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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编辑是个女人，刚满二十一岁，刚被出版社任命为“恐怖小说”部门的主编。我也姑隐其名吧。
在普罗维登斯比尔特莫酒店的酒吧中，我头一个小时几乎没有说话。我的新编辑问我除了写作还干什么，我告诉她我的职业是教师，还介绍了正在进行的APEX项目。
“哦，天才/神童培训项目啊。”她轻蔑地挥了挥苍白的手，“我参加过很多次。”
我解释说，我们从不给任何孩子贴“天才”的标签，只是为他们提供学习能力超前的孩子需要的诸多领域的高水平指导。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母亲我是个天才。”我的编辑又挥了下手，“但我们天才知道自己是天才。”
我不回应，只是听她说。“我不会做被动的编辑，”我的新编辑说，“我也不会做好好先生。我们会把这看成是你的第一本小说。你会收到我写的详细修改意见，每一页都是单倍行距。我不会漏过任何一处改动。”
“太——”我说。我本来还要说“好了”两字，但我刚说出一个“太”，就又得听她说了。
“我会在我们公司缔造一个恐怖小说的新王朝，”我的编辑说，“或者说帝国。我将把整个行业的水平提升到新高度。我还没有读你的这本书，我们还没有买你的这本书，但通过我的编辑，它会达到我们的标准，否则根本就进不了待出版名单。”
“太——”我说。
“我知道，你的这本书……有点儿像是剽窃了罗宾森【15】的《念控力》的创意……但我不相信这个设定撑得起那么长的故事。”她向我的大箱子投去恶意而挑剔的目光。
我没有接话。
“总之先看它能不能改出来吧。”她说。然后我只是默默地喝可乐，听她讲述她读书时参加的天才培训项目，以及她在出版业迅速成名的传奇经历。
第二天，《迦梨之歌》赢得世界奇幻奖的时候，我的妻子卡伦竟然出现在了晚宴上。原来，在我走后，她找她哥哥借钱买了机票。当主持人宣布《迦梨之歌》获奖时，我很开心她能在场。
下面我要写的东西，可能会让卡伦抡拳打我。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绝不写别人的负面形象（尤其是女人的），即便在小说中也不写（除了个别大反派）。我知道，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自己的面貌、体重都无能为力，还会不时穿错衣服。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证明。
然而，在1986年的那场颁奖宴会上，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新编辑却真的很奇葩，她的奇葩着装暗喻了我以后十八个月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时期——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讲讲她有多奇葩。
我的新编辑又矮又胖，而且非常非常苍白，这些都无关紧要。但她那天下午的穿着实在让人无语。她只穿着黑色比基尼小内裤和黑色胸罩，没有穿其他内衣。我之所以看得到这些，是因为她的“长袍”不过是菱形大网眼黑色连体丝袜，让我不禁联想到渔网。我小时候和父亲去伊利诺伊河或明尼苏达州的湖泊上捕鱼时，用的就是这种网。（有一次，我抓住的一条大鳗鱼大网眼中溜走了，但我没有发现，因为我觉得自己网到了一条大蛇，吓得转身就朝反方向全速逃跑。爸爸一把拽住我的皮带，把我甩回了船上，而那条鳗鱼已经穿过网眼溜回河里了）
总而言之，连体丝袜这种服装穿在身上，本来就让观者很不舒服，而她那天穿的这套又太小了，浑身上下的菱形网眼里都是鼓出来的白花花的肉。成年之后，为了避免成为最性感的怪胎，我学会了与女人保持礼貌的目光接触，不管对方的长相或穿着如何。但她这身黑色网眼蜘蛛网“长袍”让我着实不忍直视。这身穿着根本谈不上性感。我的新编辑看上去就像是被缠进了蜘蛛网里。蜘蛛网不断收缩、闭合、勒紧、挤压，似乎要将它的猎物置于死地。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穿这身肯定很不舒服吧。
后来我才知道，她当天那身黑网是一个比喻。这张网网住的不是她，而是我。在未来的十几个月里，这张网将缠在我身上，越勒越紧。
卡伦和我那年秋天从普罗维登斯回来之后，我告诉她，我的书稿将面临大规模的编辑和修改。我们决定，我将尽其所能地协助编辑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1987年1月开学后，那个学期，我每天仍然要花很长时间为APEX项目工作，但每天的最后几小时，我可以去拜访由我们监督其项目进展的十九所学校中的一所或几所，所以我可以每天只坐班半天——当然，这也意味着，我的收入会减半。虽然我每天仍然有八小时、每周仍然有八十小时为APEX项目工作，但在工作日的下午，我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出来。我的新出版商和编辑将在1986年圣诞节前把修改建议反馈给我，我打算用挤出来的这几个小时处理他们的反馈。
说实话，我收入减半后，卡伦和我的生活将十分拮据——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依然是我的工资，我们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孩要养，房贷也才刚还两年。当初我们之所以敢于贷款，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写小说可能会提高收入。何况我们还被告知，如果我的修改令新编辑满意，就能拿到剩下一半预付金的一半，并在出版之后拿到另一半——尽管我的书离出版那天似乎还遥遥无期。
于是，我做出了令教师同事和学区管理者惊讶的举动：拿着一半的薪水，却干了百分之九十该干的工作，为的仅仅是每个工作日下午能抽出两三个小时来。我的编辑承诺说，她的“详细修改建议”将在感恩节前发给我。
可是，1986年的感恩节前，我并没有收到她的建议，直到圣诞节都没有。
我继续拿着一半的薪水干着全天的活儿，望眼欲穿地等着。
直到1987年的复活节，她的修改建议都不见踪影。四月过去了，五月上旬也过去了。我仍在等待。
就在正常学年就快结束的时候（这一学年，我只拿了一半的薪水，但几乎干完了全部工作），我的编辑的信件终于雪片般飞来（那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这种东西）。
她兑现了承诺——她的信写了很多页，全是单倍行距。第一份修改建议信长达十六页。
但我几乎无法理解她的修改建议。它们是相互矛盾的。我很快就明白，她的主要意图是，《魔鬼在你身后》必须大幅缩减字数，我当然知道出版商提出这种要求的原因。这本书太长了，很不适合出版。不过，我大概就在那时同罗伯特·里克·麦卡蒙谈了谈——他的畅销恐怖小说《天鹅之歌》也是大部头——里克说，一本书只要上了五百页，其单位成本就会降下来。他说出版商只是习惯性地对大部头持谨慎态度，除非是斯蒂芬·金写的（就连金，出版商也让他把《末日逼近》删了六万字）。
不管怎样，我硬着头皮开始删改《魔鬼在你身后》，同时尽量完整地保留本书的灵魂。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这边还没改完，她那边又寄来了二十页的修改。这一次，我的编辑告诉我：“删掉大屠杀的情节。这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只会拖慢情节。”
同故事核心没有关系？
在我看来，大屠杀这部分就是小说的核心。
自从高中以来，我就对大屠杀倍感兴趣——就算说“着迷”也并不过分。读大学的时候，我曾查阅德语文献，对特别行动队进行了独立研究。这支队伍的大部分成员是前警察、公务员，甚至还有教师，负责对东线的犹太人进行集体枪决。
现代发达国家的一群文明程度应该最高的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野蛮残暴？
德国将现代工业国家的力量同行政和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用于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这就是大屠杀。在我看来，大屠杀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对邪恶的登峰造极的崇拜。毫无疑问，大屠杀是二十世纪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它也是《魔鬼在你身后》的内涵、血肉和灵魂。“删掉它。”我对编辑解释的时候，她斩钉截铁地说。
那年夏天，我都在改写、删减《魔鬼在你身后》，在不伤害或阉割小说精华的前提下平衡编辑的出版要求和我的创作理念。但无论我怎么做，我的编辑都不满意。苦苦挣扎九个月后，我感觉自己落入了一张越缩越紧的蜘蛛网中。
编辑的修改建议纷至沓来。
到1987年夏天，我收到的最新修改建议是：“分成两本书重写。”
但我做不到这一点。分拆为上下册的做法会显得太做作，就像我之前看过的那种古老的星期六系列电影，总是故意留一个所谓的悬念。我做不出这样的事。
1987年夏天结束的时候，我的职业生涯遭遇了新的转折。为了表示“所有的教师都是可以交换岗位的”“不需要天才来教育天才儿童”，校区管理者宣布，他们将把APEX项目的设计者/课程编写者/协调者/教师调回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中，然后随机挑选他们的继任者。
我热爱教学。我也热爱针对普通学生的教学。但我知道一个校区管理者不知道的小秘密：教育天才儿童（以及为他们编写合适的课程）确实需要天才。APEX是我当时从事过的最富创造性和最成功的项目，而一旦那些没有能力或意愿为APEX项目奉献时间和创造力的老师接手负责，这个项目的生命力就终止了。
于是，卡伦和我做出了我们生命中也许是最危险也最大胆的决定：我将辞去教职，全职写作。不错，和一年前一样，《魔鬼在你身后》依然没有被出版商接纳，那六千五百美元也依然是镜花水月。而且，为了取悦我那难以取悦的编辑，我不得不经常重写，从而无法着手创作别的长篇小说，甚至连写短篇小说的机会也少得可怜。但如果我全职写作的话……
这是个疯狂的决定。但我们还是迈出了这一步。那年秋天，自从1953年去上幼儿园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九月去学校。实事求是地说，与学校的分别让我的心灵备受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