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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清朝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起兵抗击明朝。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誓师伐明。
到1619年，明朝在萨尔浒之战惨败，几年间丧失辽东七十余城。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大部分人还是带着异样的眼光看待这个统治者，认为是一个外来政权和异族执政。按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观点：“中国”概念的形成过程，还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从西周到春秋时期是以“以夏变夷”为其主流。到战国末世，共同体重组的历史使命大体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社会基础。秦汉帝国的建立使以夷夏共同体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形成。
因此中华民族的各支祖先，不论其社会发展多么不平衡，或快或慢，都必须要经历古国到方国，然后汇入帝国的国家发展道路。他们不是齐步走，而是呈现出一批一批的发展态势。
因此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国家，对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所起的作用很大。清朝亦是如此，这种北方民族建立的续生型国家虽然晚走一步，却是马上得天下，是在汉人聚居区得天下，统治的是汉族人，继承的是汉文化。
这和观念上的汉人统治各族，现在转变成满族统治各族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是一样的，实在不需要去区分出正统不正统的问题。
至于清朝的存在与统治过程，以至于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清朝看成白垩纪末期的恐龙，进化得无比专业，充分适应环境，但反过来就是因为进化得过于专业，丧失了多样性，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就灭亡了。
清朝这个白垩纪末期的恐龙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多强，我们单看其统治时间就已明了，在此之前的北方民族建立的元朝仅存在了97年，而整个清朝的延续足足是元朝的2.8倍，长达268年，基本上等同于唐（289年）、明（276年），甚至能出现康乾盛世这样的局面。
所以说到清朝这样的政权，特殊性也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权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治理权都掌握在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如此。在科举制度下，读书人进入政府，有种种规定。但在制度规定上，是绝对没有世袭特权的。
除了士人政权之外，常有一种特殊政权，即部族政权。所谓的部族政权，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部族的手里，这就是大部分人说的历史上的异族政权。
清朝很清楚地明白自己属于后者，不得不说这是出于私心。因为说实在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项权力，表面上看似早已不在皇帝一人手中，政权的掌控已经在衍生物里承转，不是宦官就是宰相。但其背地里仍旧是皇权至上，皇权依然凌驾在各种制度法律之上。当权力出现倾斜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时，目的只是巩固皇权。所以到了清朝，传统的“士人政权”（其实是代皇权治理）现在转手到了另一批人手中，也就是我们说的“部族”手中。
科举制度仍旧在继续，士人也在表面上掌握政权，而满洲人也很了解他们不能直接推翻这种传统。
在此理论下，他们不得不建立一种凌驾在士人之上的权力，也就是依托满族的“部族政权”。而皇帝的权力属于私政权范畴，基础并不牢靠，为了稳固就不得不袒护满洲人，只有满洲人在后拥护，皇帝的私政权才能安稳运行。
历史上也只有元朝和清朝需要这种“部族政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因为他们的的确确需要以权制权，这也成了贯穿清朝始终的矛盾——民族矛盾。
因此，钱穆先生说，清代是满洲贵族依靠满族人的支持，联合蒙古族、汉族上层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满洲人在政权中居于优势地位，清朝政权处处保护满洲人的特权地位。
可是人家偏偏就是调剂得很周到：为了统治疆域辽阔的国家（疆域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统治者一面在怀柔边疆藩属，压迫中原；一面羁縻中原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还压迫中原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
首先，满洲人拉拢蒙古人共同统治汉人，看过《还珠格格》的都知道整个清朝和亲有多积极，信奉佛教有多虔诚。宗教在满洲人的运用下，也成为了政权操纵的一种手段。
其次，对汉人知识分子奉行又拉又打的政策。入主中原以来的清朝统治者，面对汉人高度发展的文化，为了统治的需要，很快选择了儒学，程朱理学成了官方正统思想。科举制度仍然延续，汉人仍旧可以通过考试开启仕途之路，只不过用人的数量已经做了调整，汉人走进官场的数量直线下降。
最后，清朝统治者最高明的手段就是压迫中原知识分子来讨好下层民众，以此来分化、瓦解中原社会的抵抗力。比如此后的文字狱、禁止言论自由等可怕手段，这种愚民和压迫让每个知识分子都无法逃避和违抗。
简而言之，在这样的统冶政策和官僚体系下，只需要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整个社会笼罩的是一种奴性、平庸、敷衍、腐败和沉闷的气氛。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就是这种社会氛围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