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案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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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只知道是在莱登霍尔街。”
“那么,你把信寄到哪里去呢?”
“寄到莱登霍尔街邮政局,他本人会亲自到哪里领取。他说,要是把信寄到办公室去,其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会讥讽他和女人通信。因此,我提议用打字机把信打印出来,像他寄给我的信那样,但是他还是不同意。他说,看到我亲笔写的信就像见到了我本人,而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信,就像我们俩中间隔着一台机器一样。福尔摩斯先生,这说明他是非常喜欢我的,即便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他也能想得非常细致。”
福尔摩斯说:“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事情了。长期以来,我一直这么认为,小事情是最重要的。你还能想起来关于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其他小事情吗?”
“福尔摩斯先生,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他喜欢与我一起在晚上散步,而不愿在白天散步,因为他说他不喜欢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温文尔雅,很有绅士风度,甚至说话的声音都非常温柔。他对我说,他小时候曾患过扁桃腺炎和颈腺肿大,从那以后嗓子一直不大好,说起话来声音嘶哑。他穿衣服总是很得体,非常淡雅、简约,但是他的视力较差,和我一样,所以戴着遮光眼镜来遮挡强烈、刺眼的光线。”
“那么,你继父温迪班克先生第二次去法国以后,事情又怎样呢?”
他信誓旦旦,让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必须永远对他忠诚。
“霍斯默·安吉尔先生又到了我家里,并且提议,我们应该在我继父回国以前就结婚。他信誓旦旦,让我把手放在《圣经》上发誓: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必须永远对他忠诚。母亲对我说,他让我发誓是十分正确的,这足以证明他对我的感情。从一开始,母亲就对他非常有好感,甚至比我还喜欢他。这样,我在他们说要在一星期内举行婚礼时,提起了我继父。但是他们俩都认为,只要事后给他说一声就行了,不用在乎他的意见。母亲还说,在这件事情上她会替我把我继父摆平的。福尔摩斯先生,我并不赞成这种做法。虽然他只比我大几岁,却一定要得到他的允许,听起来有些好笑,但是我不愿意偷偷摸摸地做任何事情。因此我给继父写了一封信,寄到了他的公司驻法国办事处所在地波尔多。但是就在我结婚那天早上,这封信又被退了回来。”
“那么,这封信没有寄到他手里?”
“没错,先生。他在这封信寄到以前就已经起身回英国来了。”
“哈哈!真是不巧啊。那,你的婚礼是安排在星期五,在教堂举行的吗?”
“是的,先生。静悄悄的,没有张扬。我们决定在位于皇家十字路口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婚礼。婚礼后到圣潘克拉饭店吃早餐。那天早上,安吉尔乘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来接我们娘俩。但是我们是两个人,他就安排我们两个坐上了这辆马车。当时街上恰好过来一辆四轮马车,他自己就坐上了那辆马车。我们提前走到了教堂,他所乘坐的那辆四轮马车随后也到了,我们等着他下车,却始终没见他从车厢里下来。那辆车的车夫从赶车的座位上下来,发现乘客已经没了踪影!车夫说他也不知道人到底去哪里了,因为他亲眼看着他坐进车厢的。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上星期五,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他失踪了。”
福尔摩斯说:“在我看来,他这么对待你,是对你的极大侮辱。”
“哦,不,不,先生。他是个好人,对我非常好,不会就这么离开我的。您看,他早上就对我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要对他忠诚;哪怕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把我们分开了,我也要永远遵守我对他的誓约。我相信,他迟早会来实现他的保证的。在结婚当天早上,说这样的话好像有点令人疑惑不解,但是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其中的含义已经不言自明了。”
“这肯定是有特殊含义的。那么,你本人也认为他遇到了料想不到的灾难?”
“一点没错,先生。我想,他可能预感到了某些危险,要不然他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然后,我想他所预感的事情就发生了。”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
“再问一个问题。你母亲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她非常愤怒,叫我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那么,你的继父呢?你把这件事告诉他了吗?”
“告诉他了。他跟我想的一样,认为肯定是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迟早会有安吉尔的消息的。就像他说的那样,把我带到教堂门口就离开了,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他借了我的钱,或者同我结了婚而将我的财产转移到了他的名下,也许还能讲得通。可是安吉尔在钱这个问题上是完全自立的。我的钱,哪怕是一个先令,他都从来不看一眼的。既然这样,还会有什么事可能发生呢?为什么连信都不给我写一封呢?唉,这事都快把我逼疯了。我晚上都睡不着觉。”她从皮袖筒里掏出一块手帕,捂着脸开始抽泣起来。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我来办你的这件案子。请放心好了,我们一定会把问题搞清楚的。现在让这副担子从你肩上卸下来,挑在我肩上吧。总而言之,让安吉尔先生从你的记忆中抹掉,是他先离你而去的。”
“那么,您认为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吗?”
“恐怕是这样的。”
“那么,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你把这个问题交给我就行了。请你保留关于他的信件,我需要得到关于这个人形象的准确的描述。”
她说:“在上星期六的《纪事报》上,我登过寻找他的寻人启事。就是这则寻人启事。这里还有四封他写来的信。”
“谢谢。你的通信地址是什么呢?”
“坎伯韦尔区,里昂街31号。”
“我知道你没有安吉尔先生的地址。那么,你父亲的公司地址在哪里呢?”
“他是芬丘奇街的法国红葡萄酒大进口商韦斯特豪斯·马班克商行的推销员。”
“谢谢你。情况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请你留下这些信件,记住我给你的忠告:这件事件已经结束了,不要让它影响你的生活。”
“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你这是对我好,可是这个我做不到。我必须对安吉尔忠诚。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都等着他。”
我们的这位客人,虽然戴着一顶不太合时宜的帽子,还满脸的迷茫和不知所措,但是她的淳朴、她的痴心、她的高尚情操,令我们油然起敬。她把一小沓信件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临走时,她说如有需要她会随叫随到。
福尔摩斯手指尖仍然顶着手指尖,两腿向前伸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好几分钟没有说话。然后,他从架子上取下那个使用多年、通体油腻的陶制烟斗。这烟斗好像能给他出谋划策。烟丝点着以后,他朝后靠在椅子上,吐出浓浓的蓝色烟圈,一脸愁容,神情恍惚。
他说:“那个姑娘非常有趣,值得去研究一下。我发现她本人比她的案件更有意思。说实话,她的案子不过是小菜一碟。如果翻阅一下我的案例索引的话,你就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如1877年安多弗案、去年发生在海牙的一个案件等。案情基本一致,只有其中一两个情节比较新鲜。倒是这位姑娘给人很多启发呀。”
我说:“在她身上,很多我看不出来的东西似乎被你看出来了。”“不是看不出来,华生,而是不注意。你不知道该注意哪里,所以很多重要的东西你没有看出来。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所以你也不会想到:袖子非常重要,从大拇指指甲中也能看出问题,在鞋带上也能有大发现。好了,从这个姑娘的外表上,你能看出些什么呢?你描述一下吧。”
“哦,她头上戴着一顶蓝灰色的宽边草帽,帽上插着一根砖红色羽毛。她穿着深灰色的短外套,上面缝缀着黑珠,边缘镶嵌乌黑贴边流苏。比咖啡色还深的褐色上衣,领部和扣子是窄条紫绒。浅灰色的手套,右手食指已经被磨破。我没有留意她穿什么样的鞋。她微胖,戴着小小的金耳坠。整体来看这个人是相当富裕的,神态是舒适、惬意的。”
福尔摩斯轻轻地鼓了鼓掌,抿起嘴笑了笑。
“华生,我这不是在恭维你,你的确有很大长进。你的描述真是太精彩了。虽然你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东西,但是已经掌握住了方法。你对颜色的观察倒是很精准。华生,决不能依靠粗略的印象,而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细节上。看一个女人,我总是从她的袖子着眼。看一个男人,我们应该首先观察他裤子的膝部。就像你看到的那样,这个女人的袖口是长毛绒做的,这是最能透露案件线索的一种布料。在手腕往上一点有两条纹路,这是打字的人胳膊压在桌子上的痕迹,能够很清楚地看出来。用手摇式的缝纫机也能留下类似的痕迹,不过痕迹是在左臂上,离开大拇指最远的一边,而不是像打字员的痕迹那样整条横穿过手臂。然后我看了一下她的脸,发现鼻梁两边都有夹鼻眼镜留下的凹痕,于是我就大胆提出她是近视眼,还是个打字员。她好像对我的判断感到非常奇怪。”
“这也使我感到非常惊诧。”
“可是一点不错,这很容易就能看出来。接着我向她的脚看去,惊奇地发现,她所穿的两只靴子,粗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仔细一看原来根本就不是一双。一只靴尖上是花纹皮包头,另一只却不是。一只有5个扣子的靴子只扣了最下面的两个,而另一只则扣上了第一、第三和第五个扣子。是这样,如果你看见了一位穿戴得很整洁,却穿着不配对的靴子,靴上的扣子只扣上了一半的时尚女郎,那她离开家时一定非常匆忙。这不是一个有很大难度的推论吧。”
“还有呢?”我问。我的朋友精辟的推理,常常激发起我浓厚的兴趣。
“对了,我还注意到她在穿戴好了之后准备走出家门的时候写了一张字条。你看见了她右手套的食指那个地方破了个洞,但是很明显你没有观察到她的手套和食指都沾了紫色墨水。她一定是写得非常匆忙,蘸墨水时笔插得很深了。这种事情一定是在今天早上发生的,要不然她的手指上不会现在还清晰地保留着墨迹。这些东西虽然推理起来并不难,但却非常有意思。闲话少叙,言归正传,华生,把寻找霍斯默·安吉尔先生的那个寻人启事给我读一读好吗?”
我把那一张小小的打印稿拿到灯光前,念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