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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春，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新年还没过，李绛就把元义方贬出了京师，外放为鄜坊（今属陕西）观察使。
官场上的人都懂得，李绛这么做，当然是冲着李吉甫去的。不过，说李绛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击政敌，倒也未必尽然。
因为，这个被贬的元义方确实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吐突承璀的欢心，这些年凭着巴结谄媚的功夫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李吉甫知道吐突承璀在宪宗心目中的分量，就把元义方擢升为京兆尹，借此向吐突承璀献媚示好。
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深恶痛绝，所以去年十二月底刚刚拜相，今年正月十一就拿元义方开刀了。
元义方突然遭贬，当然是愤愤不平，于是就趁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以权谋私，把他的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提拔为京兆少尹，却把臣驱逐到了鄜坊。由此可见，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深恐陛下被他蒙蔽。”
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悚，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
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
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
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
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绛说：“王者之政，崇尚的是道德教育，不是严刑峻法，为何不效法汉之文、景，而追随秦始皇父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