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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秋
1
我的好朋友罗兹·霍洛维茨与她的新任丈夫是通过交友网站相识的。罗兹比我大三岁，比我重二十二公斤，在外人看来算不得风韵犹存，因此我也打算试试看——尽管平时我尽量避免上网。罗兹的上一任丈夫患结肠癌去世，而她则开始享受生活了。倒不是说她现任丈夫是什么人中龙凤——他名叫托尼，以前在新泽西州做汽车玻璃生意——而是说是罗兹把他好好打扮了一番，又带他到布鲁明黛商场买了几件衬衫，现在他们经常一起到犹太社区活动中心参加各种兴趣班——西班牙语会话、交际舞、情侣按摩、手工皂制作、蜡烛制作，等等。我倒不急于找个丈夫，因为再结婚会徒增很多麻烦。可我也不想一个人孤独终老，再说，能有个人陪我参加兴趣班也不错。我总觉得网络交友是年轻人才玩的东西，可是罗兹说并非如此。“即便如此，”她说，“瑞秋，此时此刻就是你最年轻的一刻啊。”
我问她有哪些建议，她告诉我，不要用看上去比本人更年轻的照片。在网上人人都会撒谎，可讽刺的是，在网上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撒谎。于是我说：“罗兹，亲爱的，真实生活跟这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约见的第一个男人叫哈罗德，我半开玩笑地问他是不是生来就叫这个名字，因为这名字听起来像个老头。不过哈罗德没有领会我的幽默感，他略带恼火地说：“你没听说过《哈罗德与紫色蜡笔》吗？哈罗德是个小孩啊，瑞秋。”总之，这场约会没了后文。
我约见的第二个男人叫安德鲁，他的指甲很脏，搞得我没心思注意他的人品。点的黄油红糖可丽饼我也吃不下，因为——天啊，他的指甲实在太让人分心了。我真想知道他来赴约之前都干了些什么，是参加园艺竞赛吗？还是把上一个跟他约会的女人埋掉？他说：“瑞秋·夏皮罗，你吃得太少了！”我考虑过把可丽饼打包带走，可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可丽饼不经放，重新加热后就变得黏糊糊、软绵绵的，就算硬着头皮吃下去也是糟糕的经历——因为你会一直想，可丽饼本来多好吃啊！
又过了几个星期，安德鲁打电话来问我想不想再约会一次，我赶快说：不必了，谢谢你。他问我为什么，我不希望自己显得过于斤斤计较，所以并不想把手指甲的事告诉他。或许我对这件事的确有心结，因为我前夫的指甲一向干净整齐，可他仍然是个烂人。就在我思考该怎么和他说的时候，他说：“算了，我明白了，你不必扯谎来唬我。”
我说：“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擦出火花，而且以我们的年龄，”我六十四岁，“实在经不起再浪费时间了。”
于是他说：“告诉你吧，你本人比照片上老十岁。”给了我临别的最后一击。
我知道他是故意把话说得这么难听，不过保险起见，我还是把照片拿给罗兹看了。在我印象里，这张照片是近期照的，但仔细回忆后，我想起这是布什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时照的。罗兹说照片上的我的确显得年轻一些，但这样正适合我，不至于年龄悬殊得过分。她说如果我选对了餐厅，再配上合适的灯光，就能跟照片上一模一样。我说那跟布兰奇·杜波依斯往台灯上罩围巾有什么两样。后来罗兹在我家阳台上用手机帮我重拍了一张照片，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约见的第三个男人叫路易斯，他戴着精致的钛合金镜框眼镜，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哇，你比照片上更漂亮。”这不禁让我怀疑自己在选照片这件事上是不是矫枉过正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便对他产生了好感。他是一位美国犹太文学教授，在迈阿密大学任教，他说他以前常跑马拉松，后来髋骨出了毛病，所以现在只跑半程马拉松。他问我平时做不做运动，我说做，我教老年人做普拉提，说到这里——说不定我可以帮他缓解屈肌的病痛？我记得他说了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之类的话。再后来，为了证明我并不是绣花枕头，我们谈到了读书。我说我非常喜欢菲利普·罗斯。恐怕所有跟我背景相似、年龄相仿的女人都会有这种陈腔滥调。可他却说，不，菲利普·罗斯非常优秀。他曾经做过一场关于菲利普·罗斯作品的公开课，结果菲利普·罗斯本人也来了，而且还坐在第一排！菲利普·罗斯听完了整堂课，中间还不时点头，两条长腿交叉，又分开，又再次交叉。下课后，他一言未发，直接起身离开了。
“他觉得怎么样？”我问，“他生气了吗？”
路易斯说他也不知道，这件事将永远是他心中的未解谜团。
我说：“菲利普·罗斯的腿很长吗？”
他说：“不如我的腿长，小瑞。”
偶尔调调情，倒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接着他问起我有没有孩子。我说有个女儿，叫阿维娃。他说在希伯来语中阿维娃的含义好像是春天，或者是纯洁，真是个美好的名字。我说我知道，正因如此，我和前夫才选了这个名字。他又说，这个名字不常见，我不认识叫阿维娃的人，只听说过那个给国会议员莱文惹麻烦的女孩。你还记得那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丑事吗？
“嗯。”我说。
他说：“那件事不仅败坏了南佛罗里达和整个犹太裔人群的名声，还抹黑了政治人物，对整个文明社会来说都是一件丑事。”
他说：“你真的不记得了吗？2001年那会儿这里的新闻节目整天都在播这件事，直到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人们才把她淡忘了。”
他说：“我实在想不起她姓什么了。你真的不记得她了吗？告诉你，小瑞，她就跟莫妮卡·莱温斯基没两样。那个女孩明知他有家室还要勾引他。依我看，她要么为了权，要么为了名，或者是缺乏安全感。她长得就是一副风流样，身材丰满——就是那种人人都会夸她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人——勾搭上莱文这样的男人让她觉得自己很神气。我对这种人一点也不同情，她到底姓什么来着？”
他说：“真是太可惜了，莱文一直是个不错的国会议员。要不是那个小姑娘坏了事，他说不定会成为第一位犹太裔总统。”
他说：“你知道我最同情谁吗？她的家长。”
他说：“不知道那个女孩后来怎么了。你说，谁还愿意雇用她？谁还愿意娶她呢？”
他说：“格罗斯曼！阿维娃·格罗斯曼！就是这个名字！”
于是我说：“就是这个名字。”
我找借口去了趟卫生间，回来后，我让服务生把没吃完的海鲜饭打了包——这里的海鲜饭很好吃，一人份又实在太大了。有些餐厅会在藏红花上偷工减料，但是大虾餐厅不会这样做。海鲜饭不能用微波炉加热，但放在炉灶上热一下还是很不错的。我说，我们平摊饭钱吧，路易斯说他正要付账。但我的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只有当我打算跟一个男人再次约会时，我才会让他请客。罗兹常说我这种做法不知该算女权主义，还是与女权主义背道而驰。不过在我看来，这只是基本的礼节。
我们一起往停车场走，他说：“刚才在饭店里是怎么了？是我说错话了吗？我感觉气氛一直很融洽，可是突然就变了样。”
我说：“我只是不喜欢你而已。”说完便上了车。
2
我住的公寓位于海滩地带，有三间卧室。我在家里就能听见海浪的声音，对家中的一切都很满意——这就是独居最大的好处。即便你嫁给一位常常不在家的人，比如医生，他也会插手诸如家居装饰的事。而他的意见通常是“我想要一张更有男子汉气概的床”，或者“一定要装遮光窗帘，你知道我的工作日程很不规律”，还有“这个的确很漂亮，可它不耐脏啊”。而现在，我的沙发是白色的，窗帘是白色的，羽绒被是白色的，厨房台面是白色的，衣服是白色的，一切都是白色的。而且，不，它不会脏，因为我用得很小心。我买房子的时候房价临近低谷——尽管生活有诸多不顺意，但在房地产这方面我运气总是很好——如今这套公寓的价格已是我买下时的三倍。倘若我把它卖掉，可以赚上一大笔，不过说实话，卖掉了我又能去哪儿呢？你倒是说说，我还能去哪儿？
阿维娃小时候，我还没离婚，那时我们住在城市另一头，在一幢意式托斯卡纳风格的小别墅里。别墅位于茂林会所——一个封闭式的社区。如今我不在那里居住，我终于可以直言相告，那几扇大门一直让我心里不舒服——住在博卡拉顿，我们该提防谁呢？不管怎么做，茂林会所里还是时常有人遭抢劫。那些大门就是用来招贼的。越是门禁森严，外人就越觉得里面有东西值得这样大费周章地防护。不过我正是在茂林会所结识了罗兹，可以说不论我经历了什么样的波折，她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也是在那里与莱文一家相识的。他们搬进来的时候阿维娃十四岁，在读高一。
我们与亚伦·莱文相识的时候，他还是个声望不高的州众议员。他的妻子艾伯丝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她是南佛罗里达医疗集团的内部法律顾问。罗兹给亚伦·莱文起了个绰号——“犹太超人”。说实话，他长得的确很像超人。他只穿着运动鞋身高就有两米，一头黑色卷发，蓝绿色的眼睛，脸上总带着开朗、和善又憨厚的笑容。他是个能文能武的男人，既穿得起礼服衬衫，也穿得起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制服——那副肩膀足以胜任这样的角色。他比我和罗兹小几岁，但年龄差距不大，所以罗兹常开玩笑，说我们两人中至少有一个应该试试勾引他。
他的妻子艾伯丝则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她上半身清瘦，下半身却很粗壮——小腿和屁股很粗，膝盖也肉乎乎的。不知她要花费多少精力才能让那一头棕色卷发长期保持笔直的金色“波波头”发型。罗兹总是说：“气候这么潮湿，哎哟，梳那个发型简直是疯了。”
说实话，我也曾试着跟艾伯丝交朋友，可她就是不为所动（不仅我如此，罗兹也试过）。我和迈克请他们到家里吃过两次晚饭。第一次我忙了一整天，做了牛胸肉。尽管开着空调，穿着DKNY露肩连衣裙，我还是汗湿了衣衫。第二次我做了枫糖浆烤三文鱼。这道菜不难做，先腌十五分钟，再烤三十分钟就大功告成了。可艾伯丝从来没有回请过我们，我也就领会了她的意思。再后来，阿维娃读高三时，亚伦·莱文要参加国会竞选，他们一家便搬去了迈阿密，我以为自己从此不会再与他们有瓜葛。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个邻居，但只有少数几个才能成为罗兹·霍洛维茨那样的朋友。
然而在我脑海萦绕了一整天的并不是罗兹，而是莱文夫妇，直到电话铃响的那一刻，我还在想着他们。打电话的是公立学校的一位历史老师，问我是不是艾斯德尔·夏皮罗的女儿。她一直想联系妈妈，问她能否到她所在的高中为幸存者纪念日致辞，可是妈妈既没回短信也不接电话。我向她解释，大约六个月前，妈妈患上了严重的中风，所以不行，艾斯德尔·夏皮罗没法出席幸存者纪念日。今年他们只能找其他的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了。
历史老师哭了起来——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让人心生厌烦——她说要把幸存者聚齐越来越难了，即使在博卡拉顿也不例外——这里百分之九十二的居民都是犹太人，除了以色列以外，这里是全世界犹太民族气氛最浓的地方。她说，二十年前她发起幸存者纪念日活动时，幸存者还很好找，可是现在还剩下多少人呢？就算你躲得过癌症，躲得过犹太人大屠杀，死神早晚也会追上你。
这天下午，我到疗养院去探望妈妈，那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学校食堂与死亡的混合气味。妈妈的手绵软无力，左半边面孔耷拉着。依我看，没什么好遮掩的，她就是一副中了风的样子。
我告诉她，有个唯唯诺诺的中学老师在找她，妈妈努力地想说话，但只发出了几个元音，没有辅音——或许是我这个女儿不称职，反正我没听懂。我告诉她，这次约会原本非常愉快，可那个男人突然开始对阿维娃说三道四，结果不欢而散。妈妈的表情让人难以捉摸。我说，我很想念阿维娃。我知道母亲无法回答我，所以才这样说。
我正要离开疗养院的时候，妈妈的妹妹梅米来了。梅米是我见过最乐观开朗的人，但有时候她这个人不太可信。这么说其实有点不公平。与其说是梅米不可信，倒不如说是我不相信所有的乐天派和所谓的幸福感。梅米张开胖乎乎、松垮垮的手臂抱住我（小时候，我和弟弟把这样的手臂称作“哈达萨臂”），告诉我母亲曾问起过阿维娃。
我问：“她究竟是怎么问的，梅米？”因为妈妈根本不能说话。
“她说了她的名字。她说‘啊——喂——哇’。”梅米坚定地说。
“整整说了三个字？”我不太相信。再说，妈妈说的词听着全都像“阿维娃”。
梅米说她不想跟我争论这些，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为八十五岁的妈妈策划生日聚会。梅米还没想好在哪里举办聚会。在这里？尽管妈妈住在这儿，但这里并不是她的家。去别处？妈妈的身体不知能否经得起折腾。梅米自然觉得换个环境聚会更好，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去博卡拉顿艺术博物馆，或者去米兹纳公园那个有早午餐的饭店，或者去我的公寓。“你的公寓实在太美了。”梅米说。
我说：“梅米阿姨，你真的觉得妈妈想要办聚会吗？”
梅米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你母亲更喜欢聚会的人了。”
我不禁怀疑梅米和我说的是不是同一个人。我曾经问过母亲，她和爸爸过得幸不幸福。“他很会赚钱，对你和你弟弟也很好。至于幸福，”母亲说，“那是什么？”可以说，这是我第一百万次意识到，做一个女人的妹妹与做她的女儿是完全不同的经历。
我说：“梅米，你真的认为现在是办聚会的好时候吗？”
梅米看着我的神情，仿佛我是她见过最可怜的人。“瑞秋·夏皮罗，”她说，“任何时候都是办聚会的好时候。”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