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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三〇年的作风
语言是给人用来掩盖他的思想的。
尊敬的神父玛拉格里达[1]
于连刚到了维里埃尔，就责备自己对德·雷纳尔夫人不公正。“如果她由于软弱，没有能把她与德·雷纳尔先生之间的这场戏演成功，我一定会像鄙视懦弱女子那样鄙视她！她像个外交家一样应付自如，而我倒同情起是我的敌人的失败者来了。在我的行为里有着小市民的心胸狭窄。我的虚荣心受到了触犯，因为德·雷纳尔先生是一个男人！男人这个著名的、庞大的行会，我也有幸属于它。我只不过是一个傻瓜。”
谢朗先生在撤职以后，被迫搬出本堂神父住宅，当地的那些最受尊重的自由党人，争先恐后地向他提供住处，他都一一拒绝了。他花钱租用了两间屋子，里面堆满他的书籍。于连想让维里埃尔的人看看教士应该是怎样的一种人，他到父亲家里去取了十二块枞木板，亲自背着走过整条大街。他向一个老朋友借了一些工具，很快地就做好了一只书橱，把谢朗先生的书整整齐齐地放在里面。
“我还以为你受到俗世的虚荣心的腐蚀，”老人说，高兴得流出了眼泪，“那身华丽的仪仗队军服给你招来多少敌人啊，现在你把你干的这件孩子气的事完全弥补过来了。”
德·雷纳尔先生吩咐于连住在他的家里。没有一个人疑心到发生的事。于连在他到达后的第三天，看见一位不算小的人物，专区区长德·莫吉隆先生，登上楼，一直走进他的房间。在长达两小时枯燥乏味的闲聊，以及对人心的险恶，对负责管理国库收入的那些人的不廉洁，对这个可怜的法兰西所面临的种种危险等等的痛心疾首的哀叹以后，于连才终于看到这次来访的目的渐露端倪。当时已经到了楼梯平台上，失去一半宠幸的、可怜的家庭教师正怀着适当的敬意，送某一个幸运省份的未来省长下楼。这时候，未来的省长屈尊对于连的前程表示关心，并且赞扬他在与金钱利益有关的事情上表现出的淡泊，等等，等等。最后，德·莫吉隆先生慈祥和蔼地把他抱在怀里，建议他离开德·雷纳尔先生，到一位有孩子需要教育的政府官员家里来，这位政府官员会像菲列普国王一样感谢上苍，不过不是因为上苍把孩子赐给他，而是因为上苍让他们降生在于连先生的邻近地方。“他们的家庭教师可以拿到八百法郎的薪金，不是逐月支付，这不够高尚，”德·莫吉隆先生说，“而是按季度，永远提前支付。”
现在轮到于连说话了，他已经不耐烦地等了有一个半小时。他的答复是完美无缺的，尤其是长得像一篇主教训谕。它什么都提到了，然而又什么都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同时可以在里面找到对德·雷纳尔先生的尊敬，对维里埃尔的公众的敬重，以及对鼎鼎大名的专区区长的感戴。这位专区区长发现对方比他自己还要虚伪狡猾，不免大吃一惊，他试图得到一些明确的答复，但是枉费心机。于连非常高兴，他抓住这个锻炼的机会，换了另外的措辞来重新开始答复。还从来不曾有过一位能言善辩的大臣在议会会议上，看到会场情绪好像要活跃起来，希望把会议结束前的时间全部占用时，比他说的话更多，而内容更少的了。德·莫吉隆先生刚走，于连就立刻像疯子似的笑起来。为了充分利用他耍弄虚伪手段的兴致，他写了一封九页的长信给德·雷纳尔先生，信中把别人对自己说的话全都说给德·雷纳尔先生听，并且谦恭地向他征求意见。“可是这个坏蛋没有把提出这个建议的人的名字告诉我！一定是瓦尔诺先生，他把我给放逐到维里埃尔看成是他的匿名信起的作用。”
于连高兴得就像一个猎人，在一个晴朗的秋日早上六点钟，来到一片猎物充斥的平原上。信发出以后，他就出门去征求谢朗先生的意见。但是，在到达这位善良的本堂神父的住宅以前，成心要准备一些快乐给他享受享受的老天爷，让他迎面碰上了瓦尔诺先生。他在瓦尔诺先生面前没有隐瞒他的心已经碎了；一个像他这样贫穷的小伙子应该完全献身给上天安排在他心里的从事圣职的志向，但是在这个世上光有志向是不够的。为了配得上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做工[2]，为了不至于完全配不上那么多的博学的合作者，必须去受教育，必须到贝藏松神学院里待上费用浩大的两年。因此有必要积蓄一笔钱，而积蓄一笔钱，靠按季度付给的八百法郎的薪金，当然要比靠逐月吃光用光的那六百法郎容易得多了。另一方面，上天把他安排在雷纳尔家的孩子身边，尤其是在他心里还唤起了一种对他们特别喜爱的感情，看上去，上天不好像是在向他指出，他不应该放弃教育他们而去教育别人吗？……代替了帝国时代的行动迅速的作风的这一种雄辩术，于连把它发展到这样尽善尽美的地步，甚至到最后连他也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感到厌倦了。
回到家里，他发现瓦尔诺先生的一个穿着华丽号衣的仆人，这个仆人带着一张邀请他当天参加宴会的请帖，在城里到处找他。
于连从来没有上这个人家里去过，仅仅几天以前，他还光想着用什么办法可以拿棍子揍他一顿，而又不至于让自己被送上轻罪法庭。虽然宴会定在一点钟才举行，于连还是认为中午十二点半就到贫民收容所所长先生的书房里，显得比较恭敬。于连发现他神气活现地坐在许许多多的文件夹中间。黑色的大颊髯，浓密得异乎寻常的头发，斜搁在头顶心上的希腊便帽，巨大的烟斗，绣花拖鞋，胸前纵横交错的纯金粗链条，还有一个自以为是风流情种的外省金融家的所有那些装饰品，并没有引起于连的敬意；于连反而更加想到他欠自己的那一顿棍子。
他请求得到被介绍给瓦尔诺夫人的荣幸。她正在打扮，不能接待客人。作为补偿，他享受到了在一旁观看贫民收容所所长先生打扮的快乐。接着他们到瓦尔诺夫人的房间去，她含着眼泪把她的孩子们介绍给他。这位夫人是维里埃尔最重要的夫人之一，她有一张男人般的大脸盘儿，为了这次盛会她特地搽了胭脂。她把与母爱有关的那些夸张辞藻全都使用出来。
于连想到了德·雷纳尔夫人。他生性多疑，几乎只有由对比引起的这种回忆他才能接受，不过遇到这种时候，他往往感动得流出眼泪。这种心情在看了贫民收容所所长的房子以后更加强烈了。他们领着他参观这所房子，里面的一切都是华丽的、崭新的，他们还把每一件家具的价格报给他听。但是于连发现房子里面总显得有些卑鄙龌龊，带着一股偷来的钱财的气味。所有的人连仆人在内，看上去都好像在装出一副坚定的神色，来对付外来的蔑视。
收税官，间接税征收人，宪兵军官以及另外两三位公职人员偕同他们的妻子来到。紧跟着他们而来的是几个有钱的自由党人。仆人禀报筵席摆好了。于连心情已经非常不好，想到了在饭厅墙壁的那一边就是那些可怜的被收容者。购买所有这些打算向他炫耀的、庸俗不堪的奢侈品所花费的钱，也许就是从他们一人一份的肉食上揩油来的。
“他们这时候也许正在挨饿，”他对自己说，他的嗓子眼发紧，难以下咽，几乎连说话都感到困难。一刻钟以后，情况更坏，断断续续传来了一首通俗的，还应该承认，有点儿下流的歌曲的歌声，是一个被收容者在唱。瓦尔诺先生朝他那些穿着华丽号衣的仆人中的一个望望，这个仆人退出去，很快地就不再听见有人唱歌了。在这同时有一个仆人用一只绿玻璃杯给于连斟上莱茵葡萄酒，瓦尔诺夫人没有忘了提请他注意，这种葡萄酒直接在产地购买，值九个法郎一瓶。于连握着绿杯子，对瓦尔诺先生说：“那支下流的歌不唱了。”
“当然！我看决不会再唱了，”所长扬扬得意地回答，“我叫人去禁止这些叫化子出声。”
这句话对于连说来太过分了；他已经有了适应他的职业的风度，却还没有适应他的职业的心肠。尽管他的伪善态度经常不断得到锻炼，他还是感到一颗很大的泪珠沿着他的脸颊滚下来。
他企图用绿玻璃杯把它挡住，但是要他津津有味地品尝莱茵葡萄酒，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了。“禁止他唱歌！”他对自己说，“我的天主啊！而你居然容许！”
幸好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种有失体统的感情用事。收税官唱起一支保王主义的歌曲。在齐声合唱副歌的喧闹声中，于连的良心在对他说：“这就是你可能达到的肮脏的富贵地位，而且你只能在这种情况下，跟这样的一些人在一起享受它！你也许会有一个两万法郎收入的职位，但是在你狼吞虎咽地吃肉时，你必须禁止可怜的被收容者唱歌；你举行宴会用的钱是你从他少得可怜的口粮中窃取来的，在你的宴会进行时他将更加不幸！——拿破仑啊！在你那个时代，靠了在一场战役中出生入死，争得荣华富贵，有多么美好啊！可是，卑鄙无耻地增加不幸者的痛苦……”
于连在这段独白中表现出来的弱点，我承认，使我对他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他配得上做那些戴黄手套的阴谋家的同行，他们一心想要改变一个大国的全部现状，却又不愿意让自己良心给碰着半根毫毛。
于连猛然间被拉回到他扮演的角色来。别人邀请他跟这样高雅的一些客人在一起吃饭，可不是为的胡思乱想和一言不发。
有一位歇业的印花布制造商，贝藏松科学院和于宰斯[3]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从餐桌的另一头向他发话，问到大家都在说他研究《新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这是不是真的。
突然出现了一片寂静。一本拉丁文的《新约》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两个科学院的博学院士的手里。他按照于连的回答，随手挑了半句拉丁文念了出来。于连接着背下去。他的记忆力准确可靠；这件奇事受到了以宴会结束时才会有的那股喧闹劲儿发出的赞赏。于连看了看那些夫人们的红通通的脸。有几位长得并不坏。他特别看中挺能唱歌的那位收税官的妻子。
“在这几位夫人面前我讲了那么长时间的拉丁文，确实感到很惭愧，”他一边望着她，一边说。“如果吕比尼奥先生（这是那个身兼两个科学院院士的人）愿意随便选一句拉丁文念出来，我不再接着用拉丁文往下背，试试看当场把它翻译出来。”
这第二个测验使他的光荣达到了顶峰。
有几个富有的自由党人在场，但是他们是有可能得到奖学金的孩子们的幸福的父亲，因此在最近一次布道时突然间改变了信仰。尽管他们在政治上走了这么精明的一步棋，德·雷纳尔先生还是始终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他们。这些可尊敬的人只是耳闻于连的大名，后来在***国王进城的那一天见到他骑在马上。他们是他的最热烈的赞赏者。“这些傻瓜要听到什么时候才会听厌他们一窍不通的这种圣经文体呢？”他想，可是正相反，这种文体的奇特古怪使他们感到有趣，他们一边听一边笑。可是于连已经厌倦了。
六点钟的钟声敲响时，他严肃地立起来，谈到利戈里奥[4]的新神学中有一章他需要学一学，第二天还得背给谢朗先生听。“因为我的职业，”他愉快地补充说，“就是让人家背书和我自己也背书。”
大家都放声大笑，赞不绝口。这就是适合维里埃尔人口味的俏皮话。于连已经站着，其余的人也都不顾礼仪的规定纷纷立起来。这就是天才的威力。瓦尔诺夫人还把他留了一刻钟；应该请他听听孩子们背诵教理问答。他们背得颠三倒四，错误百出，只有他一个人发现。他决不会去纠正他们。“对宗教的基本原理都一无所知啊！”他想。他最后行礼，相信自己可以逃走了，但是还得强忍着再听一首拉封丹[5]的寓言。
“这位作者很不道德，”于连对瓦尔诺夫人说：“有一首关于让·舒阿尔神父阁下的寓言[6]，竟敢对世上最可敬的事物百般嘲笑，他遭到最好的注释家的强烈指责。”
于连在离开以前接受了四五个人请他吃饭的邀请。“这个年轻人为本省争光！”客人们全都同时兴高采烈地嚷起来。他们甚至谈到通过表决，从市政基金中提取一笔生活补助费，供他到巴黎去继续深造。
这个轻率的主意在饭厅里引起反响时，于连已经步履轻快地走到了院子门口。“啊！下贱东西！下贱东西！”他一连低声喊了四五遍，尽情享受着呼吸新鲜空气的快乐。
他这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贵族。长久以来他的自尊心一直在受到轻蔑的微笑的伤害，受到他从所有那些在德·雷纳尔先生府上听到的有礼貌的话里发现的高傲的优越感的伤害。他不能不感到差别之巨大。“即使我们忘掉钱是从那些可怜的被收容者身上搜刮来的，而且忘掉禁止他们唱歌！”他一边走一边对自己说，“德·雷纳尔先生难道什么时候对他的客人说过他请他们喝的每一瓶酒的价钱吗？而这位瓦尔诺先生不厌其烦地一再列举他的财产，只要他的妻子在场，他谈到他的房子，他的地等等，每一次都要说你的房子，你的地。”
这位夫人显然对享有所有权的快乐非常敏感，刚才在吃饭的时候她对一个仆人极其可憎地发了一顿脾气，因为这个仆人打碎了一只高脚酒杯，害得她的酒杯不成套了；这个仆人回答时，也傲慢无礼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怎样的一伙人啊！”于连对自己说；“即使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总有一天我会暴露自己的看法；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不可能克制住不让它流露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