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惯于“惹是生非”的太学生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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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年,因父亲升职,按照古代官场规矩,李纲获得了候补“将仕郎”的官职。这是一个最低品级的文散官,无具体职务,是专门赏给还没考中进士的官员子弟的。
第五年,他参加“国学贡士”考试,又得了个第一。这年春天,他已经具备了考进士的资格,但是突然听说家中有亲丧,于是决定不参加考试。有朋友写信给他说,那不过是不确切的消息,劝他还是参加春季的考试,中了进士,也好安慰尊亲。李纲是个大孝子,坚决不干,宁可错失了这次机会。这一年,他被正式授予“将仕郎”和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法参军的职衔。
从上面这个履历来看,李纲也就是一个走了“学而优则仕”的官宦子弟,似乎看不出他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勇气。
他少年时的一次经历,在这里必须一提。他父亲早年在延安为官时,李纲才十四岁。当时有西夏人来攻,围城甚急。李纲的父亲组织城防,万分紧张。小小年纪的李纲那时就有胆量骑着马,时时在城墙上绕城巡逻,无所畏惧。父亲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敌寇的蔑视,给了小李纲以深刻影响。
——良好正派的家教,就是英雄的摇篮,不管这个家是华贵之所还是贫寒之屋。
在太学就读的日子,是李纲仕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基石。开封城内蔡河湾南岸的这所森严学府,在李纲踏入仕途之前,就锻造了他刚正不阿的为官理念。
宋朝是个重文抑武的朝代。宋代的太学规模甚为了得。这所当时世界上罕见的人文学院座北朝南,气象恢宏,共有一千八百七十多间大小屋宇。院内有亭园射圃,供太学生门练习射箭,触目皆是庭树森森、花木繁盛。
从全国各州县推荐上来的优秀学生,就在这里潜心攻读,学生人数常年保持在三千八百多名左右;再加上行政官吏、教师、工役,整个学院的人数总计当在四千人以上。
这里是全国读书人无限向往的深造之地,典籍丰富,浩如烟海,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太学生只要经过几次考试,朝廷就可正式授官,所以人们也把太学叫做“储材之地”。
李纲赴太学就读之日,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一路水陆兼程,心潮难平。船一过尉氏县,远远就眺见汴京城楼高耸天际,端的是人间天上。进入东水门后,只见一座百万人口的繁华之都矗立眼前……年轻的李纲饱读诗书,心怀天下,从此就要从太学的亭亭柏荫下,走上修身治国的坦荡大道了。想到此处,他怎能不心事浩茫!
入学之时,朝中正是蔡京当道,朝政糜烂如江河日下。一路所见,太湖采石所的官船,高挂“应奉局花石纲”的皇家大旗,十多艘一队,在水路上横冲直撞。
沿途百姓不堪搜刮,怨声载道,都说国家将要败在这伙奸贼手里了!
民间疾苦深深震撼了从深宅大院里走出的年轻的李纲。他不禁浩叹:人间何世,百姓何辜,要遭这刮骨剔肉的残酷盘剥?
李纲是精英教育熏陶出来的学子,坚信儒家真理。古来孔子讲“求仁”,孟子讲“民本”,可是眼前的景象,哪里有一点仁义和爱民可言?他搞不懂,难道真理就是写在纸上来哄老百姓的?
在太学里,人也是物以类聚的。李纲结识了同学李彪、陈朝老等人,彼此情投意合,如同手足。他们目睹奸臣弄权,朝政腐败,都压不住心头的一股怒气。几个人聚在一起,免不了要慷慨陈词,指斥时弊。
李彪这个人,入太学已有些年头了,因为敢言而触怒了学官,同时又无强势人物做后台,因此迟迟得不到授官。同年的学子,到了“释褐”(脱下布衣、换上官袍。意为毕业)之时,大多都顺利进入官场,混得风生水起。而他,则一直伴着真理的化身——孔老夫子的塑像吃冷猪头肉。
越是郁闷,他越是要说!
借酒浇愁之时,他总要破口大骂:大小官吏只知争权,宦官阉人只知残民,朝廷只知敲骨吸髓,还让百姓活不活了?
除了骂以外,李彪还将所见所闻种种,写成了一道奏疏草稿,全面抨击当朝执政的弊病,准备有机会上奏给皇帝。
学官们对李彪的大逆不道早已很不耐烦,经常派人去监听。这日李彪骂得太狠了,太学当局认为不能再容忍,便将情况密报给了蔡京。蔡京大怒,说:太学本是弘扬朝廷教化之地,有如此悖逆,还要太学做什么?于是下令将李彪逮入监狱究治。
太学当局杀了鸡,但是却没吓住众多不满的猴。李彪被逮后,又有陈朝老奋身而起,上书皇帝,说皇帝五次任命宰相都所用非人。当朝大佬只知贪婪跋扈,坏事做绝,天下万民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太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员,是国家的栋梁,老是这么闹,着实堪忧。
这日,徽宗、皇太子赵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议,如何打压太学里的这股逆流,内侍又递上来一个东西,是太学生邓肃进呈的政治讽刺诗十首。
徽宗看罢,心里有气,半晌不语。
蔡京在旁趁机奏道:“邓肃以诗讥讽朝政,还敢公然上呈,应予严处。如不杀,有人将更肆无忌惮,浮言谤语,将扰乱天下而不可收拾。”
宋代没有杀大臣的先例,更别说杀太学生。徽宗虽然觉得蔡京说得有理,但权衡再三,还是不敢开这个恶例。于是下令将邓肃除籍,遣返回乡,交给州县严加管束。
十天后,太学将邓肃开除遣返。临别的那天,李纲一直把他送到东水门外,执手洒泪而别。
几番整肃,太学里的刺头给收拾得差不多了,当局终于落得耳根清静。
古代的昏庸之主,有一个习惯性思维:以为人家不说了,问题就没有了;所以他们不怕腐败弊政能亡国,而只怕人们发牢骚。
高压之下,太学生们的表现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花天酒地,无心向学,一天到晚去干谒权贵,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出路;另一种就是埋头苦读,从读书中寻求解脱。学院当局也抓紧了课程,想以沉重的学业来压制思想自由。
太学的课程,后来发展到十天一小考,每月一中考,三月一大考。考得你焦头烂额。当局还出一些拍皇帝马屁的题目,比如《喜见黄河清》、《天下太平赋》、《鹤瑞呈祥诗》等,让学生们写诗做赋。实质上,考试教育就是精神奴役,学校里没命地举行考试,就是为了磨掉学生们的锐气——几年考下来,你就是烈马也能给驯服了。
这种吹牛文章,李纲不愿意做,即便是写些言不由衷的话,他也感到是种耻辱。于是常常一下笔就离题万里,写成讽刺文章了。太学官员对李纲的这种不驯服也是大为头疼,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刺头:从出身看,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官子弟,但从言行看,又分明是个异端分子,不向学校当局靠拢,专和闹事者同气相求,专看异端的书,专写异端文章,显然不堪造就。
有人提议,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但大家想想,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讨论来讨论去,也只有听之任之。
李纲这位“愤怒青年”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到最后,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恰好李纲这时也中了进士,他们才松了口气,赶紧送走这尊瘟神。
跨出学院大门,李纲已经二十九岁了,即便在今天,这也算是超龄学生了。
消磨了的光阴固然可惜,但这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此后他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始终都有一个“叛逆太学生”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