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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子一样，韩非也主张君主无为。
君主无为，理由有三。
首先，君无为，才尊贵。
韩非说，天底下最高级的，莫过于道和德。道，弘大而无形；德，核理而普至。它们有什么作为呢？没有，却至高无上无与伦比。而且，正因为居高临下无所作为，道才能生万物，德才能成阴阳。此外，秤能知轻重，尺能正长短，君能驭群臣，也都是这个道理。
由此可见，独尊者无为，无为者独尊。君主既然要唯我独尊，就不能像群臣那样整天忙忙碌碌；君主既然要当裁判员，那就不能再当运动员。
其次，君无为，才明智。
道理也很简单：一件事情，有人做，就有人不做。你做了，他就不做。你一个人做了，大家就都不做。然而一个国家，要做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君主一个人做得完吗？既然做不完，不如一件都不做。
相反，君主不做，臣下自然会做；君主闲下来，臣下就忙起来。这就叫“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将自举之”。那么，是君主一个人忙合算，还是大家去忙合算？是君主一个人忙可行，还是大家去忙可行？不用说吧！
第三，君无为，才安全。
道理同样简单：君主一旦做事，臣下就会揣摩。事情做得越多，臣下揣摩到的东西就越多。如果君主还表现出操作具体事务的能力，底牌就会被摸得一清二楚。没有了神秘感，君主还怎么当？所以韩非说：“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28]
相反，如果君主永远都一言不发，面无表情，不置可否，高深莫测，臣下就战战兢兢，既不敢偷奸耍滑，又不敢欺上瞒下，更不敢觊觎政权。用韩非的话说，就叫“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悚）惧乎下”。[29]
显然，这是强者的权谋。
权谋是从老子那里学来的。不过，老子的权谋属于弱者，是弱者的智慧。《老子》一书再三强调统治者要放低身段，强调柔能克刚，弱能胜强，就因为他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详见本书第五章）。
韩非却是强势的。或者说，他代表着强势的一方。对于这一点，韩非也毫不讳言——
<blockquote>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0]
</blockquote>
很清楚，君主可以无为，就因为“要在中央”，即中央集权。中央集权，君主才握有绝对权力。有此权力，君主才能无为，也才敢无为。
权力，是无为的前提。
集权，是无为的保障。
这就与老子和庄子都不相同。老子的社会理想，是“小政府，大社会；民自治，君无为”，基本上无需权力。庄子追求自然和自由，主张“上如标枝，民如野鹿”，更只会反感和抗拒权力。因此，尽管老和庄有区别，但，无中心甚至无政府，却是一致的。
有中心的，是孔子。
孔子其实也赞成“无为而治”，只不过儒家更喜欢称之为“垂拱而治”。孔子认为，一种好的政治，就应该像“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自然而然。只不过，这种好的政治来自道德。执政者必须“为政以德”，在道德上做出表率，靠高尚的品格来感召民众，才有可能像北极星那样“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31]
没错，孔子的北斗是“道德中心”。
韩非的却是“权力中心”。占据这个中心的，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君主，包括当时各国的国王，更包括后来帝国的皇帝。他们，就是法家系统中的北极星。
当然，这些“北辰”也并非什么都不做。比如“使鸡司夜，令狸执鼠”，让臣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便是君王要做的。他们需要做这些事，也必须做这些事。[32]
因为这是权力的体现。
好在这项工作并不复杂。按照韩非的设计，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应该早已将所有的闲杂人等，包括被称之为“五蠹之民”的儒生、侠士、食客、纵横家和工商业者统统消灭，只留下农民和战士，以及管理农民和战士的官员，很“干净”，也很“单纯”。[33]
显然，这是一种专制。
然而这种专制却又是无为的。这不仅因为最高统治权和决策权在君主手里，还因为这种专制依靠的是所谓“法治”。用韩非的话说，就叫做“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34]
也就是说，一切交给制度和法令。君主即便专制，也不必亲自动手。
对！人不治，法来治。
人不专制，法来专制。
这正是法家叫做“法家”的原因，也是法家及其主张备受争议的原因，必须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六章）。但可以肯定，韩非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有制度保障的。有此保障，君主便可安居其所，自有臣民前来效劳尽力。
也许，这就叫“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由此造就的，是“蜂蚁社会”。
没错。四体不勤大腹便便稳坐中央的君主，是蜂王或蚁后；那些什么想法都没有，只知道按照法定程序做贡献的臣民，是工蜂和工蚁。
这样的社会，也会有人喜欢吗？
有。
谁会喜欢？
墨家。
[28]以上均见《韩非子·扬权》。
[29]见《韩非子·主道》。
[30]见《韩非子·扬权》。
[31]见《论语·为政》。
[32]见《韩非子·扬权》。
[33]见《韩非子·五蠹》。
[34]见《韩非子·大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