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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之后，宪宗李纯就开始变了。“淮西既平，上（宪宗）浸骄侈。”（《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一改从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十三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由于当时淄青、成德等镇都尚未平定，禁军大将张奉国、李文悦私下认为，此时朝廷仍是用兵之际，不宜“营缮太多”，可他们又不敢抗命，只好请宰相裴度代为劝谏。
裴度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就在一次奏事的间隙，委婉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宪宗一听，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了宰相，顿时火冒三丈，几天后就把张奉国和李文悦双双贬谪了。等禁军修完麟德殿，宪宗像是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命禁军疏浚了龙首池，另外又建了一座全新的承晖殿。
裴度知道自己怎么劝也是白搭，只好把嘴闭上。
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地上马了。于是，国库的钱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往外流。
为了平衡收支，也为了获得更多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就跟晚年的德宗如出一辙。当时，朝中的两个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出了发生在天子身上的微妙变化，赶紧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在财政收入的大蛋糕上划出了一块专供皇帝的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羡余”，每个月都准时送进天子的小金库。
这两个人，一个叫皇甫镈，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另一个叫程异，时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
可想而知，这两个聪明人很快就博得了天子的宠幸。
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有跟裴度等宰执大臣商议，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皇甫镈和程异为宰相。
诏书一下，朝野哗然。
虽然本朝历史上多有财政大臣入阁拜相的成例，但其人选通常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而现在的问题是，皇甫镈和程异的资历、品行、德望等等，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比如皇甫镈，据说就是靠贿赂宦官吐突承璀上位的，这种人要是当了宰相，整个朝廷岂不成了权钱交易的乐园？
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不仅满朝文武骇愕，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嗤之以鼻，将其引为笑谈。
宪宗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了裴度的极大不满。裴度当即和另一个宰相崔群当面向宪宗劝谏，极力反对这项任命，可宪宗却置若罔闻。
裴度愤然提交了辞呈。
宪宗压下辞呈，只回了两个字：不准。
裴度忍无可忍，再度上疏，说：“皇甫镈和程异都只是‘钱谷吏’‘佞巧小人’，当宰相只会让天下人耻笑。倘若陛下执意任命二人为相，那臣只好告老还乡。臣要是不辞职，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臣要是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如今陛下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佛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
宪宗看见这道奏疏时，气得脸都绿了。
裴度居然把他最宠信的两个大臣说成“佞巧小人”，这不明摆着骂他有眼无珠吗？
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仅仅是上面那些，而是裴度在奏疏最后说的这一句：“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资治通鉴》卷二四〇）
这句话把宪宗彻底惹毛了。
朕无非就是任命两个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犯得着如此危言耸听、上纲上线吗？
在宪宗看来，裴度对这件事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问题并不是出在皇甫镈和程异身上，而恰恰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表面看来，裴度坚决反对这项任命的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可事实上，此举背后分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
什么动机？
四个字：把持朝政。
身为首席宰相，而且是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的宰相，此时的裴度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在此情况下，他当然不希望有人来到相位上分享他的权力，所以才会死活不让皇甫镈和程异入相。
说白了，裴度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压异己，其目的就是要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宪宗更加确信自己提拔皇甫镈和程异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们一年能进贡多少“羡余”，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的角度来说，这项任命都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
所以，看完裴度的奏疏后，宪宗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最后，皇甫镈和程异还是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进入了宰相班子。
从“宰相风波”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裴度留在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淄青尚未平定，朝廷在军事上还不得不倚重于他。
可尽管如此，宪宗还是没有忘记敲打裴度。
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等人的面，说：“身为人臣，应当尽力为朝廷分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至极，希望诸卿好自为之！”
听到这种话，皇甫镈表面诺诺，心里却不住窃笑。
因为谁都听得出来，这话是说给裴度听的。
面对天子不点名的批评，裴度坦然自若地回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小人则向来以利益相交，因此才被称为‘朋党’。”
宪宗冷笑：“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裴度不卑不亢地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其实，类似的君臣对话在宪宗一朝已经多次重演，一点也不新鲜。比如几年前的宰相李绛，就曾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说到底，所谓“朋党”云云，往往只是个幌子而已。李绛和裴度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他们没有私欲、一心为公，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
这就叫功高震主。
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就消失殆尽了。短短两个月后，宪宗便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将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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