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过了头 (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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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没学过数学的人，分不清楚数学和算术，以为数学是干巴巴的、无聊的学科。其实，这门学科需要无上的想象力。
——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1]
1
1891年1月的第一天，一个矮小的女人和一个高大的男人走在热那亚的老公墓里。他们都四十岁左右。女人有一颗孩子般的大头，一头厚密的鬈发。她表情热切，微带恳求。她的脸看起来已经有些沧桑。而男人则是庞大，他二百八十五磅的体重，分摊在硕大的身架上。他是个俄罗斯人，常被人称为大熊，或者哥萨克人。这会儿，他蹲伏在墓碑上，在他的笔记本上写着，记录碑铭，苦思着一时看不明白的缩写词，尽管他会说俄语、法语、英语、意大利语，还懂一些古典和中世纪的拉丁语。他的知识和体形一样宽广，不过，他的专业是政府法规，能讲美国当代政治机构的发展、俄罗斯和西方的社会特征差异、古代帝国的法律与实践。不过，他不是老学究。他机智诙谐，受人欢迎，和任何层次的人都能轻松相处，他能过最舒适的生活，因为他在哈尔科夫一带有产业。他被禁止在俄罗斯任教职，只因他是个自由主义者。
他的名字很合适他。马克西姆。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和他一起的女人也是科瓦列夫斯基家的一员。她嫁给了他的一位远房表哥，不过，她现在是个寡妇。
她开玩笑地跟他说话。
“你知道我们中有一个要死了，”她说，“我们中有一个今年会死。”
他心不在焉地听着，问她，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新年的第一天就在墓地里走。”
“的确。”
“还有不少你不知道的呢，”她那样冒失而又急切地说，“我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女孩子与厨娘们在一块的时间更长，而男孩子都待在马厩里—我想是因为这个。”
“马厩的男孩从来没听说过死？”
“听得不多。关注的是别的东西。”
天上在下雪，但是很轻柔。他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雪花消融的黑色脚印。
1888年，她第一次遇见了他。因为要创办一所社会科学院，他到斯德哥尔摩来当顾问。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还是同姓，这无疑会让他们走到一起，即使彼此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她有责任招待他，处处照顾这位在自己的家乡并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伙伴。
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他们互相顶撞，仿佛他们真的是失散多年的亲戚。接着就是一连串的玩笑和诘问，立刻心领神会，喋喋不休的俄语，仿佛西欧的各种语言都是单薄的形式上的笼牢，他们在里面已经困了太久，或者不过是真正的人类语言的微不足道的替代品。同样，他们的行为也很快就超出了斯德哥尔摩的风俗规范。他在她的公寓待到深夜。她只身到他的酒店和他吃午饭。当他在冰上意外摔伤腿的时候，她帮他浸泡敷药，不仅如此，这种事儿她还告诉别人。那时候，她对自己没有把握，对他更没有把握。她在信里向一个朋友描述过他，用的是缪塞的一段话。
他非常地快活，也非常地忧郁
一个讨厌的邻人，却是杰出的伙伴
极为轻率，也格外造作
义愤填膺的天真，但又甚为漠然
真诚得可怕，却又十足地狡猾
在信的最后，她写道：“而且，他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胖马克西姆，她当时这样叫他。
“我从来没有像和胖马克西姆在一起时这样，向往写下浪漫的篇章。”
还有，“他占的地方太大了，不管是在椅子上，还是在人的心里。对我来说，只要他在身边，让我想别的事儿完全不可能。”
那时候，也正是她应该日以继夜工作的时候，她要准备提交勃丁奖的文章。“我不光忘记了我的函数，还忘记了我的椭圆积分，我的刚体。”她对她的朋友，数学家米塔—列夫勒[2]开玩笑说。正是米塔后来说服马克西姆到乌普萨拉[3]待一阵子，发表演讲去。而她把自己从思念和白日梦里拽了出来，回到了刚体运动，还有，应用两个自变量的θ函数解决所谓的美人鱼问题。她奋力工作，心情愉快，因为他仍然在她的心里。他回来的时候，她筋疲力尽，但是得意洋洋。两件事值得得意：她的论文已经完成，只差最后的润色和匿名提交了；她的情人发着牢骚，但也是喜气洋洋的，急切地从放逐中回归，正像她所希望的那样，他向她发出了明确的暗示，希望她成为他生命中的女人。
是勃丁奖毁了他们。索菲娅这么想。开始是勃丁奖转移了她的注意力，枝形吊灯和香槟酒让她眼花缭乱。令人头晕目眩的赞美和祝贺，无穷无尽的赞叹和吻手，但仍然是不方便，永远改变不了的现实。他们永远不会给她提供和她的天分匹配的工作机会，能在一个省立女子中学谋一份教职，就已经足够幸运了，这就是现实。当她正沐浴在温暖之中时，马克西姆悄悄地走了。真实理由，一个字也没提，当然了，只说他要写文章，他需要博利厄的平和与宁静。
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一个并不习惯被忽视的男人，他可能成年之后从来没有参加过沙龙，没有参加过招待酒会，这就是原因。在巴黎不是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在索尼娅[4]的盛名下，他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人，虽然他常常确实是这样的处境。一个有坚实财富的男人，享有四通八达的名声，和身材相得益彰的智力，再加上机智诙谐的明快，敏捷的男性魅力。同时，她还全然是一个新贵，一个让人愉快的怪人，一个同时拥有数学天才和女性羞怯的女人，相当地迷人。另外，在她一头波浪之下，还有一颗不俗的心灵。
他从博利厄写来了冰冷愠怒的道歉信，拒绝了她的一旦忙完了就来看他的提议。有一位女士陪在他身边，他说，他不方便给她引见。这位女士最近情绪消沉，需要他的关心。索尼娅应该回瑞典去，他说。她一定很高兴回到正盼着她的朋友们身边。她的学生应该很需要她，况且还有她的小女儿。（这是一种刺痛，一种她熟悉的暗示，不称职的妈妈？）
信的最后是一句可怕的话。
“要是我爱你，我的信理当有所不同。”
一切都结束了。带着她的奖从巴黎回来，还有她离奇的璀璨声望。她回到了朋友身边，而对她来说，他们突然变得并不比她打个响指更重要。回到学生身边，学生显得更重要一些，那也只是当她站到她们面前，变成她数学的自我时。奇妙的是，这依然还能做到。她回到大家都以为她疏于照顾，实际上却无比快乐的小馥馥身边。
斯德哥尔摩的一切都在提醒她。
她坐在同一个房间里，她的家具是跨越波罗的海带过来的，一笔犯傻的天价。她面前，还是同一把椅子。就在不久前，它还曾勇敢地支撑过他的体积。加之，她的椅子，当他熟练地将她揽在怀中时。他从来没有在调情的时候显出笨拙来，即使他有那样的身材。
还是同样的红色锦缎，曾经有尊贵的，或者算不上尊贵的客人坐过，坐在她失去的、以往的家里。也许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坐过，带着那种令人惋惜的神经质，正在为索菲娅的姐姐阿纽塔神魂颠倒。当然，索菲娅作为母亲不称心的孩子，和平时一样，正在讨人厌。
橱柜也是老的，从她在巴利比诺的家里运来的，上面还镶嵌了她祖父母的肖像，画在瓷上的。
外公外婆，舒伯特夫妇。没有丝毫的安慰可言。他穿着制服，她穿着晚礼服，神情透露的是荒唐的自我满足。索菲娅想，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对那些不这么如意的，或者说没有这么幸运的，则只有不屑。
“你知道我有德国血统吗？”她问过马克西姆。
“当然知道。否则你怎么会有勤奋的天赋？你的脑子里全是虚构的数字吗？”
要是我爱你。
馥馥用盘子端来了她的果酱，要和妈妈一起玩小孩子的纸牌游戏。
“让我安静一会儿。你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
过了一会儿，她擦干从眼睛里涌出来的泪水，请女儿原谅她。
不过，终究索菲娅不是一消沉就没完的人。她咽下自己的骄傲，想方设法写轻松愉快的信，通过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些琐碎的快乐，溜冰、骑马，通过对俄罗斯和法国的政治局势的关注，也许就能让他放松，甚至可能让他感觉到自己的警告粗暴无礼，毫无必要。她努力逼自己说出了另外一个建议。夏天，她的课程一结束，她就动身去博利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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