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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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凭着直觉已经有所领悟。她敢肯定，维卡里奥兄弟并不急于复仇，而是迫切地想找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行凶。可是阿庞特上校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能因为怀疑就逮捕人家，”他说，“眼下的问题是该提醒圣地亚哥·纳萨尔，然后接着过年。”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大约会永远记得阿庞特上校那矮胖的身材让她感到一丝怜悯，可在我的记忆里，他是个快活的家伙，虽然他独自练习通过函授学到的招魂术后，弄得自己有点神魂颠倒。那个礼拜一，他的举止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轻率愚钝。事实上，直到在码头上碰见圣地亚哥·纳萨尔，上校才重新想起这档子事，并为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得意。
维卡里奥兄弟将他们的计划至少告诉了十二个来店里买牛奶的人，这些人在六点钟之前就将消息传到了各处。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认为，街对面那一家人不可能一无所知。她以为圣地亚哥·纳萨尔不在家，因为她一直没有看见卧室的灯亮起来。她尽可能地恳请每一个人碰到他的时候捎句话提醒他。她甚至嘱咐来给嬷嬷们买牛奶的见习修女，让她给阿马尔多神父传个话。四点钟过后，她看到普拉西达·利内罗家的厨房亮起了灯，便让那个每天来讨一点儿牛奶的乞妇给维多利亚·古斯曼最后一次捎去紧急口信。主教乘坐的汽轮鸣响汽笛时，几乎所有人都从睡梦中醒来准备前去迎候，那时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还不知道维卡里奥兄弟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其他的人不仅知情，而且对细节了如指掌。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牛奶还没有卖完，维卡里奥兄弟就回来了。他们带来了另外两把刀，用报纸包裹着。一把是剁肉刀，刀面粗糙，锈迹斑斑，长十二英寸，宽三英寸，那是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战争期间因为买不到德国刀而用一把钢锯改制的。另一把要短些，但刀面很宽，是弯曲的。法官在预审报告上画了一幅简图，或许是不知道该怎样用文字描述，便大着胆子说它像一把小型阿拉伯弯刀。他们就是用这两把刀杀的人，两把刀都很粗笨，而且磨得很厉害。
福斯蒂诺·桑托斯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俩又来磨了一次刀，”他告诉我，“又用别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吵嚷着，说他们要去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肠子掏出来。于是我就觉得他们是在胡扯，特别是因为我没有仔细看他们手里的刀，以为还是原来那两把呢。”不过这一次，兄弟俩一进门，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就注意到他们不像之前那么坚决了。
实际上，兄弟两人第一次出现了意见分歧。他们两个人的内心并不像外表看上去那般相像，到了危急时刻，脾性更是截然不同。我们这几个朋友，上小学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巴勃罗比他弟弟早出生六分钟，直到少年时期还富有想象力，做事果敢。而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我看来更加感情用事，因此也更为专断。二十岁那年，他们一起报名服兵役，巴勃罗·维卡里奥被免役，以便留下来照顾家庭。佩德罗·维卡里奥在治安巡逻队服役十一个月。由于死亡的胁迫而愈加严酷的军纪，培养了他发号施令的才能和替哥哥拿主意的习惯。退役前，他染上了严重的淋病，病情十分顽固，军医最暴烈的治疗措施、狄奥尼西奥·伊瓜兰医生的砷剂和高锰酸盐清洗剂都无济于事。后来在他入狱期间，才总算治愈。我们这些朋友一致认为，巴勃罗·维卡里奥突然对弟弟言听计从，是因为退伍归来的佩德罗一身兵营做派，而且还添了个新花样，只要有人想看，他便撩起衬衣展示左肋上子弹留下的伤疤。对于佩德罗像得了勋章一样到处炫耀大人物才患的淋病，巴勃罗·维卡里奥甚至觉得很是光彩。
据佩德罗·维卡里奥自己承认，是他决定要杀掉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他哥哥起初只是从旁跟随。然而，被镇长没收屠刀之后，他觉得已经尽了责任，可以罢手了；从那时起，巴勃罗·维卡里奥成了指挥者。两个人分别面对预审法官时，谁也没有在供词中提到这一分歧。但巴勃罗·维卡里奥多次向我证实，说服他弟弟最终下手十分不容易。或许只是一阵转瞬即逝的恐慌，可实际情况是巴勃罗·维卡里奥一个人钻进猪圈又挑出两把刀，那个时候，他弟弟正痛苦地站在罗望子树下一滴一滴地撒着尿。“我哥哥根本不知道那种感受，”在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中，佩德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就好像往外尿玻璃碴子。”巴勃罗取回刀来，发现他弟弟还抱着树干站在那儿。“他疼得出了一身冷汗，”巴勃罗对我说，“他想劝我自己去，因为他那种状态杀不了任何人。”佩德罗坐在一张为吃喜宴而摆在树荫下的木匠工作台上，将裤子褪到膝盖上。“他用了半个钟头，才换好裹阴茎的纱布。”巴勃罗·维卡里奥对我说。实际上，换纱布耽搁了不超过十分钟，但在巴勃罗看来这段时间如此难熬又令人费解，他以为弟弟又在耍花招，想拖延到天亮。于是他把刀塞到弟弟手里，几乎是强拖着他去为妹妹挽回名誉。
“没有回头路，”他对弟弟说，“就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
他们经过猪圈的大门往外走，手里握着没有包裹的屠刀，院子里的几条狗狂吠着跟在身后。天开始亮了。“那时没有下雨。”巴勃罗·维卡里奥回忆说。“不但没有雨，”佩德罗记得当时的情景，“海风吹过来，还能用手指着数出天上的星星。”消息已经传开了。他们经过奥滕西亚·包特家时，她恰好打开大门。她是第一个为圣地亚哥·纳萨尔哭丧的人。“我以为他们已经把他杀了，”她对我说，“借着路灯的光，我看见他们手里拿着刀，觉得刀上还滴着血。”那条偏僻街巷里还有几户人家敞着大门，其中包括巴勃罗·维卡里奥的未婚妻普鲁登西亚·科特斯家。这对兄弟凡是在这个时候经过她家门前，总会进去喝当天的第一杯咖啡，特别是每个礼拜五去肉市的时候。他们推开院门，几条狗在昏暗的晨光里辨出他们的身影，立刻围了过来。兄弟俩走进厨房，向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的母亲道了早安。那时咖啡还没有煮好。
“回头再喝吧，”巴勃罗·维卡里奥说，“这会儿有急事要办。”
“我知道，孩子们，”她回答道，“维护名誉的事不能耽搁。”
尽管如此，兄弟俩还是耽搁了一阵，这次是佩德罗·维卡里奥以为他哥哥在有意浪费时间。他们喝咖啡时，正值妙龄的普鲁登西亚·科特斯走进厨房，她手里攥着一卷旧报纸，准备将炉子烧旺些。“我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她告诉我，“我不仅同意，而且如果他不能像个男子汉一样履行责任，我就不会嫁给他。”走出厨房之前，巴勃罗·维卡里奥从她手里抽出两沓报纸，递给弟弟一沓，两人把刀裹起来。普鲁登西亚·科特斯站在厨房里一直看着他们走出院门，此后她又等了三年，一刻也没有灰心丧气过，直到巴勃罗·维卡里奥出狱，成为她的终身伴侣。
“多保重。”她对他们说。
所以，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觉得兄弟两人迈进店门时不如之前坚决，不是没有道理的。她给他们来了一瓶烈性朗姆酒，盼着能让他们醉死过去。“那一天我才发现，”她对我说，“我们女人在这世上是多么孤独！”佩德罗·维卡里奥向她借她丈夫的刮脸用具。她给他拿来了胡刷、肥皂、挂镜、换了新刀片的安全剃刀，可他却用屠刀刮了胡子。克洛蒂尔德·阿门塔觉得那简直是粗野透顶。“就像电影里的杀手。”她对我说。后来，佩德罗·维卡里奥告诉我，这事是真的，他在军营里学会了用剃头刀刮脸，之后就再也没能改变。他哥哥刮脸的方式远比他斯文，用了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的安全剃刀。之后两个人慢慢安静地喝着那瓶烈酒，睡眼惺忪地望着街对面那栋房子昏暗的窗口。与此同时，许多人装作顾客来买他们根本不需要的牛奶，询问店里没有的吃食，实际上是想看看，兄弟俩是否真的在等圣地亚哥·纳萨尔，准备要杀了他。
维卡里奥兄弟不会看到那扇窗子透出光来。圣地亚哥·纳萨尔四点二十分回到家里，不必打开任何一盏灯就可以走进卧室，因为楼梯的壁灯整宿亮着。他一头躺倒在黑暗中的床上，没有脱衣服，他只能睡一个小时。维多利亚·古斯曼上楼叫他起床去迎接主教时，发现他就这么睡着。我们一起在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那儿待到三点多，她亲自把乐手们打发走，熄灭院子里舞场上的灯，吩咐那些寻欢作乐的黑白混血姑娘们独自回房休息。她们已经不停歇地工作了三天三夜，先是偷偷地招待婚礼嘉宾，之后又敞开门款待我们这些狂欢之余尚未尽兴的人。至于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我们常说她这辈子只睡一次觉，那就是永世长眠的时候。她是我见过的最绰约最温存的女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她的床上技艺，不过她也是最严厉的女人。她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在这里——一栋四门大开的房子，有几间供人租住的屋子，一个当作舞场的宽敞庭院，庭院里悬挂着从帕拉马里博的中国人店铺里买来的大灯笼。是她夺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童贞。她教给我们的比我们应该懂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知道，生活中没有什么比一张空荡荡的床更让人悲伤。圣地亚哥·纳萨尔第一眼见到她就丢了魂儿。我告诫他：“雄鹰追逐苍鹭，危机四伏。”可他听不进去，仍被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那迷人的召唤弄得神魂颠倒。这个女人燃起他狂乱的激情，成了他十五岁那年为之哭泣的主角，直到易卜拉欣·纳萨尔一顿鞭子把他从床上抽起来，关进圣颜牧场一年多。从那以后，他们之间仍有一种严肃的情感，却已不再是混乱痴狂的激情。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十分尊重他，只要他在，就绝不与其他人上床。最近那次假期，她编了个借口说自己有些疲惫，早早将我们打发走了，但是大门却不上闩，走廊里还留着一盏灯，是让我偷偷地回去跟她私会。
圣地亚哥·纳萨尔在乔装打扮方面有一种近乎神奇的天赋，他最喜欢把混血姑娘打扮成别的模样。他常常抢走几个姑娘的衣服给其他姑娘穿上，最后每个姑娘都变得不像自己，反倒显出别人的样貌。有一次，一个女孩看到别人变得跟自己一模一样，竟忍不住放声大哭。“我觉得自己从镜子里走出来了。”她说。但是那一晚，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允许圣地亚哥·纳萨尔最后一次享受易装大师的乐趣。她编了个拙劣的借口将圣地亚哥·纳萨尔打发走，那次记忆的苦涩味道改变了他的命运。所以，我们带着乐手跑到大街上游逛吟唱小夜曲去了。当维卡里奥兄弟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时候，我们正在狂欢。将近四点时，圣地亚哥·纳萨尔突发奇想，邀我们登上鳏夫希乌斯的小山丘，为新婚夫妇去演唱。
我们在窗下唱小夜曲，在院子里燃放烟火和爆竹，但却感觉不到别墅里有任何生命的气息。当时没有想到房子里没人，尤其是那辆新汽车还停在门口，车篷折叠着，婚礼中挂上的缎带和蜡制香橙花环还原封未动。我的弟弟路易斯·恩里克那时候像个专业的吉他手，他即兴为新人弹唱了一首打趣婚姻的歌谣。直到那时天还没有下雨。明月高悬，空气澄澈，山崖下的墓园里闪动着一簇簇磷火。另一边，隐约可以望见月光下蓝色的香蕉园、苍茫的沼泽地和加勒比海磷光闪闪的海平线。圣地亚哥·纳萨尔指着海面上闪烁的光芒对我们说，那是一艘贩奴船受苦的鬼魂，它满载着从塞内加尔劫掠的黑奴沉没在卡塔赫纳的港湾里。他应当不是良心上有什么歉疚烦恼，因为那时他还不知道安赫拉·维卡里奥短暂的婚姻生活已经在两个小时前结束了。巴亚尔多·圣罗曼拉着他的妻子徒步返回她父母家，以免汽车的马达声过早地泄露他的不幸。他又变成了孤身一人，在鳏夫希乌斯曾经度过幸福生活的别墅里，独自守着暗淡无光的空房。
我们走下山丘时，我弟弟邀请大家去市场上的小饭馆吃炸鱼，但圣地亚哥·纳萨尔不愿去，他想在主教到来之前睡上一个小时。他跟克里斯托·贝多亚沿着河岸走去，旧码头边散布的穷人下榻的客栈开始亮起灯来。拐过街角时，圣地亚哥·纳萨尔朝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
克里斯托·贝多亚是在圣地亚哥家的后门跟他分手的，他们约好一会儿在码头上碰面。家里的狗听见圣地亚哥·纳萨尔进门，像往常一样吠了两声，他在暗影中摇晃着钥匙让它们安静下来。他穿过厨房走向屋子时，维多利亚·古斯曼正照看着灶台上的咖啡壶。
“白佬，”她叫住他，“咖啡快好了。”
圣地亚哥·纳萨尔说他迟些再喝，并请她转告迪维娜·弗洛尔五点半叫醒他，再给他送一套和身上这身一样的干净衣服。他刚刚上床躺下，维多利亚·古斯曼就从讨牛奶的乞妇那儿收到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捎来的口信。五点半她叫醒了他，不过没有让迪维娜·弗洛尔去，而是自己提着一身亚麻套装上了楼，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女儿落入主人家的魔爪。
玛利亚·亚历杭德里娜·塞万提斯没有闩门。我告别了弟弟返回去，穿过走廊，混血姑娘们养的猫睡在那里的郁金香花丛旁。我轻轻推开了卧室的门，房间里没有灯光，但我一进门就闻到了女人温热的气息，看见了黑暗中那只失眠的母豹的双眼。于是我便心旌摇荡地忘掉了一切，直到教堂的钟声敲响。
我弟弟在回家的路上走进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店里去买香烟。他喝得太多，对当时的场景记忆模糊，但是他忘不了佩德罗·维卡里奥让他喝了口酒，那酒实在要命。“简直像咽下一团火。”他对我说。睡着的巴勃罗·维卡里奥听到我弟弟进门，猛地惊醒了，朝他亮了亮手里的刀。
“我们要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他说。
我弟弟却不记得他说过这句话。“就算他真的说过，我也不会相信。”他这样跟我说过很多次，“谁他妈的相信那对孪生兄弟会杀人呢？尤其是还拿着杀猪刀！”随后兄弟俩问他圣地亚哥·纳萨尔在哪儿，因为他们曾经看到我弟弟跟他在一起。我弟弟不记得当时是如何回答的了，但是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和维卡里奥兄弟在听到他的话后大惊失色，这句答话作为他们各自的呈堂供词写进了预审报告。据他们说，我弟弟当时回答：“圣地亚哥·纳萨尔已经死了。”随后他模仿主教的姿势做了祝福，转身绊到了门槛上，跌跌撞撞地出了门。在广场中央，他和阿马尔多神父擦肩而过。神父穿着法袍正去往码头，身后跟着一个摇铃的侍童，还有几个助手抬着祭坛，那是为主教在户外做弥撒而准备的。维卡里奥兄弟看见这些人走过去，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告诉我，看见堂区神父从门前走远，孪生兄弟显得十分失望。“我想神父没有收到我的口信。”她说。然而许多年之后，在昏暗的卡拉菲尔疗养院隐居的阿马尔多神父向我坦白，他其实收到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的口信和别人传来的紧急消息，那时他正准备前往码头。“说实在的，我当时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对我说，“我首先想到这不是我的事，而是市政厅的职责，后来我决定顺路给普拉西达·利内罗捎个话。”然而，穿过广场时他已经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您得理解，”他对我说，“在那个不幸的日子，主教要来。”凶杀案发生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绝望，他嫌恶自己除了敲响救火的钟声，竟然什么主意也想不出。
我弟弟路易斯·恩里克穿过厨房的门回到家中，我母亲特意没有闩门，以免我们回来时吵醒父亲。路易斯·恩里克睡觉前去了趟卫生间，就坐在马桶上睡着了。我另一个弟弟海梅起床准备上学时，发现他趴在瓷砖地上，在睡梦里哼着歌。我的修女妹妹因为宿醉未消没有去码头迎接主教，她也叫不醒路易斯·恩里克。“我去卫生间时，五点的钟声正好敲响。”她对我说。稍晚些时候，妹妹玛戈特进卫生间洗澡准备去码头，她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路易斯拖回他自己的卧室。沉沉睡梦中，他朦朦胧胧地听到主教乘坐的船鸣响了头几声汽笛。这之后由于被婚礼狂欢耗尽了体力，他又酣然睡去，直到我的修女妹妹匆忙套上法袍，冲进卧室，发疯般地将他唤醒；
“他们杀了圣地亚哥·纳萨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