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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这种毫无生气，官员懒散敷衍的统治局面下，催生了大量的腐败。
中国封建帝国的权力结构通常由皇帝、文官、胥吏三级构成，抛开那些大行孔孟之道的文官武官集团，基层混杂的是大量的胥吏。皇帝以权术来控制朝中的大臣，朝中的大臣以类似的方式来管控下级，权力社会里，在下级的眼中，上级就是“皇帝”，就是皇权的代表人，能够决定自身的浮沉和生死富贵。权力之剑，把柄在皇帝手中，剑身到剑尖，如同官僚体系的下沉，最底层的剑尖，其实就是胥吏，也是最锋利的部分。
对于老百姓来说，一辈子都难见天子真容，朝廷重要高官也很难见上一面，所以日常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些披着权力马甲的胥吏。胥吏数量庞大，这些游走在基层的胥吏，才是权力集团的代表人，于是胥吏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何谓“胥吏”
“胥，什长也”,“吏，治人者也”。
——宋·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胥吏，指地方官府中掌管簿书案牍的小吏。他们主要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平民，作为承担国家“役”的一种，由官府直接选拔，或考以吏能后录用，被称作“庶人之在官者”。因而胥吏在身份上与一般经科举考经学、诗赋入仕的官员截然不同，政治、社会地位都相当卑下。
胥吏肚子里的墨水并不多，但是由于体制的因素，需要这些人员来精通各类官府文书，事涉人事、刑狱、钱谷等，熟悉王朝法例。所以他们只能依靠官府衙门来混日子养家糊口。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并不是由国家发工资，只是官府衙门给发聘用金。在当时种种条件下，他们必然又不同程度地握有一定权力甚至是相当大的权力。简而言之，胥吏上受文官的分配，下受百姓的敌视，而官府的聘用金根本不足以维系他们的生存，于是他们的存活之道便是伸手向下，在百姓中索取，通过搜刮地皮来满足生活欲望。
另一方面，清代继承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对官员的限制，如官员的南北回避制度，官员往往要在远离乡土千里之外的地方任职，官员不久于一地一任，调动频繁等。此类制度的主要出发点是对官员权力进行限制，不使一地一员坐大。
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清代法律繁复，律例并行，非专业人员一般难以掌握，而人口大量增加，新生事物不断出现，社会事务剧增。官员又多为科举出身，对于一般事务性问题的处理能力低下，势必只能依赖这些胥吏承办和执行具体事务。
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与流动性极大的官员不同，胥吏一般都是长期盘踞一地，专司一职，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同时胥吏和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他们的权力有世代延续性，催生出不少“吏二代”。在古代的官僚体制下，胥吏具有强大的遗传基因，原本官员为官一任，短则三年，长则五年，但是胥吏是不流动的铁饭碗，一干就是一辈子，变成了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
早在汉朝时期，官和吏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当时每个部门的一把手是官，其他的僚属全都是吏，就算后面的大官也是吏发展而来的，包括一部分丞相。到了唐朝，就开始有了高下之分。造成重官轻吏现象的罪魁祸首是元朝。蒙古人马上得天下后，自认为骑兵就是一切，不学汉字，政府充斥着大量的蒙古官员，于是读书人的科举做官之路被堵死，恰好这些蒙古官员不懂得如何治理汉人，也不精通汉语言和文化，才有了大批读书人走进官府衙门去做书记、文案，也就是吏。
吏的发展算得上是读书人的一条无可奈何的出路，自此开始，官吏分支，遗祸至清。对吏最沉重的打压是明成祖朱棣时期，出了一条杀人于无形的政策：吏不能当御史、不能考进士。
这样一来，吏在官场上彻底失去了光明的前途，于是形成了所谓“天花板现象”，也就是向上之路被堵死了，读书之梦也被扼杀了。这样就造成一个结果，优秀读书人都不去当胥吏，只有落榜的秀才才去当。
胥吏在整个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最没有地位，有点类似当下政府机关临时聘用的没有编制的人员。这些胥吏不仅没有俸禄，就连办事的日常工具，什么纸墨笔砚等都得自己掏钱买。既然政治上面上不去，又被人看不起，还没有正式的俸禄，索性就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那就来点实惠的——贪污。所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腐败。
京师各部中，吏员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户部，因为所有地方的报销与税收事务都要经过户部，事务多，借机分肥的事也特多。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竟然发生了户部书吏借军需报销向平叛凯旋的福康安索贿的事，而福康安为了尽快报销核算而不得不花两百万两白银贿赂小小的户部书吏。
但凡有利益存在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法则，如果不懂得这种规则，就很难办成事。即便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也要按规矩办事。福康安本身也处在体制之内，这些花花肠子的潜规则他一定不陌生。福康安报销的军费开支应该算所有报销项目中最庞大的开支，报销过程中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没有赏钱来疏通关系网，打通各路菩萨，说不定层层压制，拖个两三年也是有可能的。这笔灰色收入关系着一整个权力集团的利益，也还不仅仅是一个小文吏的事儿。
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说，报销这个事无异于胥吏核查审计，然后交到有关部门签字，走一个过程，其实都是虚的。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哪有闲工夫去审核这些无聊的数字，通常是文吏做好账目，负责的官员大笔一挥“同意”，这事儿就算过了。所以辗转来回，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又回到了胥吏的手中，他们才是决定着这笔军费是否能够成功报销、报销时效是多久的关键点。
这样就造成了吏虽不在体制内，却在帝国各项事宜的关键环节决定生死的情况。最终的博弈结果就使得福康安这个皇帝面前的第一红人不得不做出让步，拿出重金来加快报销流程。
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胥吏已然操控着国家很多关键流程的命脉，不仅在福康安一人身上发生，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都存在这样的事故。特别是占据肥缺的官员之下，权力衍生的权力就越强大，他们将这些权力的枝节无限地伸展到帝国的每个空隙。
针对这么混乱的胥吏祸乱，晚清时胡林翼就说：
“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
“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
难道皇帝不管吗？
俗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些胥吏的为所欲为、贪赃枉法难道在皇帝眼中不算事？就任其腐蚀这个帝国的基底？归根结底，事实上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是皇帝本人。
因为权力系统本身就是利益传输的管道，就是所谓的有权就有钱。皇帝发布的制度在传输过程当中，自上而下会随之缩减，到达最底层的时候，这些制度就已经无法约束权力操纵者膨胀的欲望。拿惩治贪污一事来说，皇帝惩治的第一人选永远是事发事件的领头人，即便祸连四端，也很难影响到最底层的胥吏。这群“打不死的小强”抱团抵抗，制度对其的威胁性变得非常孱弱。何况他们也不在体制之内，没有拿政府的俸禄。再说了，自下而上的反馈过程正是有了利益的润滑，才显得办事的效率很高。
在这官僚机器的运转过程中，就连乾隆皇帝自身都参与到博弈局中来，皇帝接受朝中大臣的“贡品”，那大臣接收下一层级的“贡品”，达到最底层，权力给了胥吏，贪污的机会也要给到胥吏，环环相扣，胥吏的为所欲为竟得到皇帝本人的默许。同时皇帝只要一搞肃贪风暴，比如惩治贪官，最终抄家所得，就会全部归给国库，也就是皇帝自己。
权力催生了腐败，腐败四散蔓延开去，给了胥吏敲诈勒索、影响社会的机会，而这个罪魁祸首，却是皇权的拥有者，上梁不正下梁歪，是皇帝自身赋予了他们这些胥吏狐假虎威的机会。
◇小吏也能翻大江
福康安在报销过程中遇到了小小的文吏对其进行敲诈的怪象，最终博弈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退步。这件事虽然搞得当事人心里十分不舒服，但还是不敢轻易对抗这个传承了千年之久的“隐性规律”。而遍布全国的胥吏不止在六部为所欲为，不仅仅是贪污一事，更有甚者，因一人之祸，牵连四端，甚至惊动了慈禧。
有一个定律，叫作“血酬定律”，意思就是流自己的血、拼自己的命所得的报酬，用生命和生存资源做交换的一种行为。这就牵扯出政府和民间的矛盾，当百姓被高额的赋税逼迫无奈时，跑到山里，当强盗土匪，靠搏命来换取生存资本，若是生产收益高于拼命的收益时，他们又开始从良为民。这种自由转换导致的入则为盗、出则为民的现象在秦以后的朝代中时常可见，典型的就是《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好汉。特别是明中期以后，这种群盗四起的现象特别严重，他们一边做老百姓，生存不下去时又开始提刀做土匪。
这类现象一直持续到晚清，特别是以河南为主的地界，是盗匪泛滥区。为了剿匪，河南的许多州县不断扩编警力，也就是增加胥役的编制，有些县域的警卫人员多则高达千人，最让人惊叹的是，这些警卫队当中，也混杂着大量江洋大盗，真是贼喊捉贼，警匪一家。混入警卫队的江洋大盗白天人模狗样儿冒充胥吏，晚上脱掉制服穿上黑色夜行衣回去当盗匪抢劫百姓，所以盗匪一直消灭不完。
如果确实是运气不好，遇到官府必须要给百姓一个交代，督促破案，难以搪塞蒙混之时怎么办？被抓住的盗匪（还是胥役）就会找人顶包。地方县衙的领导，大部分是拿钱消灾。
当时在河南地界，闹出过一件荒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