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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李林甫十九年的宰相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属于“锋芒初露”时期，时间是从开元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在此期间，他千方百计整垮了张九龄，登上了首席宰相的宝座；第二个阶段属于“固权保位”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五年，在此期间，他运用“口蜜腹剑”的高超权术和“罗钳吉网”的高压手段，铲除了一批又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政敌，牢牢把持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第三个阶段属于“权势熏天”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天宝五年到天宝十一年。
也就是说，差不多从李适之罢相、陈希烈入相开始，他的权势就逐渐臻于全盛了。
陈希烈，睢阳郡（今河南商丘市）人，由李林甫引荐，于天宝五年四月以门下侍郎衔入相。此人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帝，除此之外毫无过人才干，李林甫以其“柔佞易制，故引以为相”。陈希烈入相后，果然成了牛仙客第二，对李林甫唯命是从，“政事一决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依照旧例，宰相每天在朝堂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下午一点半）才能下班。李林甫此前也一直严格遵守这个上下班制度，从未迟到早退。并不是说他很敬业，而是因为不待在朝堂上他不放心，怕其他宰相私自揽政，把他架空。可自从天宝五年陈希烈来了以后，李林甫就完全放心了，他给玄宗打了份报告，声称当今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他也不用老是守在朝堂了。
从此，李林甫每天巳时（上午十点）便打道回府，命三省六部将一切军国要务直接送到他府上，然后就在家里办公，把所有文件都批复了，最后再让有关官员拿去给陈希烈过目。当然，陈希烈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在李林甫批复的意见后面签个名字而已，这样就算走完宰相联署办公的法定程序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玄宗对李林甫的宠幸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加封李林甫为开府仪同三司，赐食邑三百户，而且还把京城内外最上等的宅邸、田庄、园林、别墅，以及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大量赏赐给他，“前后赐与，不可胜纪”。（《旧唐书·李林甫传》）
那几年里，李林甫的权势达到了巅峰。凡是没上朝的日子，文武百官都会争先恐后地往他的家里跑，一个个忙着向他请示汇报，以致台省各级主要官员普遍都不在岗，经常只剩下陈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朝堂上。对此，《旧唐书》评价说，李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
天宝六年岁末，临近春节之时，天下各郡县进献的所有贵重贡品先后运抵尚书省，玄宗命文武百官前去参观。可还没等众人看够，玄宗就忽然间大手一挥，命人把贡品全部装车，通通拉到了李林甫的府上。
百官们面面相觑。
原以为皇上叫他们来是要发年终福利的，没成想只是让他们过了一回眼瘾。
这不是拿咱耍着玩吗？皇上，您也忒偏心了吧？
作为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李林甫虽然表面上权倾天下、威风八面，可实际上他的内心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因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每一个角落很可能都隐藏着敌人，而且随时会跳出来咬他一口，所以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
他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直到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然后冷冷地窥视着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息……
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忽然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
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会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他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中，所以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连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
每天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
李林甫或许可以如此宣称：每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在这张床或那张床上，就是在这张床到那张床的路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所以，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玄宗提出了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玄宗闻言大悦，觉得李林甫说得很有道理，当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自开元末年以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并纷纷出任边镇节度使，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这其中，除了高仙芝、哥舒翰等人外，还有一个即将改写唐朝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就是安禄山了。
在唐玄宗之前，大唐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
这就像三条绑在边帅身上的绳子。有了这三条无形的绳子，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
然而，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亲手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条绳索。
从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如萧嵩、牛仙客、李林甫等），节度使兼统他镇的更是习以为常（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才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
然而，如果没有后来杨国忠的擅权乱政，安禄山也不会那么快就狗急跳墙。事实上，在李林甫当政期间，安禄山对他一直是又敬又怕、甘拜下风的。不要说让他起兵造反，就算让他跟李林甫过过招，恐怕他都没那个决心和胆量。
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既狡黠又阴险。从心机、城府和谋略上来说，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被安禄山放在眼里，可唯独李林甫是个例外。
说李林甫是安禄山的克星，恐怕也不算夸张。因为安禄山狡猾，李林甫比他更狡猾——“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李林甫自然有他的手段。
每一次安禄山入朝，李林甫都会盛情邀请他到府上聚会，宾主之间经常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换看法，而且会谈也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往往是在宾主双方言谈甚欢的当口，李林甫总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话。就是这一两句话，常常会一举道破安禄山心中某种隐秘的想法。
每当这种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就不得不在心里说——服了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