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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德裕笑得太早了。
他原以为，刚刚三十出头的天子李瀍必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统治这个帝国，而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也必将在未来的岁月里不可动摇地保持下去。
可他错了。
因为，年轻的天子即将不久于人世。
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开始，年轻的李瀍就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希求长生。
没有人知道，这些帝王为什么不能从前人的覆辙中吸取教训。
看见李唐的历代天子就在这种让人无语的历史轮回中不断重复着相同的悲剧，我们不禁想起黑格尔说过的那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这是个悖论，也是一条无奈的真理。
犹如飞蛾扑火般前仆后继奔向死亡的李唐天子们，就是这条真理的最好注脚。
会昌五年正月初一，文武百官为天子李瀍进献尊号，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
尊号总共十六个字，读起来实在费劲。不知道百官在称尊大典上齐声颂扬该名号的时候，中间是否要偷偷换气？
其实，群臣进献的尊号本来要稍微短点儿，只有十五个字。可天子觉得不太满意，就下令加了一个字——道。
对李瀍来说，这个“道”字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它是“道教”的“道”。
道教是本朝国教，武宗李瀍一直很崇信，自然希望把这个神圣而高贵的“道”字加进自己的尊号里。这些日子，武宗极为宠幸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他服食的长生丹药，都是这个赵归真炼制的。
天子既崇信道教，自然对佛教没什么好感。而赵归真为了进一步抬高道教的政治地位，当然也要处心积虑地打击佛教，于是天天在武宗耳旁说佛教的坏话。很快，武宗对佛教的反感便与日俱增，认为佛教“耗蠹天下”，对国家和百姓都没什么益处。这一年七月，武宗终于颁发了一道诏书，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在有唐一代臻于极盛的中国佛教，就此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
唐武宗一声令下，全国共拆毁正规寺院四千六百座，民间小型寺院如招提、兰若、精舍、斋堂等四万余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强迫外国游学僧侣二千余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凡寺院所属一切财产、器物全部收归国有，寺院的建材用于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驿站，而铜像、钟磬等物则全部熔毁，用于铸造铜钱……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佛教史上称之为“会昌法难”。
佛教遭遇这场灾难，首先当然是出于武宗李瀍的个人意志，同时还有来自道教的竞争和排挤，但是从客观上讲，这场浩劫其实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当时的佛教与其说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宗教，还不如说是一个“与国争利”的超级产业。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整个国家的现状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同时国库空虚，百姓徭役日重，而佛教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照——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各地寺院不但逐渐占据大量田产，纷纷扩充庄园，驱使奴婢，而且，数量庞大的佛教僧尼又与贵族势力相互攀结，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此外，更有不少寺院通过高利贷活动多方牟利……
如此种种，必然在经济上与国家利益产生尖锐的矛盾。所以，唐武宗断然采取“灭佛”之举，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从“武宗灭佛”的历史事件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当佛教作为一种终极关怀作用于世道人心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污浊尘世中茕然独立、不可或缺的一朵莲花；可当佛教忘却自身的精神使命，与芸芸众生一起在万丈红尘中追逐物质欲望的时候，它必将异化成一颗吞噬社会健康肌体的恶性肿瘤。
换言之，当寺院建筑的规模一座比一座庞大，当大雄宝殿的香火一天比一天鼎盛，当佛教的出家人一个比一个更加忙碌也更加富有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是佛教兴旺发达的标志，还是它走向异化和堕落的开始？
也许，这个问题并不多余。
会昌五年秋天，武宗李瀍开始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其症状与当年的宪宗皇帝一模一样，可他依然坚持每天服食丹药。
进入冬天，武宗身上的许多器官都出了毛病，可道士赵归真却告诉他，不用担心，这是换骨。
是的，换骨。为了长生不老，为了得道成仙，就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
李瀍相信，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所以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而是咬紧牙关，继续吃药。
武宗向宰相和百官隐瞒了自己的病情。李德裕等人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而且荒疏了朝政，至于天子的身体已经坏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根本一无所知。
直到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正月三日，武宗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李德裕立刻要求入宫晋见天子，但却遭到了拒绝。
拒绝他的人不是天子，而是天子身边的当权宦官。李德裕并不知道，此时的天子李瀍已经卧床不起，甚至不能说话了。
每当这种时刻，帝国的命运就会再次落入宦官的手中。
现任左军中尉马元贽和内侍宦官仇公武紧急磋商之后，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