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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到1986年，我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写作《魔鬼在你身后》。但对于一个热情勃发的年轻小说家来说，足够了。
当然，我每周还要为APEX项目工作八十个小时以上，但这不成问题。夜晚、周末、同卡伦和小简看电视，进电影院，外出游玩，短途旅行……一切休闲时间都被占用了。我在黄色稿纸上运笔如飞，写作到深夜。我一大早就爬起来——我常常不得不六点半以前离家，带着满巴士的孩子去APEX中心，然后七点刚过就得开始上课——将昨晚手写的章节用打字机疯狂地打出来。我花了一大笔钱，从文具租赁行买了一台返修过的二手IBM Selectric打字机。我下了好大决心才购入这台设备，因为以前那台Olivetti小打字机已经不能胜任新的艰巨任务——一部最终长达一千五百多页的大部头。
《魔鬼在你身后》是如此之复杂——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角色是如此之多，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卧室改装的办公室里堆满了牛皮纸纸条。我在纸条上记录了众多角色的行为、互动以及最终命运，并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勾出来。我记得，梅勒妮·福勒是红色，索尔·拉斯基是蓝色，尼娜·德雷顿是淡黄色，托尼·哈罗德是黄绿色，上校——也就是威利——是纳粹制服般的黑色。我的书房墙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线条，杂乱地交错着，在重要的交叉点旁还写有潦草的注释。有的线条会突然断掉，因为那条线代表的角色死了。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牛皮纸纸条，看上去就像坏掉的地震检波器吐出的纸带。
秋过冬来，冬去春至，写满字的黄色稿纸、参考书、地图和打字机打出的《魔鬼在你身后》的稿子在身边越累越高，堆成了小山。我不时会告知詹姆斯·法兰科我的这本书会有多厚，而我的出版商兼编辑的回答总是三个字：“没问题。”
这本书计划1986年秋天写完。那年夏天，我聘请APEX项目的秘书阿琳为我工作。她每天在自己家中，根据我修订过的已打出的稿子，将其重新再打出来。当时，我有五六十本字迹潦草、布满涂改痕迹的稿纸，我自己打出来的稿子也有两英尺半高。
那年夏天，我每天有十六到二十个小时用于创作《魔鬼在你身后》。简有时候会来书房找我玩，但她在那个小房间里几乎找不到落脚的空地。卡伦会在晚上十点或十一点来对我说晚安。她知道，我还会继续工作四五个小时，直至寂静的凌晨。每天阿琳都会将她打出的倒数第二稿带给我，而我又会在稿子上做修改，再返给她，然后继续手写剩下的几百页。我就像疯了一样。但我喜欢这种状态。
卡伦和我本来对必须支付给阿琳的昂贵打字费而忧心，但后来我们打消了顾虑。签订合同之后拿到的一万两千五百美元不是一笔小钱，书稿交出之后，我们又能拿到一万两千五百美元。而1987年初出版精装本后，我们还能拿到六千两百五十美元。就算我必须将预付金的一半拿出来购买打字机、聘请打字员、购买记号笔，那又如何？不管怎样，我都得把书写完！
那年夏末，我终于完成了《魔鬼在你身后》，总共一千五百三十四页。我同詹姆斯·法兰科上次联系还是在好几个星期前，当我把这部巨著的最终长度告诉他的时候，他的反应是：“真长，但别担心，我们可以出成一本书。”（法兰科一页都没读过，但他喜欢我口头汇报的故事情节）
在理论上的暑假即将结束的最后几天，我夜以继日地将部分章节的最后定稿打出来，阿琳则以更快的速度将我给她的其他章节打出来。我们在学校开学、我必须重新将每周八十到一百个小时投入APEX教学之前的一天大功告成。我请了一天假，带着卡伦和简去了我们镇上的小公共游泳池。我躺在夏末的阳光中（我像蛆一样苍白），看着周围别的家庭和游泳者，我暗暗感叹：这会儿——这短短几小时——就是我的暑假啊。
但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在我准备将《魔鬼在你身后》交给法兰科的时候，我得知了两件事：第一，我的第一部小说《迦梨之歌》入围世界奇幻奖，成为最后六个候选作品之一；第二，蓝鸟书店破产了。
“何时姊妹再相逢？”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三个女巫之一问。女巫有可能说的是人类大脑的三个主要部分。
几十年前，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脑进化和行为实验室主任保罗·麦克莱恩提出了人类“三位一体脑”理论。这个理论引发了争议，先是被认可，后来遭否定，但他提出的解剖学和进化论上的核心证据却十分明确：我们的大脑是数亿年进化的结果，今天我们的大脑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最新发展出来、也最高级的、位于外层的新皮质，只有我们人类、高等灵长目、鲸鱼和海豚拥有足够复杂、足够多的新皮质；边缘系统——该部分控制我们的肢体动作——所有哺乳动物和一部分爬行动物都有边缘系统；隐藏最深的，是爬行动物脑，这一部分早在几亿年前就进化出来了，早期爬行动物和恐龙的大脑中就只有这一部分。
这就相当于，一部iPod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台古老的Commodore 64【11】，而Commodore 64的基础运行组件是一把锈迹斑斑的算盘。
爬行动物脑关心的是领地，是仪式和模仿，是打斗和逃跑，是愤怒、暴力和侵害，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它念念不忘的就是种群内部的等级。
卡尔·萨根提醒我们，“冷血杀手”这个词十分精确，因为人类的极端暴力行为都是大脑底层的爬行动物脑所驱使的，其背后是充满攻击性的等级观念，以及“要么杀人，要么被杀”的紧迫意识。正如马基雅维利对王子的谏言，如果通过语言和其他高等大脑功能操纵他人失败，就必须“有意地采用野兽的方式”。
古代希腊人从来没有梦想过平等和博爱。他们认为，世界处在一刻不停的竞争（agon）当中——没错，agon就是agony（痛苦、挣扎）的词根——世界上的每个人、每种东西都始终处在竞争中，竞争的结果将人和物分为三等：次等、高等，以及同等。
然而，爬行动物脑——我们所有人大脑中都有这一部分，而我们当中精神吸血鬼的大脑则被这部分所占据——却没有“同等”这一概念，它只知道“高等”和“次等”。恐龙这样的原始掠食者就是这样思维的，所以，如果有必要，它们会杀了你，让自己进入“高等”之列。
在现代人类的大脑中，新皮质占了总质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但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的大部分个人行为——社会行为、政治行为、性行为、官僚行为，以及无休无止的战争——都是由爬行动物脑所操控的。
G. K. 切斯特顿【12】曾写道：“你虽然或可摆脱不兼容或偶发的规律，但……不要煽动三角形挣脱三边的捆绑，这只会叫三角形死于非命。【13】”
作为教师（我接受过纽约州教育服务协作机构的培训，有资格测试、诊断、矫正学习障碍），我曾教过近乎自闭的孩子，以及患有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在我十八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接触过心智不健全的孩子，包括两名反社会人格分子。
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年纪不大的孩子，如果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玩玩具，就经常会表现出重复性的行为。在那些精神有残疾或心智不健全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严重。这在医学上被称为“持续重复症”，其表现是不能停下某种行为，比如在眼前挥手扇风，或者不断摇晃、哼唱。在那些患有自闭症的孩子身上，这种重复性的行为会更复杂，比如，他们必须随时随地带着自制的硬纸板“机器”和绳子做的“电线”，不然就会变得十分消沉。
在自然状态下，所有孩子的重复性的行为——男孩身上最明显，女孩身上更隐蔽——都是在对自己进行接纳和包容，一旦这种尝试失败，孩子就会失魂落魄、孤独无助。
孩子大脑里的新皮质还在发育之中，这一部分对他们行为的控制力还很弱。
相反，爬行动物脑反而十分活跃。有时候，这部分大脑会驱使他们做出可怕的行为。
蒙田在他的《随笔集》第十卷中写道：“……经常，事情是逆向而行的；我们对孩子的喧闹、游戏和稚拙，仍然较之他们长大后循规蹈矩的行为更感到兴趣，仿佛我们爱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消遣，当作小猴，而不是当作人。【14】”
但以专业的眼光观察，孩子自己玩耍时不像猴子，而更像迅猛龙。
精神吸血鬼是大脑新皮质先天被抑制的进化案例，他们的额叶罕见地发达，导致神经元的自转轴垂直于物理极性磁场轴，所以他们的大脑成了一种简陋的全息影像发生器，而不是波前坍塌干扰仪——我们的大脑是后一种情况。换言之，精神吸血鬼的爬行动物脑可以将纯粹的意志力“投射”到其他人脑中相对比较被动的新皮质、边缘系统和爬行动物脑中，尽管目前还不知道这种“投射”是通过电磁波谱进行的，还是某种其他范围的能量。
精神吸血鬼的大脑虽然也有高等新皮质，但那只是一种附属物。精神吸血鬼可以流利地说话，或者伪装出利他主义行为和社交礼仪，但精神吸血鬼（就像反社会人格者）真正关心的，只有打斗和逃跑、优势和劣势、等级和控制。
还有暴力。他们永远都热衷暴力。
用暴力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你的意志之上。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操控你。
1986年10月，我去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参加第十二届世界奇幻大会。在此之前，我很少参加科幻或奇幻大会，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囊中羞涩。
1986年，卡伦和我其实也无法负担从科罗拉多到罗得岛的机票，但几个星期以来，大会相关人士都在“强烈建议”我参加，我的经纪人和其他作家解释说，这可能意味着我的小说赢得了世界奇幻奖，所以组织者希望我去现场领奖。我之前还从未亲自领取过写作方面的大奖。（我曾经在《迷离境界杂志》短篇小说大赛中与人共同获奖，我在电视上看见罗德·塞林的老友杰克·克卢格曼替我从主持人麦克·道格拉斯手上领取了罗德·塞林纪念奖奖状。颁奖仪式前三十分钟左右，杂志社的人才打电话让我打开电视。大约一个月后，我终于收到了邮寄回来的奖状，但奖状包装得不好，镀金边框的一边都被撞掉了。因为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奖状上评委的签名也都看不清了。这些评委是：哈兰·埃利斯、卡罗尔·塞林、罗伯特·布洛赫、理查德·马西森——其中三人被我奉为写作偶像）
1986年10月，我们想去普罗维登斯，但我们无法负担两个人的费用。于是，尽管非常不情愿，但卡伦只好同四岁的简留在家里，我则请了一天假，飞到那里参加周末举行的活动。
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终稿带在身上，它比我的行李箱还重。
蓝鸟书店破产之后，我的手稿——尽管蓝鸟里没有一个人读过——成了蓝鸟的“资产”，被打包交给了债权人，就像办公家具和打字机一样。我宁愿相信，吉姆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给包括《魔鬼在你身后》在内的未能出版的文学资产寻找新东家。
总而言之，一个大出版社——现在姑隐其名，原因很快就会揭晓——得到了尚待出版的《魔鬼在你身后》。我的经纪人安慰我这是好事，因为大出版社的印量会更高，发行也会更好。他还告诉我，参加世界奇幻奖的颁奖宴会对我来说是一次机会，我可以认识我的新出版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的新编辑。
一念及此，我就十分兴奋。法兰科是《迦梨之歌》的出版人和临时编辑，但他的编辑和修改很少很潦草。当然，这主要是我的责任。1986年之前，我发表的都是短篇小说，与我搭档的都是十分优秀的编辑，比如《全知》杂志的埃伦·达特洛，《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肖娜·麦卡锡。但我还没有同图书编辑合作过，我很期待能有这样的经历。
到了普罗维登斯之后，我仍然不相信《迦梨之歌》真的能获奖，尽管活动举办者是那么急切地要求我到场。在世界奇幻奖的历史上，还没有处女作能得奖。何况，同时被提名的作品全都来头不小，有克莱夫·巴克的《诅咒游戏》、彼得·凯里的《骗子》、丽莎·戈尔茨坦的《梦想年代》、保罗·黑兹尔的《冬王》，以及安妮·赖斯的《吸血鬼莱斯特》。《迦梨之歌》只出版发行了几千本精装书，又有几个人会真的读过呢？
不过，无论能不能得奖，只要能见到我的新编辑，将《魔鬼在你身后》的完整手稿交给它的新主人，也就算不枉此行了。
颁奖宴会举行前一天，我和我的编辑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见面了。我之前已经见过了我的新出版商，对他很有好感。
我还记得我吃力地搬出装手稿的大箱子的样子。那一幕像极了斯波尔丁·格雷那部令人又哭又笑的独角戏电影《箱中怪物》。电影里，他的桌上也摆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着他永远都写不完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