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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相模湖畔的女子成了案件的重点。
从被害者土肥武夫能把女子约到酒店这一点来看，他们的关系定是非常亲密。然而，正像女佣们所说的那样，那女子还没有和土肥发展到“那一步”。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土肥的确有过好几个情妇。搜查本部对每一个情妇都进行了调查，可她们都不是和土肥前往碧潭亭的那一个。
看来，逃走的女子的确很有可能是他新交的情妇。
搜查本部想尽各种办法，仍没能找到那个女子。包车司机说女子是在高圆寺一丁目的电车车站上车的，于是警方推测，她一定就住在附近。
搜查本部根据旅馆女佣的证词与司机的记忆画出了女子的肖像画。警官们带着画，前往高圆寺一丁目附近的公寓、出租房和宿舍打探消息。
那女人看起来像个卖笑女。女佣们也曾经说过，穿着和服的她“看起来不像个良家妇女”。经常接待客人的女佣观察力是很敏锐的。
认识土肥的人都作证说，土肥不喜欢良家妇女，反而倾情于艺妓、接客女和陪酒女。
于是警方推测，在相模湖逃走的女子，大概是在某个料理店或酒吧工作的。这类女子一般都租房住。
然而警方却没能在高圆寺附近发现特征相符的女子。他们将搜查范围扩大至高圆寺所属的杉并区和临近的中野区，可依旧一无所获。
她为什么要杀死土肥？
既然跟土肥来到了湖畔的旅馆，那就说明她对土肥是抱有好感的。女佣也作证说，每次她走进房间，就发现女方的衣服越发凌乱了一些。
土肥提出要散步的时候，女方也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因此，“在昏暗的湖畔，男方强迫女方就范，女方拒绝，杀死男方”——这一假设就无法成立了。
女佣说，土肥武夫很想和女子共度一宿。女佣问他们是否入住的时候，男方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那应该只是为了再确认一下女方的意思。
两人之间的关系不难想象：女子是土肥新交的情妇，两人已经很亲密了，只是还没有发展到肉体关系这一步。当晚土肥将女子约到相模湖畔的酒店，定是希望将她占为己有。
如此想来，土肥应该刚认识她不久。搜查本部对土肥最近去过的料理店、酒吧和夜店进行了重点调查。
然而顺着这条线索，警方还是没能发现类似的女子。
“真是怪了。”搜查本部的警官歪着脑袋说道，“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
不久，本部便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仇杀。
提出这一假说的，正是警视厅派来增援的搜查一课的年轻警部补——三原纪一。
凶案虽然发生在神奈川县，可死者是东京人，有作案嫌疑的女子也可能来自东京。于是神奈川警察本部便与东京警视厅展开了合作。
“这不可能是单纯的杀人案。女人勒死男人是很不自然的。假设男方真的逼女方就范，而女方假装屈服，乘其不意，用绳子勒住了男人的脖子，男方也能用蛮力摆脱。”三原警部补说道。
“难道有共犯？”与会人员提问道。
“我觉得有。很有可能是女子的另一个情夫。被害人土肥想要将女子占为己有，而她还有另一个情夫躲在暗处，待两人来到湖畔，便趁天黑伺机下手。”
在场的众人觉得这一假设也有一番道理，只是多少还存在一些疑问。
“如果真是这样，凶手也没有必要杀死土肥啊。因为依照当时的状况，那女子还不完全属于土肥呢。如果要报复土肥横刀夺爱，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总之杀人的动机还不够明确啊……”
这种说法也合情合理。
不过，情杀案的凶手大多情绪激动，他们的犯罪带有极大的冲动性。可以说在现场的他们都失去了冷静判断的能力。
所以三原纪一的假设并非完全不合理。
经过多次会议，警方基本排除了女子单独犯案的可能性。
而犯案动机除了情杀，可能还掺杂着一些怨恨的因素。
因为土肥武夫工作的关系，他极有可能会得罪人。
于是本部对土肥周围的相关线索进行了调查。
现在总共有四份有关交通业界的报纸。其中一份在二战前就开办了，另外三份则是战后才开始发行的。土肥武夫的《交通文化消息》诞生于五年前，在战后开办的三份报纸中，算是历史第二悠久的。
人们对土肥的报道的评价，都不外乎“公平”二字。业界小报一般都需要依靠公司的捐款维持收益，而土肥武夫并不强求企业捐款。他的经营方针算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调查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可疑的业务纠纷。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关注的仇敌。
二月十二日，土肥的葬礼在自家附近的寺庙中举行。
葬礼十分隆重。灵堂里摆满了花圈，连站人的地方都没有留下。大部分花圈都是各大交通业同行送来的。在东京都内做生意的包车公司和出租车公司大概有三百多家，其中规模较大的三十多家都送来了花圈。还有许多人以个人名义送来了花圈，其中包括交通监察局局长、次长和课长，都是和土肥在工作上有所关联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汽车零件销售公司、涂装公司与汽油公司等等，都在土肥的灵柩前进献了花圈。
参加葬礼的客人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也是这所寺庙建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葬礼。
到场的宾客中混有五六名刑警，他们神情严肃地握着佛珠，眼睛却注视着宾客们的神色。
除了站在灵堂里的刑警，还有些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寺院内到处游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