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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心腹宰相韦处厚遽然离世,李昂心里就有了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平藩之战功败垂成后,他的无助之感愈发强烈。太和三年秋天,抑郁寡欢的李昂除了上朝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御书房里,与一册册经书史籍为伴。
一个人默默读书,既是李昂从小养成的习惯,更是他自我疗伤的不二法门。
李昂从来不喜欢声色犬马。尤其是情绪不佳的时候,更是对种种歌舞伎乐、射猎宴游等娱乐活动敬而远之。
不仅如此,对于任何虚浮奢华之物,李昂似乎都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和厌恶。
有一次,驸马韦处仁入宫来见他,头上戴着当时很流行也很昂贵的一种头巾,叫“夹罗巾”。文宗一看,马上面露不悦,说:“朕当初把公主许配给你,是因为看上你家门风清素。像这种头巾,就让那些贪慕虚荣的贵戚去戴好了,你最好别戴。”
事实表明,文宗李昂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清谨自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即位之初所表现出的种种去奢从俭的作风,显然不宜被视为政治上的作秀,而应该是居于他与生俱来的性格。远的暂且不说,仅与他的父兄,一辈子纵情声色的穆、敬二宗比起来,文宗李昂的淡泊寡欲就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要当一个好皇帝,仅凭“俭朴自律”四个字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想在忧患深重的中晚唐做一个振衰起敝的皇帝,就更需要各种素质和能力的配合。至少,坚定的意志和果决的行动力,绝对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皇帝不可或缺的。
遗憾的是,文宗李昂在这方面明显偏弱。
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之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
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依靠强势宰相的鼎力辅佐。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在平藩事务上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们起用了什么人当宰相。比如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奸相卢杞在其中就起了很大作用;而宪宗皇帝之所以能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和能力之外,应该说当时的几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没的。诸如李绛、裴度、武元衡等,都是满腹韬略、深谋远虑的人物。
对此,终日手不释卷、熟悉本朝历史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不知道。
可眼下,文宗却发现自己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宰相。
韦处厚去世后,翰林学士路隋入相,可上位后碌碌无为,不像是能力挽狂澜的角色。如今,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就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
但是,此时的裴度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保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报国热情,可毕竟年纪不饶人。这几年来,裴度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脑力和精力都已严重衰退、今非昔比了。在此情况下,文宗和裴度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朝廷必须赶紧起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中央无人。
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
此人时任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他的背景和资历后,也觉得挺满意,随即召他回朝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此时的文宗和裴度当然不会料到,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将由这个人引发,并最终席卷整个帝国政坛。
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就是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也许是由于出身显赫,所以李德裕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甚至对科举取士的制度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因此,从小到大,李德裕都没有参加科考。尽管他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却连乡试都没参加过,颇有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做派,其情形就跟今天的某些年轻人一样,对应试教育颇有微词,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尤为不屑,所以死也不参加。
不过,一个人试图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肯定要具备某种傲人的资本,否则不要说什么出人头地,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
当然,李德裕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官二代。
在唐朝,官二代不参加高考,大家都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唐朝的入仕之途有两条,一为科举,一为门荫。所谓“门荫”,说白了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不用像我们今天玩什么权力寻租的潜规则。
既然如此,身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自然有资格对高考说不。
元和初年,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官员,大约于元和十一年入朝,历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穆宗初年,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的禁中书诏多出自他的手笔,故与同任翰林的元稹、李绅并称一时才俊。
一开始,李德裕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着父亲早年的威望,加上自己的才学,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就混得如鱼得水,距离父亲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似乎也并不遥远。
然而,到了长庆二年,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顺风船就触礁搁浅了。
早在元和年间,李逢吉与李吉甫的政见就多有抵牾。后来,李吉甫在宪宗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了朝廷,二人由此结下梁子。现在,李逢吉又回来了,当然要拿仇人的儿子开刀。李德裕旋即被逐出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又贬为浙西观察使,从此远离政治中枢。
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李德裕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终未获升迁。回想早年的春风得意,李德裕觉得当下的处境无异于坐牢。这些年来,李德裕几乎日夜都在引颈西望,无时不在等待那道宣他回朝的诏书。
而今,他终于熬到头了。
一接到诏书,如逢大赦的李德裕立刻踏上了回京之路。
离开浙西的那一天,尽管时节已近暮秋,可李德裕还是有一种冰雪消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凭着多年从政的经验,他已经从朝廷的诏书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
准确地说,那是文宗将对他委以重任的暗示和期许。
李德裕相信,七年前与他擦肩而过的宰相之位,这一次肯定是非他莫属了。
然而,李德裕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个人已经抢在他前面,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
这个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一个主角——李宗闵。
说起李宗闵,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也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
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是李吉甫父子在政坛上的宿敌。
要说清他们之间的宿怨,还要从二十一年前讲起。
李宗闵和牛僧孺是一对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人于贞元末年同登进士榜。及第后,李宗闵授华州参军,牛僧孺授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赴考。而他们与李吉甫父子的宿怨,就缘于这次考试。
当时,李、牛二人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就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非常欣赏,便把他们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甚为嘉许。
然而,李宗闵和牛僧孺等人的大胆言论却把当朝宰相李吉甫往死里得罪了。
在李吉甫看来,这几个考生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这口气要是吞下去,日后他李吉甫如何号令百官?如何在朝堂上立足?
李吉甫愤然而起,立刻去找宪宗告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