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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心腹宰相韦处厚遽然离世，李昂心里就有了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平藩之战功败垂成后，他的无助之感愈发强烈。太和三年秋天，抑郁寡欢的李昂除了上朝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御书房里，与一册册经书史籍为伴。
一个人默默读书，既是李昂从小养成的习惯，更是他自我疗伤的不二法门。
李昂从来不喜欢声色犬马。尤其是情绪不佳的时候，更是对种种歌舞伎乐、射猎宴游等娱乐活动敬而远之。
不仅如此，对于任何虚浮奢华之物，李昂似乎都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和厌恶。
有一次，驸马韦处仁入宫来见他，头上戴着当时很流行也很昂贵的一种头巾，叫“夹罗巾”。文宗一看，马上面露不悦，说：“朕当初把公主许配给你，是因为看上你家门风清素。像这种头巾，就让那些贪慕虚荣的贵戚去戴好了，你最好别戴。”
事实表明，文宗李昂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清谨自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即位之初所表现出的种种去奢从俭的作风，显然不宜被视为政治上的作秀，而应该是居于他与生俱来的性格。远的暂且不说，仅与他的父兄，一辈子纵情声色的穆、敬二宗比起来，文宗李昂的淡泊寡欲就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要当一个好皇帝，仅凭“俭朴自律”四个字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想在忧患深重的中晚唐做一个振衰起敝的皇帝，就更需要各种素质和能力的配合。至少，坚定的意志和果决的行动力，绝对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皇帝不可或缺的。
遗憾的是，文宗李昂在这方面明显偏弱。
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之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
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依靠强势宰相的鼎力辅佐。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在平藩事务上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们起用了什么人当宰相。比如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奸相卢杞在其中就起了很大作用；而宪宗皇帝之所以能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和能力之外，应该说当时的几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没的。诸如李绛、裴度、武元衡等，都是满腹韬略、深谋远虑的人物。
对此，终日手不释卷、熟悉本朝历史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不知道。
可眼下，文宗却发现自己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宰相。
韦处厚去世后，翰林学士路隋入相，可上位后碌碌无为，不像是能力挽狂澜的角色。如今，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就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
但是，此时的裴度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保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报国热情，可毕竟年纪不饶人。这几年来，裴度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脑力和精力都已严重衰退、今非昔比了。在此情况下，文宗和裴度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朝廷必须赶紧起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中央无人。
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
此人时任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他的背景和资历后，也觉得挺满意，随即召他回朝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此时的文宗和裴度当然不会料到，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将由这个人引发，并最终席卷整个帝国政坛。
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就是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也许是由于出身显赫，所以李德裕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甚至对科举取士的制度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因此，从小到大，李德裕都没有参加科考。尽管他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却连乡试都没参加过，颇有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做派，其情形就跟今天的某些年轻人一样，对应试教育颇有微词，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尤为不屑，所以死也不参加。
不过，一个人试图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肯定要具备某种傲人的资本，否则不要说什么出人头地，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
当然，李德裕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官二代。
在唐朝，官二代不参加高考，大家都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唐朝的入仕之途有两条，一为科举，一为门荫。所谓“门荫”，说白了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不用像我们今天玩什么权力寻租的潜规则。
既然如此，身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自然有资格对高考说不。
元和初年，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官员，大约于元和十一年入朝，历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穆宗初年，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的禁中书诏多出自他的手笔，故与同任翰林的元稹、李绅并称一时才俊。
一开始，李德裕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着父亲早年的威望，加上自己的才学，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就混得如鱼得水，距离父亲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似乎也并不遥远。
然而，到了长庆二年，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顺风船就触礁搁浅了。
早在元和年间，李逢吉与李吉甫的政见就多有抵牾。后来，李吉甫在宪宗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了朝廷，二人由此结下梁子。现在，李逢吉又回来了，当然要拿仇人的儿子开刀。李德裕旋即被逐出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又贬为浙西观察使，从此远离政治中枢。
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李德裕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终未获升迁。回想早年的春风得意，李德裕觉得当下的处境无异于坐牢。这些年来，李德裕几乎日夜都在引颈西望，无时不在等待那道宣他回朝的诏书。
而今，他终于熬到头了。
一接到诏书，如逢大赦的李德裕立刻踏上了回京之路。
离开浙西的那一天，尽管时节已近暮秋，可李德裕还是有一种冰雪消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凭着多年从政的经验，他已经从朝廷的诏书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
准确地说，那是文宗将对他委以重任的暗示和期许。
李德裕相信，七年前与他擦肩而过的宰相之位，这一次肯定是非他莫属了。
然而，李德裕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个人已经抢在他前面，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
这个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一个主角——李宗闵。
说起李宗闵，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也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
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是李吉甫父子在政坛上的宿敌。
要说清他们之间的宿怨，还要从二十一年前讲起。
李宗闵和牛僧孺是一对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人于贞元末年同登进士榜。及第后，李宗闵授华州参军，牛僧孺授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赴考。而他们与李吉甫父子的宿怨，就缘于这次考试。
当时，李、牛二人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就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非常欣赏，便把他们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甚为嘉许。
然而，李宗闵和牛僧孺等人的大胆言论却把当朝宰相李吉甫往死里得罪了。
在李吉甫看来，这几个考生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这口气要是吞下去，日后他李吉甫如何号令百官？如何在朝堂上立足？
李吉甫愤然而起，立刻去找宪宗告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