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时代 谁的东晋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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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16]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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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南迁主要有两条路线——迁往长江下游与长江上游。青徐之地的上层阶级，多迁往首都建邺附近，而殖产兴利，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区域。次等氏族为避开江左名宗，则迁往京口、晋陵（今江苏）一带。南阳、新野地区（今河南）的次等氏族及雍秦流民，则迁居襄阳（今湖北），形成一个由中层社会阶级组成的强大的武力集团。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17]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18]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19]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20]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