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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译《五卷书》第一版出版于1959年（据版权页上的日期），“译本序”则写于1963年，这是为1964年那一版写的，此版版权页失载。第三次印刷是1981年，我写了一篇“再版后记”，这一篇“序”和“后记”都写得相当长，把《五卷书》在世界上传布的情况，以及我对本书内容的理解和本书结构的特色，还有与中国文学之关系，都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这代表我多年来研究《五卷书》的心得。到了现在，我已经多年没有再对本书有任何新的研究或思考，重读旧序和后记，觉得其中一些对历史事实的说明和自己对本书内容的理解，还没有过时，对今天的读者还是有用的。
最近若干年以来，时不时地会有人问到《五卷书》，说很多读者愿意读到此书，可是书店，所有的书店，都已久绝此书踪影，追问售货员，则如海客谈瀛洲，惘惘然无辞以对。我作为译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向人民文学出版社反映。人民文学出版者对广大读者一向是肯负责的。最后决定再出新版。这真如一场“知时节”的“及时雨”，广大读者，再加上我这一个译者，如沐春风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希望我再写一篇新序。我个人也感到有这个必要。上面谈到的本书一版再版，都已是二十世纪的事情。如今，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千年，已经降临到人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人们，全世界的人们都对这个新世纪和新千年抱有新的希望。这些希望能不能变为现实，现在还很难说。但是人们的愿望和希望却是绝对真诚的。现在，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样新时代来临之际，再版《五卷书》有什么新的意义吗？
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我认为，人的一生主要任务是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是要正确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也包括在里面；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就是天人关系。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两种主要任务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同时又逐渐形成了另外一种看法，我认为，古今中外，人们之所以要读书，其目的不出两端：一是从书中寻求智慧，寻求真理；二是从书中寻求娱乐。在过去许多年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只敢谈第一个作用，而第二个娱乐性，则有点谈虎色变，不敢涉及。连众多的中国文学史中，也着重鹦鹉学舌式地大谈所谓思想性，而于文学作品不可或缺的艺术性，则敷衍潦草说上几句扯淡的话。至于文学作品的娱乐性则宛如禁区，无人敢问津矣。
把我上面谈到的两种看法结合起来再看《五卷书》，我认为，它既能给我们以智慧，又能给我们以怡悦。在二十世纪是如此，在二十一世纪依然是如此。
从文体上来看，《五卷书》属于寓言一类，所谓寓言，就是从多数以鸟兽为主人公的小故事中归纳出来一个教训，教导人们以做人处事的道理。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即属此类。印度和古希腊的寓言颇多相似之处。学者们一致认为，其中必有模仿或者直接影响之处。至于哪一个是主，则意见颇有不同。我个人浅见，印度为主的可能性最大。印度人民富有幻想力，是民族性使然。鲁迅先生就曾对印度人的幻想力大加赞赏过。
不管以哪个为主，《五卷书》中从鸟兽小故事中归纳出来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的人类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我们不能说，这些教训全是精华，有一些糟粕也是难免的。究以正面的精华为主，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教训能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人际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也能教导我们，怎样处理依然是云谲波诡的国际关系，这一点对大人和小孩都是有用处的。此外，从充满了匪夷所思的机智和神奇的石破天惊的幻想力的小故事中，人们也能获得一些特殊的美感享受和娱乐。人们之所以至今还探听《五卷书》的消息，切盼此书能够再版，其原因也就在此。
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满足了广大读者的愿望。他们希望我能写上一篇新序，我当然乐于满足这个愿望。我考虑到原有的“译本序”和“再版后记”，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含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和内容的说明以及理解，对今天的读者还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决定加以保留，前者排在这一篇“再版新序”的后面，后者仍然排在正文的最后面，这样对读者会有好处的。
我已届九十高龄，这在古今中外读书人中颇为少见的。但是，我耳尚能半聪，目尚能半明，糊涂极为难得，这不知是托了什么人的福。现在又逢上《五卷书》的再版，可以说是双喜临门了，因而意气风发，心旷神怡，这一篇新序一挥而就，真不知老之已至了。
2000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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