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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过招的同时，牛党和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
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任上，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过人才干。他的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又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仔细询问西川的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迅速扭转了边备废弛的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了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逐出长安就等于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派部将虞藏俭率军进入维州接防，同时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三千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唐与吐蕃的边界桥），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蒙受的耻辱！”
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把文宗说得惭愧不已，觉得煌煌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
李德裕无奈，只好从命。
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场面极其残忍。
目睹那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李德裕满腔愤怒，对牛僧孺的怨恨越发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
王践言不止一次对文宗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不仅让吐蕃称心快意，还彻底杜绝了吐蕃人日后归降大唐的可能性，实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
眼见皇帝由此对牛僧孺产生了不满，李党成员纷纷发起反击，称牛僧孺当初纯粹是假公济私，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忽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何时能够太平？诸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责备和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更觉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辞职。
意识到自己的相位已经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随即答道：“天下太平并没有迹象。不过，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胆说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退朝后，牛僧孺既无奈又伤感地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我们怎能久居此位呢？”
随后，牛僧孺不断上表请辞。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诏，将牛僧孺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就被征召回朝，出任兵部尚书。数年前与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终于再度向他发出了召唤。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李宗闵不禁忧心忡忡。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千方百计地阻挠李德裕入相。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对他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所以，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还是没能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终于登上了宰相之位。文宗李昂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些人之外的。
所以，李德裕拜相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了。随后，李德裕便率领他那些“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朝。
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逻辑终点，无疑便是李宗闵的罢相了。
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罢相时隔不过半年。
李德裕这么干算不算是党争？
这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我们相信，已经当了八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断不至于看不懂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已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让路的时候，这个孤掌难鸣的年轻天子，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呢？除非他不分牛党李党，一夜之间把帝国的高层官员清理一空，否则的话，他就只能在两党恶斗的夹缝中尽力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而已。
除此之外，李昂又能做什么呢？
太和七年岁末的一天，就在牛李党争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李唐皇族的遗传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发了——他忽然中风，一下子丧失了语言功能。
王守澄随即推荐郑注为天子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