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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中国，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创“皇帝”一词作为华夏最高统治者的正式称号，直到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皇帝”才正式退出历史，从此只留在竹书、丝绸、石刻之上。
自商、周到秦的一千四百年里，华夏民族自占有关中沃土开始，便转变成为防御内向型的帝国模式，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度开始了重内轻外的格局，这是农耕文明发展的最终选择。为了保证内部的安宁，有条不紊地生产发展，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使帝国维稳下去，一代代统治者煞费苦心筹划出一套接一套的理国方案，以图子子孙孙，万世长存，恒享天下。
然则归纳起来，帝国体制的核心是皇权，皇权的掌控无非两条：控制和维持。控制臣民和局势，维持秩序和现状。
中国的君主在秦建立的中央三公九卿、地方郡县制的基本模型上，增删修改，形成了不少新制度。这些制度的目的仍旧是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也就是皇权。所以按照统治者的需要，常常改弦更张，废止某条，又强加某条，这就导致制度失去权威性。而皇帝又喜欢按自己的性情执政，当制度出台之后，并不能有效地行使，为了让国家机器继续运转，就得靠人上场进行手工操作。在此基础上，帝王之术就转变成了驭人之术，在“人治”模式下，皇权衍生出了权谋和权术，来最大程度地驾驭和限制臣民。
虽然君主强制要求天子之民、天下之臣都必须忠诚于“姓氏王朝”，不准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朝廷中出现的权权相争，就是君主为了维护皇权而处心积虑造成的。皇帝的危机感是天生的，他们不是忧国忧家忧社稷，而是忧皇权是否稳当。皇帝不允许一派独大，所以他要想方设法磨平这凸起的尖锐。但是君主又要倡导儒家思想，仁义治国，所以自己不方便出手，便借托他人之手，赋予这些人权力，鼓动他们针锋相对，好使其两败俱伤，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专制主义的皇权政治在不断完善和渐趋加强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大批“托儿”：皇族、后妃、外戚、太监、权臣、割据势力、游民和外部势力。在放权和收权的平衡过程中，又导致它们转变成了与皇权亦敌亦友的状态。
因为在封建帝国的体制下，只有强弱之分，没有是非对错，当皇帝表现出软弱无能时，就会被这些衍生出的权臣牵制，成为其追逐利益的工具。反之如果皇帝非常强势，能够用铁腕震慑朝臣，朝臣就会成为皇帝的工具，且毫无商量余地。总而言之，权力太有诱惑力和杀伤力，皇帝知道失去皇权意味着什么。站在这些衍生物的角度来看，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扶摇而上的权力，总不能白白流失，所以他们要么为虎作伥，要么自污自黑，只要能在皇权之下，功名权位屹立不倒，一切都显得不再重要。
只可惜，皇权始终至上，历史长河中的人物，那些看似能力强难驾驭的大臣，在危急关头，大都只能充当敌国来攻、朝野混战、财政匮乏的挡枪人，在此基础上才能收获部分权力，获得短暂的辉煌。
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这些皇权的衍生物一直伴随着各朝各代，历经浮沉，它们或是作为加强皇权、巩固皇权的保障，也是会对皇权产生威胁的炸弹，陪伴皇权，觊觎皇权。同皇权此消彼长之间，历经了两千多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弹指一挥间，皇帝没了，皇权没了，这些衍生物亦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