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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羊博士的绵羊牧场被美国占领军作为演习场接收。羊六十二只。
一九四七年，任职于北海道绵羊协会。
一九四九年，夫人因肺结核去世。
一九五〇年，就任北海道绵羊会馆馆长。
一九六〇年，长子在小樽港绞断手指。
一九六七年，北海道绵羊会馆关闭。
一九六八年，“DOLPHIN HOTEL”开业。
一九七八年，青年不动产商关于羊照片的提问——即我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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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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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都想见见你的父亲。”我说。
“见是没有问题。可是父亲讨厌我，所以对不起，就二位单独上去好么？”羊博士的儿子说。
“讨厌？”
“因为我缺了两根手指，脑袋上又没了头发。”
“是这样，”我说，“人像是有些古怪。”
“由做儿子的我说是不大好——实在古怪。自从和羊发生关系后，整个人完全变了。非常难以接触，有时甚至残酷。但实际上他是个内心温和的人，这点听他拉小提琴即可听出来。是羊伤害了父亲，又通过父亲伤害我。”
“你喜欢父亲吗？”女友问。
“嗯，是的，是喜欢。”海豚宾馆老板说，“但父亲讨厌我。出生以来他一次也没抱过我，也没给过我一句温暖的话。我缺了手指秃了脑袋之后，还时不时拿这个欺负我。”
“肯定不是存心欺负。”她安慰道。
“我也那样认为。”我说。
“谢谢。”
“我们直接去见，能见到么？”我问。
“不清楚。”老板说，“不过有两点如果能注意的话，大约是可以见到的。一点是明确地说想问有关羊的事。”
“另一点呢？”
“不要说是从我口里听来的。”
“好的。”我说。
我们向羊博士的儿子道谢后爬上楼梯。楼梯上凉乎乎的，空气潮湿。电灯若明若暗，拐角处积满灰尘。旧纸味和体臭味充溢四周。我们走过长长的走廊，按老板说的，敲响尽头处的一扇旧门。门上端贴着一块写有“馆长室”字样的塑料牌。没有回音。我们又敲一次，仍无回音。敲第三遍时听得里面有人哼哼。
“讨厌！”里面传出语声，“讨厌！”
“我们就羊的事向您请教来了。”
“滚一边去！”羊博士在里面吼道。就七十三岁来说，声音相当铿锵有力。
“请您务必接见一下。”我隔门喊道。
“羊没什么好说的，混账！”
“还是应该说的，”我说，“关于一九三六年不见了的那只羊。”
沉默片刻。之后门霍地打开，羊博士站在我们面前。
羊博士头发很长，雪一样白。眉毛也白了，如冰柱挂在眼前。身高一米六五左右，体格健壮。脸上棱角分明，鼻梁以滑雪场跳台般的角度挑衅性地从脸中间突向前去。
房间里荡漾一股体臭。不，那甚至不能称为体臭。在越过某一临界点之后，便已不再是体臭，而同时间、同光融为一体。宽大的房间里逼仄地堆满书籍，几乎见不到地板。书大多数是用外语写的学术著作，哪一本都满是污痕。右边靠墙有一张沾满污垢的床，正面窗前安放着大大的硬红木写字台和转椅。台面收拾得比较整齐，书上压一个羊形玻璃镇纸。灯光昏暗，唯独落满灰尘的台灯把六十瓦的光柱投在台面上。
羊博士上身是灰色衬衫和黑色对襟毛衣，下面穿一条几乎没了形状的人字呢肥筒裤。灰衬衫和黑对襟毛衣在光线作用下成了白衬衫和灰对襟毛衣。说不定本来就是这种颜色。
羊博士坐在写字台前的转椅上，用手指示意我们坐在床上。我们怕踩响地雷似的跨书挪步到床前坐下。床实在很脏，我真担心自己的牛仔裤永远沾在床单上移动不得。羊博士在桌上交叉着十指，凝目注视我们。手指连关节都生出黑毛，那黑毛同令人目眩的白发形成奇妙的对比。
只见羊博士拿过电话，对听筒吼道：“快拿饭来！”
“那么，”羊博士说，“你们是来谈一九三六年不见的羊来了？”
“是的。”我说。
他“唔”了—声，接着用手纸很大声地擤了把鼻涕，“想说什么？还是想问什么？”
“都想。”
“那，先说好了。”
“我知道一九三六年春从你身上逃走的羊的以后去向。”
“噢，”羊博士抽了下鼻子，“你是说你知道我四十二年来不惜一切代价到处寻找的东西？”
“知道。”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