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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仆抬舆图，据顾恺之《女史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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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镜梳妆图，据顾恺之《女史箴图》。
五石散问世后，风尚为之一变，魏晋名士爱上宽宽大大的衣裳。宽衣博带成为流行时尚，男子袒胸露臂，女子俊俏潇洒。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23]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24]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25]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26]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17]见《三国志·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18]见《世说新语·夙慧》。
[19]见《三国志·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0]见《世说新语·容止》。
[21]见《世说新语·言语》及刘孝标注引《魏略》、秦承祖（刘注误为秦丞相）《寒食散论》。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引西晋皇甫谧称“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称服五石散为“求房中之乐”，可见五石散实为壮阳药。皇甫谧是西晋医学家和史学家，著有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时代离何晏又不远，他的话应该靠得住。对此药，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有详细介绍，请参看。
[22]见《世说新语·言语》。
[23]严复即称：“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见严复《论世变之亟》。
[24]见《世说新语·容止》。
[25]见《世说新语·任诞》。
[26]阮籍《咏怀诗》之四十一云：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