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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本和寿美与那四个小喽啰可谓是同案犯。她是不是想堵住同案犯的嘴？”
“什么？案发后十五年了，时效都过了，还有必要杀死同谋吗？对她来说，这四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这四个同案犯如果个个混得潦倒不堪，也许会对她产生一定的威胁。可这四个人都在各自的领域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当年案发时，他们才15岁。即使勉强地当做杀人案来起诉，对于不满16岁的少年，也得免去刑事处分。”
“就算是堂本和寿美命令他们四人去虐待那个学生，可是找不到任何证据，也根本不能给她定为虐待杀人罪。因此，说堂本和寿美杀了那四个小喽啰更是无稽之谈。”
“那么，为什么堂本和寿美针对调查这四个杀人案而下达了‘言论箝制令’呢？还不惜动用了中央政界的关系，给警方施加压力。像那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根本不会动摇她现在的地位。”
“也许堂本和寿美有些胆怯了。过去追随自己的那几个小喽啰相继被杀，说不定下一个就该轮到自己了。所以她感到胆战心惊。”
“那么她怕谁呢？”加人了搜查本部的石原警部问道。
“当然是被欺凌致死的被害者的遗属。”
“知道遗属的行踪吗？”
“眼下正在调查，还没有找到下落。”
“假如是遗属进行复仇的话，为什么要等上十五年呢？”
“这不知道。即使等上十五年，假如是遗属复仇的话，那应该先对堂本和寿美下手，而不是那四个小喽啰，对不对？”
“遗属不会不知道在幕后操纵的人是谁吧？”
“听说，当时就知道在幕后操纵的罪魁祸首是堂本和寿美。虐待的动机是因为级部的名次，这是全校人人皆知的事情。”
“既然全校都知道，他的双亲能不知道吗？”
“听说自杀的学生留下了遗书。遗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谁是罪魁祸首。”
“既然那样，为什么不先杀罪魁祸首呢？”有人从当事者的角度来考虑。
“也许因为直接参与虐待的是那四个人，所以先从那四个人开始实施报复，最后再对罪魁祸首动手。”
“针对那四个被害者有四个重要参考人浮出了水面，他们和那个被虐待致死的学生的双亲不会有什么关系吧？”
“有关这一点我们要着手调查。听说那四个参考人是偶然在一家咖啡馆里相遇的。他们全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不过，他们四人与十五年前的虐待案似乎没有什么瓜葛。”
“尽管十五年前的虐待案是个老话题，但是牵涉到四个人被害，所以不能掉以轻心。首先我们要找到那个自杀学生的遗属。找到遗属后，再调査堂本和寿美的事情也不迟。”
“在这期间，如果堂本和寿美遭到袭击怎么办？”牛尾反问道。
石原警部不能作答。
谁也不敢保证堂本和寿美不会受到袭击。既然不能证明她是虐待案的幕后操纵者，警察也不能对她实施保护措施。堂本和寿美对该案件似乎下达了“言论箝制令”，这也就表明了自己是虐待案的幕后操纵者。尽管她有可能是下一个被害者，由于她隐瞒了自己与虐待案的关系，所以警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向她提出警告。
石原的沉默显示出搜査本部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警方着手调查自杀身亡学生双亲的下落。自杀的片仓修是独子。儿子自杀后不久，片仓直义的妻子病故。后来片仓直义离开了H市。
根据户籍的附票记录，三年前片仓直义居住在北海道中川郡幕别镇，此后便下落不明。居民票截止到幕别镇，再也没有变动。
片仓直义没有犯罪前科。
要调查的东西不仅仅是居民基本台账①和住所变迁附票，还有学历、职历、病历、血型、笔迹、团体经历、所属团体、各种资格、电话号码、邮局、不动产、动产、储蓄、汽车型号、汽车牌照、驾驶执照、各种执照、纳税、身体特征、长相、性格、癖好、习惯、兴趣、特技、借贷关系、家族、亲戚关系、交友关系、异性关系等。
①居民基本台账：日本户藉制度，1967年制定，代替了1951年制定的居民登记制度。记载居民有关事项的公簿，存放在市、区、町(镇）、村里面，由居民票（居民票记载的内容以个人为单位，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别、与户主的关系、住址等事项）编成家庭情况。——译者注。
在警备公安关系里备案的人物，要有五十多项资料，可是片仓直义在警察公安关系里没有备案。
牛尾等人对片仓直义的行踪追查到了北海道的幕别镇，便没了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