话说在前头”的原则，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出版社，并无半点隐瞒。出版社领导根据党的政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才把《万年青》列入出版计划，为什么现在又改变了主张？这些老同志劝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知道，他们是同情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能为力。那时，唯一能引以为安慰的是，稿子还留在出版社，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尽管已经是很微弱的希望了。
不久，这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批林批孔”中又杀出一个“批‘走后门’”，矛头也是针对老同志的。我那篇小说又被造反派抓住了，说它不是从邮局投递，经“前门”进来，而是从严文井同志的“后门”进去，勒令严文井同志从什么门进来的，还从什么门退回去。在这种压力之下，主管这部小说的王致远同志一气之下“出差”去了，严文井同志只好把原稿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一个字也没有写，给我退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