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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家荣 译
据我所知，用日语（而且是关西腔）给披头士的《昨天》（Yesterday）填词的人，只有这位名叫木樽的哥们。他只要一泡澡，便会扯着嗓子大唱这首歌。
<blockquote>
昨天，是明天的前天，
是前天的明天。
</blockquote>
我只记得开头好像是这么两句，无奈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还真说不准到底是不是这两句了。反正不管你怎么听，他那歌词从头至尾都没啥意义可言。总之就是毫无品位，跟人家原来的歌词整个一风马牛不相及的玩意。充其量是将一首耳熟能详的忧郁而动听的旋律，和有那么点无忧无虑的——或者应该说是毫不伤春悲秋的吧——关西腔的韵味，大胆地排除了有益性的奇妙拼合而已。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感觉的。现在想来，我既可以把它当做滑稽的恶搞一笑了之，也可以从中读取某些隐含的信息。不过，当时我听他唱那首歌，只觉得好笑死了。
木樽虽然说着一口在我听来很纯正的关西腔，其实是土生土长的东京都大田区田园调布人。而我和他正相反，地地道道的关西人，却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东京方言）。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俩真不愧是一对儿奇妙的组合。
和他相识是在早稻田正门附近的咖啡馆打工的时候。我在后厨干活，木樽是服务生。一闲下来，我俩就凑到一起聊天。我俩都是二十岁，生日只相差一个星期。
“木樽这个名字很少见啊。”我说。
“那是，咱这名字特少见吧。”木樽说。
“以前罗德有个同名的投手。”
“哦，那个人呀，跟我可八竿子打不着。不过，这个姓太稀罕了，也说不定什么地方能跟他扯上那么点关系呢。”
那个时候，我是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二年级学生，他是浪人，在读早稻田的补习学校。问题是，都已经是二浪了，却根本瞧不出他在努力备考。一有空他就看一些与考试无关的闲书。诸如吉米·亨德里克斯（James Marchall Jimi Hendrix）的传记啦，象棋棋谱啦，或是《宇宙是怎么形成的》之类的。据他说，这都要怪从大田区的自家走读了。
“你家在大田？我一直以为你是关西人呢。”我说。
“错，错，咱可是生在田园调布，长在田园调布的啦。”
我听了惊诧不已。
“那你为什么说一口关西话呢？”
“后天学的呗。来它个一念发起！”
“后天学的？”
“就是玩命学的呀。也就是正儿八经地学习动词、名词、语音语调什么的呗。这和学习英语或是法语之类的外国语言，从根儿上说是一码事。我还专门去了好几趟关西实地学习呢。”
我简直钦佩得不行。竟然有人像学习英语或是法语一样“后天”习得关西腔，真是闻所未闻。我不禁感慨东京到底是人多地广，觉得自己就跟《三四郎》似的缺少见识。
“我从小就是狂热的阪神老虎球迷。只要东京有阪神老虎的比赛，我绝对去看。可是吧，就算我穿着竖条纹的队服去外野拉拉队的坐席区，人家一听你是东京口音，根本不搭理你。这意思就是说，拉拉队不要我。我一气之下，发誓要学会关西腔，就这么着苦学起来，累得我都快吐血了。”
“这么点动机就让你学会了关西腔？”我大为惊讶。
“可不嘛。跟你这么说吧，阪神老虎，就是我的一切。从那以后，我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一律只说关西话，就连睡觉说梦话都是关西腔的。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关西腔够标准的吧？”
“那是当然，就跟关西人一个样。不过，你说的并不是阪神之间的关西腔吧。而是大阪市内的，相当靠市中心的口音。”我说。
“哟呵，你还真能听出来啊。高中暑假的时候，我去大阪的天王寺区家庭寄宿（homestay）过。那儿可真是个好玩的地方。走着都能去动物园。”
“家庭寄宿啊。”
“我要是像学关西腔那么玩命地投入备考的话，也不至于当第二回浪人哪。”木樽自嘲道。
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一旦迷上了某件事，便一头扎进去不出来，这一点也像极了关西人。
“那么，你是哪儿人？”
“神户附近。”我说。
“神户附近地方大了，到底是哪儿啊？”
“芦屋。”我说。
“不错的地方嘛。早告诉我不就得啦。还绕这么大个弯子。”
我解释说，别人一问我的出生地就说是芦屋的话，别人会以为我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虽说大家都是住在芦屋，但生活状况是参差不齐的。我家就不是什么有钱人。父亲在制药公司工作，母亲是图书馆管理员，房子又小，开的车子也是辆奶油色的丰田卡罗拉。所以，别人问我住在哪儿时，为了不给人先入为主的印象，总是回答“在神户附近”。
“噢，是这么回事啊，这么说，你和我正好相反喽。”木樽说，“我也跟你一样，虽说是住在田园调布，可我家其实是田园调布最破烂的地方，我家的房子，那也是相当的破烂。你啥时有空来玩玩吧。你看了，肯定吃惊得瞪大眼睛说‘这就是田园调布吗’‘不会吧’什么的。可是，老在乎这些有什么用啊。家不过是个住的地方罢了。所以，初次见面我就劈头盖脸地告诉人家，咱是土生土长在田园调布的耶，怎么着吧。就这样。”
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俩就像朋友般的交往起来。
我来东京以后，就不说关西话了，这是出于下面几个想法。我在高中毕业之前一直说关西话，从来没有说过东京话。可是，来东京一个月后，当我意识到自己已经流畅自然地操着这种新语言说话时，非常吃惊。或许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本来就具有变色龙的天性吧。要不就是对于语言的音感好得超乎常人。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即便我说自己是关西人，也没有一个人相信。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想要脱胎换骨，变身为全然不同的一个人，这个欲望使我放弃了关西话。
考上东京的大学后，乘坐新干线赴京的一路上，我都在思考。回顾十八年一路走来的人生，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大部分都是令我羞耻的。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说实话，差不多都是让我不堪回首的过往。我越是回想过去，就越是对自己这个人感到厌恶。当然也有些许美好的回忆，我不想否认这一点。虽说也不是没有一点值得自豪的经历，但是，从数量之比来看，让我脸红的事、让我无地自容的事要多得多。回想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可以说平庸至极、悲惨至极到无法形容，大多不过是些缺乏想象力的、中产阶级的破烂玩意。我恨不得把这些破烂团成一团，塞进一个巨大的抽屉里去，或者一把火烧成灰烬（尽管不知道会冒出什么样的烟来）。总之，我想要让过去的一切都化为零，让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在东京开始新的生活。我要在东京尝试开拓自己新的可能性。因此，在我看来，抛弃关西腔，掌握新的语言，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同时也是象征性的）手段。因为，最终是我们使用的语言塑造了称之为“我们”的这群人。至少十八岁时的我，是这样以为的。
“你所说的羞耻的事是什么？什么事让你感觉这么羞耻呢？”木樽问我。
“所有的事。”
“和家人关系不好吗？”
“也不是不好。就是觉得羞耻。和家人在一起本身就觉得羞耻。”
“真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和家人在一起有什么可羞耻的？你看看我，在家里欢乐着呢。”
我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明。如果问我奶油色的丰田卡罗拉车哪里让你羞耻的话，我还真答不上来。其实只不过是觉得房子前面的路太窄，还有父母对于讲排场、买好车没有兴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