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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二十八岁时，是最受人青睐的单身汉。他曾去巴黎进修药科和外科，待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刚一踏回这片土地，他就充分证明了自己没有在外虚度每一寸光阴。他比走的时候更加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同辈之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学问上一丝不苟，知识渊博，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时髦舞跳得比他好，或是即兴钢琴弹得比他棒。他的翩翩风度和殷实家境迷倒了周围很多姑娘。她们靠私下里抽签来决定谁做他的女伴，而他也乐得与她们相处，但总是若即若离，始终保持着清雅，直到最后，他不可救药地被费尔明娜·达萨那种质朴的魅力迷住了。
他总是津津乐道，说他们的爱情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自己也无法相信事情就那么发生了，特别是在那个时候，他正把自己积蓄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到这个城市的命运之中。对于这座城市，他常常不假思索地说，它是举世无双的。在巴黎，当他挽着某位临时女友漫步在姗姗来迟的秋色中，仿佛不会再有比那些金色的下午更为纯真的幸福了：到处弥漫着炭烤栗子的山野气息，手风琴声悠扬婉转，还有那一对对贪婪的情侣，在露天阳台上仿佛永远也亲吻不够似的。然而，他把手放在胸口，对自己说，眼前的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他用故乡加勒比四月的一瞬间来抵换。他还太年轻，尚不知道回忆总是会抹去坏的，夸大好的，而也正是由于这种玄妙，我们才得以承担过去的重负。可当他站在甲板的栏杆前，再一次看到殖民区那白色的山冈，屋顶上一动不动的兀鹫，以及阳台上晒着的穷人的破衣烂衫——到了这个时候，他才明白自己是那么轻易地掉进了思乡之情设下的慈悲圈套。
轮船从水面漂浮的一层溺水而亡的动物尸体间开出一条道来，驶进了港湾。为躲避恶臭，大部分旅客都进了船舱。年轻的医生从舷梯上走下船，身穿上好的羊驼毛西服和背心，外套一件长罩衣，留着巴斯德年轻时的那种胡子，头发由中间分开，露出一道清晰而苍白的中缝。他极好地掩饰了自己因恐惧而非伤感造成的哽咽。码头上几乎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没穿制服的赤脚士兵在看守。两个妹妹和母亲，以及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在那里等他。他发现他们尽管表面上开心，但脸色僬悴，毫无生气。谈到危机和内战时，他们仿佛在说距离自己很远、甚至毫不相干的事，可那隐隐颤抖的声音和游移不定的眼神背叛了他们的言辞。令他感触最深的还是他的母亲。她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女人，曾以热情火辣的社交活力从容优雅地投身于生活，而如今，在那身散发着一股樟脑味的寡妇黑绸丧服中，她就像被文火煎熬一般慢慢枯萎了。想必是在儿子一脸的困惑中察觉到了自己的改变，她先发制人，以攻为守，问儿子的脸色为何像石蜡一样苍白。
“是生活所迫，母亲。”他说，“人人在巴黎都会变得脸色发青。”
稍后他挨着母亲坐在封闭的车子里，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他再也无法忍受从车窗里钻进来的那一幕幕残酷的现实了。大海如死灰一般，一座座古老的侯爵府几乎被淹没在不断增多的乞丐之中，露天的污水沟散发出死亡的味道，再也闻不到昔日那浓郁的茉莉花香。他觉得一切都变得比他走的时候更渺小，更破败，更萧条。街道的垃圾堆上到处都是饥饿的老鼠，惊得拉车的马儿走得磕磕绊绊。从港口到他家这段漫长的路上，在总督区的中心地带，他没有碰到任何能对得起他的思乡之情的东西。他沮丧之极，为了不让母亲看见，便把头扭向一边，默默地淌下眼泪。
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即乌尔比诺·德拉卡列家族世代居住的宅邸，在这场浩劫中也未能独善其身。胡维纳尔·乌尔比诺看到家中的景象，心都要碎了。他从阴暗的前厅走进来，看到花园的喷泉池里积满尘土，鬣蜥在一朵花也没有的杂草丛中乱爬。他发现通往主要居室的那段装着铜扶手的宽楼梯上，缺了好几块大理石板，还有的板已经裂了缝。他的父亲，一位献身精神超过医术水平的医生，死于六年前那场席卷整个城市的亚洲霍乱。从此，这个家的灵魂也随之而去。他的母亲布兰卡夫人，早已用黄昏时的九日祷告代替了亡夫生前常带她去的音乐晚会和室内音乐会，想到自己将穿着丧服度过余生，她压抑得喘不上气来。两个妹妹也违背了风趣快乐的本性，成了修道院的盘中餐。
回家的那天晚上，由于害怕黑暗和寂静，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片刻也没有睡着。一只石鴴从没关严的门缝钻了进来，每隔一小时，刚好整点的时候，就在卧室里叫上一阵儿。他数着念珠念了三串《圣三光荣颂》，还念了所有他能记得的其他经文，以祈祷消除灾祸和不幸，驱散专在夜间窥视的各种鬼魅魂灵。附近圣牧羊女疯人院里，传来疯女人在幻觉中发出的尖叫声，水瓮里的水一滴一滴落在水盆中，无情地在整幢房子里回荡，迷途的长腿石鴴在卧室里来回乱跑。他生性怕黑，再加上父亲无形的亡灵就存在于这座沉睡的宽阔宅邸，这一切都令他毛骨悚然。早上五点，石鴴和邻居家的公鸡一起啼鸣，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把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完全交托给全能的上帝，因为他感到再也没有勇气在祖国这片废墟上多住一天。然而，亲戚们的关怀，几个星期日的郊游，以及那些和他门当户对的姑娘们的倾心仰慕，最终减轻了回家的第一印象所带来的苦涩。他慢慢习惯了十月的闷热，周遭刺鼻难耐的气味，以及朋友们不成熟的看法，习惯了大家的那句：“明天见，医生，您不要担心”。最终，在习惯的魔力面前，他屈服了。很快，他便为自己的屈服想出了一个简单理由。这里就是他的世界，他对自己说，这个悲伤而压抑的世界是上帝安排给他的，他属于这里。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了父亲的诊所。他把那些英国家具原地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尽管它们硬邦邦的，非常古板，而且还会在清晨的寒风中吱扭作响。但是那些有关总督时期科学以及浪漫主义时期医学的著述，他都让人搬到了阁楼，带玻璃门的书柜中则放进了法国新一派的著作。他摘下那些褪了色的廉价彩画，只留下画着医生和死神争夺一位裸体女病人的那幅，还有那张用哥特字体印刷的希波克拉底誓词。在空出的位置上，他挂上了自己在欧洲各所学校以优异成绩取得的各式各样的文凭，紧挨着父亲唯一的那张。他试图在仁爱医院推行新观念，但这并不像他曾满怀青春的激情所设想的那样。在这座古老的医院里，人们固执地恪守着代代相传的迷信观念。比如，把床腿分别放进四只装着水的罐子里，以防疾病爬上床来，又或者在手术室中要求穿礼服，戴羚羊皮手套，因为他们认定优雅是无菌操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他们无法忍受这个新来的年轻人用嘴去尝病人的尿液以检验是否含糖；无法忍受他动不动就提到沙可和特鲁索，好像他们是他的同窗室友；也无法忍受他在课堂上严肃地警告说接种牛痘有致命的危险，但同时又对栓剂这一新发明抱着令人怀疑的信念。他在所有方面都和别人格格不人：他的革新精神，他近乎偏执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身处这片到处是嘻嘻哈哈的老顽童的土地上，他的幽默感却异常迟钝，所有这些其实都是他难能可贵的美德，却引起了年长同事的猜忌和年轻同事暗地里的嘲笑。
最令他苦恼的是城里危险的卫生状况。他向最高当局请求填平西班牙人建造的污水沟，因为那里是老鼠的巨大温床。他建议代之以封闭的下水管道，污水不应像一直以来这样排到市场港湾，而应该输往偏远的垃圾场。殖民时期建造的讲究一点的房子都有带化粪池的茅厕，但那些挤在沼泽边窝棚里的老百姓，有三分之二是在露天大小便。排泄物在太阳下风干，变成粉尘，随着十二月凉爽而幸福的微风，被所有人带着圣诞节的喜庆吸人体内。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试图在市政府开办强制学习班，教穷人建造自家的厕所。他曾徒劳地斗争，希望人们别把垃圾扔到树林里，几个世纪下来，那里已经成了一片片腐烂的池塘。他建议至少一星期收两次垃圾，然后运到无人区烧掉。
他明白，饮用水是致命的隐患。然而，单是建一条高架水渠都纯属幻想，因为凡是有能力推动此事的人，都拥有自己的地下雨水池，存着多年积蓄的雨水，被一层厚厚的浮藻覆盖着。当时最值钱的家具之一，便是装水瓮用的精雕细刻的木架柜，里面的石制过滤器日夜不停地把水滴到水瓮里。为了防止有人从汲水的铝罐中喝水，罐子的边缘有一圈锯齿，就像一个滑稽的王冠。在阴暗的陶制水瓮中，水看上去清清凉凉，带着一股树林的余味。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没有被这种过滤的假象蒙蔽，因为他知道，尽管用了那么多防范措施，瓮底却还是孑孓的圣殿。童年时期，为了打发漫长的时间，他曾怀着莫名的惊恐观察这些孑孓，因为那时的他和很多人一样，相信它们是精灵，是超自然的生命，它们在水底静止的沉积物中追求少女，也会为了爱情而疯狂报复。小时候，他曾见学校的女老师拉萨拉·孔德因为竟敢对精灵出言不逊，家里的房子被碰得支离破碎。他看见她家的碎玻璃像河水一样流到了街上，还看见铺天盖地的一大堆石头——人们用这些石头朝她家的窗子扔了三天三夜。过了很久他才学到，原来孑孓是蚊子的幼虫。而一经知晓就再也忘不掉了，因为此后他发现不只孑孓，还有很多恶魔都可以安然无恙地通过我们那天真的石制过滤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阴囊疝气的来源归功于雨水池。城中很多男人都忍受着这种病的折磨，可他们不仅不以为耻，反而流露出某种爱国主义的傲慢。胡维纳尔·乌尔比诺上小学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撞见令他胆战心惊的情景：患疝气的人在烈日炎炎的下午，坐在自家门口，用扇子给自己那硕大的睾丸扇风，那睾丸大得简直就像一个趴在两腿间睡着了的孩子。据说，在暴风雨的夜晚，疝气会发出凄楚的鸟叫声，而若在附近点燃一根兀颦的羽毛，它便会绞起来，让人痛得死去活来。然而，没有人为这些倒霉事抱怨，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阴疝挂在下身，完全可以被视作男人的荣誉，比什么都值得炫耀。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欧洲回来时，已经非常清楚这种观念绝对是伪科学。但它在当地根深蒂固，很多人甚至反对在雨水池中加入各种矿物质，因为担心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培养令人骄傲的硕大阴囊的能力。
和水质不净一样，公共市场的卫生状况也一直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感到忧虑。市场位于灵魂湾正对面一片开阔的空地，那些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帆船就停靠在这个港湾。当时的一位著名旅行家曾把此地描绘成世界上货物最丰富的市场之一。的确，这里货品充足，种类繁多，热闹非凡，但同时，它或许也是最让人担心的一个市场。由于潮水无规律的涨落，海湾海水一漾一漾地把污水沟排出的垃圾又推回岸上，因此，整个市场就坐落在自己的垃圾堆中。紧邻的屠宰场也把乱七八糟的残澄丢到这里来：剁碎的脑袋，腐烂的内脏，动物的粪便，在阳光下静静地漂浮在一片血沼泽中。为了这些食物，兀鹫常常跟老鼠和狗争抢得无止无休，时而穿梭于挂在棚檐下的索塔文托美味鹿肉和阉鸡之间，时而跃过摆放在席子上的阿尔霍纳春季菜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想改善这里的卫生条件，比如让屠宰场换个地方，再重新建一个有彩色玻璃穹顶的市场，就像他在巴塞罗那看见的那些古老菜市场一样，那里供应的食物干净而漂亮，几乎让人不忍心吃掉。然而，他的那些有声望的朋友们，即便是那些一向对他有求必应的，也只能对这份不切实际的热情抱以同情。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一生都在喧嚷自己骄傲的出身，歌颂这座城市历史上的丰功伟缋、它珍贵的文物、它的英雄主义和它的美，却对时光对它的侵蚀视若无睹。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与他们不同，他对这座城市的爱恋之深，使他能用真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这座城市还真是伟大，”他常常说，“我们用了四百年的时间来摧毁它，至今仍没有达成目的。”
然而，它其实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了。先前那场肆意流行的霍乱，继最初暴毙在市场水坑里的几个牺牲者之后，在十一周内已创造了我们这里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纪录。在那之前，凡地位显赫的死者都会被葬在教堂墓地的石板下，与主教和教士团成员专享的幽静场所为邻。而不那么富有的死者就葬在修道院的庭院中。穷人们则被埋在殖民时期的墓地里，位于一座当风而立的小山上，和城市隔着一条干涸的小河沟。河上有一座灰浆筑的小桥，桥头的避雨亭竖着一块牌子，一位未卜先知的市长曾命人在上面刻下了一句话：入此地者应抛开一切希望。霍乱刚刚流行两个星期，墓地就已经满了。尽管已将一大批不知名的贵人的枯骨迁进了集体掩埋的万人坑，教堂里还是腾不出一块可以使用的空墓地来。从没有封严的墓穴中逸出的水汽令大教堂内空气污浊，不得不将大门紧闭，直到三年以后，费尔明娜·达萨在子时弥撒中第一次近距离地看见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那个时候才再次打开。第三周时，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回廊里已堆满了死人，一直堆到两边种着杨树的林荫道。最后，只得把比回廊大两倍的教会菜园辟出来当墓地。人们在那里挖掘出一个个很深的墓穴，不带棺木地草草葬下三层死人。但很快又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方式，因为被填得满满当当的土地变成了一块海绵，脚一踩，就渗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血水来。于是，人们准备在“上帝之手”庄园开辟新战场。那里是一座育肥牧场，距离城市不到一里地，后来被誉为“普世公墓”。
自从发布了霍乱公告，本地驻军便不论白天黑夜，每隔一刻钟在碉堡上鸣炮一响。这么做是应迷信的市民要求，因为他们认为火药能净化环境。受霍乱之害最深的要数黑人，因为他们人数最多，也最贫穷。但实际上，这种疾病既不分肤色，也不分血统。而就如突然开始一样，它又突然停止了。从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造成了多大规模的伤害，不是因为无法统计，而是因为我们最常见的美德之一就是家丑不可外扬。
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医生，胡维纳尔的父亲，是这段不幸岁月里的民间英雄，也是最受人瞩目的牺牲者。根据政府的指令，他本人实际上只需制订方案并领导卫生部署，可他自己却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所有社会事务中去，事实上，在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刻，在他之上几乎就没有更高的权威了。多年以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翻看当时的记录，证实了父亲所釆用的方法仁爱多于科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悖医学原理，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疫情的迅速蔓延。他是怀着儿子对父亲的同情心证实这一点的——生活慢慢地把儿子变成了父亲的父亲，他第一次为自己当初没能和孤军作战而犯下错误的父亲站在一起感到心痛。但他也没有贬低父亲的功绩：他的勤奋、他的牺牲精神，尤其是他个人的胆识，这一切都让他无愧于这座城市从灾难中死而复生后给予他的那些荣耀，他的名字理所应当和那些不计其数的战争英雄列在一起，因为比起这场战斗，那些战争可要不光彩得多。
父亲未能及身见证自己的荣耀。当他发现那种他在别人身上见到并深表同情的无法医治的病症出现在自己身上时，甚至都没有徒劳地去尝试抗争，便把自己隔离起来，以免传染给他人。他把自己关在仁爱医院的一个杂物间里，对同事的叫门声和亲人的哀求声充耳不闻，对人满为患的走廊地板上那些垂死挣扎的霍乱病人的惊恐号叫也泰然处之，他给自己的妻子儿女写下了一封充满炽烈爱意的信。在信中，他流露出对生命无比的热爱与眷恋，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恩之情。那是一封长达二十页的诀别书。信纸被揉搓得皱皱巴巴，从越来越糟糕的字迹中可以看出他的病情每况愈下。不需要认识写信的人，也能看得出那个签名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写上去的。遵照他的遗愿，他那灰白色的遗体被混葬在公共墓地，没有让一个爱他的人看见。
三天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巴黎接到了电报。当时，他正在和朋友共进晚餐，当即以香槟祝酒来纪念他的父亲，说道：“他是一个好人。”过后，他将为自己的不成熟而自责：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他竟不断地逃避现实。但三个星期后，他收到了父亲那封身后才被发现的遗书的抄本。那一刻，他向现实投降了。骤然间，那个他生命中最早认识的男人，那个养育他、教导他，和他的母亲同床共枕三十二年，却在这封信之前仅仅因为淳朴的腼腆，从未向他如此赤诚地袒露过心声的男人的形象，一下子深刻地浮现在他眼前。在那之前，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将死亡视作发生在别人家的不幸，它发生在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身上，却从来不会降临在自己的亲人头上。他们一家人的生命节奏都很缓慢，在他们身上看不出衰老、生病和死亡的迹象，他们只会在自己的时间里慢慢消失，然后变成一个时代的回忆和云雾，直至最终被遗忘吞没。父亲的遗书比那封传达噩耗的电报给了他更沉重的打击，让他确信人终有一死。尽管，他最早的回忆之一——九岁或十一岁时——在某种程度上便是从父亲身上看到了死亡早早发出的信号。那是一个下着雨的下午，他们两人待在家中的办公室。他正用彩色粉笔在地砖上画云雀和向日葵，父亲则对着窗子的亮光在看书，背心敞着扣，衬衫袖子上勒着橡皮筋。忽然，他停止了阅读，用一根末端带有银抓手的爪杖挠了挠后背。因为够不着，他又让儿子用指甲帮他抓一抓。儿子这样做时，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感觉不到自己的脊背似的。最后，父亲从肩膀上方看着儿子，凄惨地笑了笑。
“如果我现在就死了，”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可能都不记得我了。”
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他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死亡天使在办公室那凉爽的昏暗中一闪而过，又从窗子飞了出去，所到之处，散落下几片羽毛，但孩子却没有看见。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胡维纳尔·乌尔比诺马上就要到父亲那天下午的那个年纪了。他知道自己和父亲很像，而现在除了这一点外，他还惊愕地意识到，和父亲一样，自己也终将会死的。
霍乱成了他的心病。之前，除了在某门边缘课程中学过一些常识外，他对此了解得并不多。他曾觉得很难置信，仅在三十年前，在包括巴黎在内的法国，霍乱就造成了十四万多人的死亡。但在父亲死后，为了抚平记忆的伤痛，也是作为一种悔过，他学习了一切能学到的有关各种形式的霍乱的知识。他成了当时最杰出的流行病学家、疫区封锁理论的创始人、那位伟大小说家的父亲阿德里安·普鲁斯特的学生。因此，当他回到故土，从海上闻到市场的恶臭，看见污水沟中的老鼠和在街上的水坑里光着身子打滚的孩子们时，不但明白了这场不幸因何而起，而且确信它随时都会重演。
果然，没过多久，事情就发生了。还不到一年，他在仁爱医院的几个学生请他帮忙去为一个浑身泛着罕见蓝色的病人义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只在门口看了一眼，便认出了他的敌人。但运气还不错：这个病人三天前乘坐一艘来自库拉索的轻便船到达此地，是自己来到医院门诊的，似乎还没有传染给其他人的可能。不管怎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还是提醒了同事们，并最终说服当局向附近港口发出警报，以便找到并隔离被污染的轻便船。此外，他还劝阻了要塞军事长官，这位长官想发布戒严令，并立即施行每一刻钟鸣炮一响的治疗法。
“省下那些火药，等自由党人来的时候再用吧。”他温文尔雅地说，“现在已经不是中世纪了。”
四天后，病人死了，被白色颗粒状的呕吐物窒息而死。但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大家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却没有再发现一起新病例。没过多久，《商业日报》刊登消息说，在本城的不同地方，两名儿童死于霍乱。经证实，其中一名得的是普通痢疾，而另外那个五岁的小女孩，看上去的确是霍乱的牺牲品。她的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被分别单独隔离起来，整个街区也被置于严格的医疗监控之下。三个孩子中的一个也感染了霍乱，但很快就康复了。危险过去后，一家人回了家。三个月内，又发现了十一例病例。第五个月时，出现了一次令人担心的爆发。但快到一年时，大家普遍认为疫情已得到了控制。没有一个人怀疑，是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严格的医疗措施创造了奇迹，效果比他的宣传还要切实有力。从那时起，直到进入本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尽管霍乱仍然是本城，而且几乎是整个加勒比沿海地区及马格达莱纳河流域的常见病，但并没有再度发展成痕疫。对霍乱的惊恐使得当局更加严肃地听取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警告。在医学院，霍乱和黄热病被规定为必修课；并且，大家明白了填堵污水沟、把巿场建到远离垃圾堆的地方去的紧迫性。然而，此时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并没有热衷于宣告他的胜利，也没有精神百倍地去坚持他的社会使命——如今的他成了折翼的天使，不知所措，心神不宁，决意要忘掉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只因为他被自己对费尔明娜·达萨的爱火闪电般地击中了。
的确，那是一次误诊的果实。他的一位医生朋友，认为自己在一个十八岁的女病人身上看出了霍乱的先兆症状，请求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前来看看。由于害怕疫情侵人老城的宝地——毕竟，之前的所有病例都发生在边缘地区，且几乎全是黑人——他当天下午就去了。结果，他收获了惊喜而非忧患。那所房子坐落在福音花园的杏树树荫下，外面看上去同殖民老区的其他房子一样破旧不堪，但里面却井井有条，美轮美奂，光彩照人得仿如世外桃源。房子的前厅直接通向一个塞维利亚式的方形庭院，院子里刚刚刷过白白的石灰，橘树盛开着鲜花，地上铺着和墙上一样的彩色瓷砖。虽然看不见泉水，却听见潺潺的流水声不绝于耳，屋檐下装饰着一盆盆康乃馨，连拱下吊着一只只装有珍禽的鸟笼。其中最为稀有的，是三只关在一个大鸟笼里的乌鸦，它们每一次振动翅膀，都会令院子里弥漫开一种莫名的香气。用链子栓在角落里的几条狗嗅出了生人的味道，突然狂吠起来，但一声女人的叫喊立刻又使之戛然而止。许多只猫被这声严厉的喊叫吓得从四处窜了出来，又藏进花丛中。之后，一片寂静，在鸟儿的扑腾声和流过石头的淙淙水声中，仿佛能隐隐听到大海忧伤的呼吸。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真切地感觉到上帝就在此处，不由得浑身一颤。他想，如此一个家是不会受到瘟疫侵害的。他跟着加拉·普拉西迪娅穿过带拱顶的走廊，走过缝纫室的窗前，那里曾是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第一次看见费尔明娜·达萨的地方，当时院子还处在一片瓦砾之中。他沿着崭新的大理石台阶来到二楼，等候传禀，以进入女病人的卧室。可加拉·普拉西迪娅走出来时，带来了这样的口信：“小姐说，您现在不能进去，因为她父亲不在家。”于是，他按照女仆的指示，下午五点钟又来了。洛伦索·达萨亲自为他打开大门，把他领到了女儿的卧室。医生为病人检查时，洛伦索·达萨坐在角落的一片昏暗之中，双臂交叉，徒劳地控制着自己杂乱的呼吸。很难说清楚究竟谁更拘谨：医生羞怯地抚摸着病人，病人则带着处女的矜持，把自己裹在丝绸睡袍里。两人谁也没有看对方的眼睛，只是他用仿佛不是自己的声音问着问题，而她则用颤抖的声音回答，不约而同地忌惮着那个坐在阴影中的长者。最后，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请病人坐起来，小心翼翼地将她的睡衣解至腰间：霎时间，那对完美无瑕、高高隆起、有着孩子般稚嫩乳头的乳房，在昏暗的房中发出耀眼的光芒。她赶紧将双手抱在胸前遮住身体。而医生沉着地将她的手臂移开，没有看她的眼睛，直接用耳朵贴在她的皮肤上为她听诊，先是胸部，然后是背部。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总是说，他初识这位将与他共度一生的女人时，心里没有丝毫波澜。他记得，那件天蓝色的睡袍镶着花边，她的眼神炽热如火，长长的秀发披在肩上，但他当时极度担心霍乱侵人殖民老区，压根儿没有注意到正值花样年华的她所拥有的诸多美妙之处，而是全心查看她身上可能存在的哪怕微乎其微的瘟疫征兆。而她更是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位因霍乱而常常被人提起的年轻医生，在她看来根本是个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会爱的学究。诊断的结果是，这只是一次食物引起的肠道感染，在家中治疗三日即可痊愈。证实女儿没有染上霍乱，洛伦索·达萨松了一口气。他亲自把医生送上车，并付给他一个金比索的出诊费用。他认为即便是对专为富人看病的医生来说，这也算是过高的酬劳了，但告别时，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千恩万谢。他被医生那荣耀的姓氏弄得眼花缳乱，对于这一点，他非但没有丝毫掩饰，反而表示无论如何希望再次见到医生，当然，是在非正式的场合。
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了。然而第二周的星期二，没有受到邀请，也没有事先知会，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在下午三点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来了。费尔明娜·达萨正在缝纫室和两个女伴一起上油画课。他穿着一身一尘不染的白色长礼服、戴着一顶白色高顶帽出现在窗前，朝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过来一下。她把画框放在椅子上，踮着脚尖向窗子走过去，为了不让裙子拖到地上，她把荷叶边提到了脚踝。她戴了一只发箍，亮闪闪的宝石坠子垂在额头上，与她那高傲的双眸有着同样的颜色，整个人都透出清爽。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注意到，她在家中作画时竟也穿戴整齐，就好像参加节日庆典一般。他从窗外给她号了脉，又让她把舌头伸出来，用一块铝制压舌板为她检查了喉昽，还看了看她的内眼睑。每检查一项，他都做出放心的表情。他不再像上次那样拘束，但她却更拘谨了，因为她不明白他此次意外到访的原因，毕竟他曾亲口说过，若没有什么新情况需要叫他来，他就不再来了。更何况：她也并不想再见到他。检查完毕，医生把压舌板放进了装满各种工具和小药瓶的手提箱，然后啪的一声关上箱子。“您就像一朵初开的玫瑰。”
“谢谢。”
“应该感谢上帝。”他说，之后又突兀地引用了一句圣多默的名言：“您要记住，一切美好的东西，不论来自何处，都源自圣神。您喜欢音乐吗？”
他问话时，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做出很随意的样子。但她却没有回答。
“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她反问道。
“因为音乐对健康至关重要。”他说。
他是真的这样以为的，很快，她便会知道这一点，并将终身都深有体会——音乐这个话题是他用来建立友谊的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带有魔力的方式。而那时，她却把它理解成了一种嘲笑。更何况，他们在窗前谈话时，两个假装在画画的女伴发出了像老鼠一样的窃笑声，并用画框挡住了脸。这使得费尔明娜·达萨乱了方寸。她气晕了头，砰的一声关上了窗子。而医生面对着镶花边的薄纱帘不知所措，试图找到通往大门的路，可是却转了向。慌乱中，他撞上了香乌鸦的笼子，几只鸟惊得发出一阵凄厉的叫声，扑扇起翅膀来，顿时，医生的衣服沾染上一股女人的馨香。紧接着，洛伦索·达萨霹雳般的声音把医生钉在了那里：“医生，请在那里等我一下。”
他从楼上看见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一边扣衬衫扣子一边走下楼梯，脸有些肿胀，且肤色发青，由于刚从午觉的噩梦中醒来，络腮胡还乱蓬蓬的。医生极力掩饰自己的尴尬。
“我已经告诉您的女儿了，她健康得就像一朵玫瑰。”
“是啊，”洛伦索·达萨说，“就是刺儿太多。”
他从乌尔比诺医生身边走过去，没有跟他寒暄，而是推开缝纫室的两扇窗子，粗野地冲女儿叫喊，命令她说：
“过来跟医生道歉！”
医生试图劝阻他，但洛伦索·达萨根本不加理会，斩钉截铁地说：“快点！”她看了一眼自己的女伴，默默地请求她们谅解。她反驳父亲说，她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她关上窗子是避免阳光晒进来。乌尔比诺医生竭力想证明她的理由是正确的，但洛伦索·达萨坚持自己的命令。于是，费尔明娜·达萨再次走到窗前，气得脸色煞白，右脚向前，用指尖提起裙子，向医生戏剧性地躬了一下身子。
“我万分诚恳地向您道歉，先生。”她说。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幽默地学着她的样子，像火枪手似的拿着他的高顶礼帽鞠躬还礼，却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和善微笑。洛伦索·达萨邀请他去办公室喝杯咖啡以示道歉。为了表示自己心里没有留下一点芥蒂，他欣然接受了。
事实上，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除了早餐前会喝上一杯咖啡，其余时间都是不喝的。他也不喝酒，只是偶尔在正式场合喝一杯佐餐的葡萄酒。但这一次他不仅喝了洛伦索·达萨给他端来的咖啡，还喝下了一杯茴香酒。之后，又喝了一杯咖啡和一杯茴香酒。接着，他一杯一杯地喝下去，尽管还需要赶去其他几个地方出诊。起初，他还认真地听着洛伦索·达萨以女儿的名义向他致歉，听他说自己的女儿是个聪明端庄的姑娘，配得上这里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王子，可她唯一的缺点，按他的话来说，就是像骡子一样的倔脾气。可当第二杯酒下肚后，医生似乎听见从院子深处传来费尔明娜·达萨的声音，他的思绪便随她而去了：他想象着自己跟随她穿行于刚刚被夜幕笼罩的房子里，点上走廊各处的灯，给各间卧室喷上杀虫剂，打开火炉上的汤锅盖子，里面盛着她和父亲当晚要喝的汤。他仿佛看见父女俩单独坐在桌前，都没有抬眼，也没有喝汤，因为谁都不愿打破这种斗气的乐趣，最终，父亲投降了，请求女儿原谅他下午的严厉。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非常了解女人，他知道，只要他不走，费尔明娜·达萨就不可能经过这间办公室。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拖延着离开的时间，因为他明白，下午的这场屈辱伤害了他的自尊，将不会让他好过。洛伦索·达萨几乎已经醉倒，似乎并没有发现他的心不在焉，只顾自己唠叨个没完。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一边咀嚼已经熄灭的雪茄里上好的烟叶，大声咳嗽，使劲清着噪子，竭力在旋转靠背椅上寻找舒服的姿势，弄得椅子的弹簧发出一阵阵发情动物般的呻吟。客人每喝一杯，他就会灌下三杯。最终他发现两人已经互相看不见对方，这才暂停下来，起身去点灯。借着新点亮的灯光，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正面打量他，只见他的眼睛像鱼一样斜了出去，而他说出来的话也和口形对不上。医生想，这一定是酒精过量带来的幻觉。于是他站起身来，但恍惚中感觉到身体仿佛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而且那个别人此刻仍坐在自己刚才坐过的位置上。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没让自己失去理智。
当他在洛伦索·达萨的引领下走出办公室时，已经七点多了。一轮满月挂在空中。在茴香酒的作用下，院子变得如梦似幻，好像浮在一个水底世界。一只只罩着布的鸟笼仿似一个个熟睡的幽灵，沐浴在新开的橘树花散发出的暧香里。缝纫室的窗子敞开着，工作台上亮着一盏灯，一幅幅未完成的画作像参加画展似的摆在架子上。“不在这儿的你，会在哪儿呢？”乌尔比诺医生走过时这样说道。但费尔明娜·达萨没有听到，也无法听到，因为她正在卧室的床上愤怒地哭泣，等待着父亲过去，为自己下午所受的屈辱讨回公道。医生没有放弃向她道别的念想，可洛伦索·达萨却并未提议他这样做。他思念着她天真的脉搏、猫一样的舌头和柔软的扁桃体，可一想到她将再也不愿见到自己，甚至不会允许自己尝试与她见面，他立刻又垂头丧气起来。洛伦索·达萨走进前厅时，蒙在布中的乌鸦被惊醒了，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它们会把你的眼睛啄出来。”医生心里想着她，大声说道。洛伦索·达萨回过头来，问他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