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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森塔尔盯着他的咖啡好一会儿，然后抬头看着我，眼神怪异。‘看来，你一心只想复仇。’
“‘是的。’我说，‘你何尝不是呢？’‘不，’维森塔尔悲伤地摇头道，‘也许我们都很执着。但我追求的是正义，而你追求的是复仇。’
“‘在这件事情上，复仇和正义是一回事。’我说。维森塔尔再次摇头，‘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他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无名坟墓中的亡魂，焚尸炉中的枯骨，被驱赶被屠戮的千千万万犹太人需要正义，而不是复仇。’
“‘为什么？’我大喊，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因为，死了的人已经死了，而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
“我鄙夷地摇着头。但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回忆这段对话。
“维森塔尔无比失望，但他答应帮我继续搜寻可能符合我对上校描述的纳粹军官。十五个月后，就在我毕业后几天，我收到了西蒙·维森塔尔的信，里面是党卫队特别分队第四队B小队向特别行动队‘特别顾问’开具的支付凭证的影印件。维森塔尔圈出了威廉·冯·伯夏特上校的名字，他由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任命，前往第三特别行动队执行特殊任务。影印件上还别着一份维森塔尔从他的档案中取出的剪报。在为德国国防军举行的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上，七个面带微笑的青年军官正对着镜头摆姿势。剪报上的时间是：1941年6月23日。乐团演奏的是瓦格纳的作品。剪报上列有军官们的姓名。左数第五位就是脸色苍白的上校，他的帽檐压得很低，面前的战友挡住了他的大部分面容。根据照片下的文字介绍，他是威廉·冯·伯夏特中尉。
“两天后，我来到维也纳。维森塔尔命令他的通信员调查冯·伯夏特的背景，但结果令人失望。冯·伯夏特来自普鲁士和东巴伐利亚的古老贵族家庭。他的家族财产来源于土地、矿山和艺术品进口。维森塔尔的通信员搜遍了远至1880年的资料，却找不到威廉·冯·伯夏特受洗的资料。但他们发现了一份阵亡通知。根据1945年7月19日《雷根报》上的报道，威廉·冯·伯夏特上校在保卫柏林、抵抗苏联入侵者时英勇牺牲。消息传到老伯爵和伯爵夫人耳中时，他们正在巴伐利亚森林的夏日别墅瓦尔德海姆中，那里距巴伐利亚-爱森斯坦旅馆不远。他的家人正在寻求盟军的同意，关闭夏季别墅，返回不来梅附近的家中，为上校举行葬礼。文章还说，威廉·冯·伯夏特因其英勇行为而获得了珍贵的铁十字勋章，并在其牺牲前被推荐担任党卫军副总指挥。
“维森塔尔命令继续寻找别的线索。但他们一无所获。1956年，冯·伯夏特家族只剩下他的一个住在不来梅的老婶婶和两个不争气的侄子，他们因为战后的蹩脚投资将家族财富基本败光。东巴伐利亚的巨大宅邸被荒废多年，那里的狩猎区被卖了交税。据维森塔尔在东欧国家的少数联络员报告，苏联人和东德人对威廉·冯·伯夏特之死一无所知。
“我飞到不来梅同上校的婶婶谈话，但那个女人年纪太大，回忆不起她的家族中有什么人叫威利。她以为是她哥哥派我来带她去瓦尔德海姆的夏季音乐节。上校的一个侄子拒绝见我。我在布鲁塞尔找到了上校的另一个侄子，此人是个纨绔子弟，正要去法国泡温泉。他告诉我，他同威廉叔叔只见过一面，那是1937年，当时他只有九岁，只记得叔叔穿着漂亮的丝绸制服，歪戴着硬草帽。他知道叔叔是战斗英雄，在抗击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牺牲。我回到了特拉维夫。
“我在以色列行医多年后发现，精神病学学位只是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资格罢了。所有精神病医生都将穷其一生研究人性的复杂和弱点，但饶是如此，也未必能窥其万一。1960年，我堂姐丽贝卡因癌症去世。戴维强烈建议我去美国继续研究人类的支配机制。我说我在特拉维夫就有足够的研究材料，但戴维半开玩笑似的说，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暴力在美国都能找到样本。1964年1月，我来到纽约。当时美国刚哀悼完遇刺身亡的总统，转身就忘记了悲伤，沉浸到一个名叫披头士的英国摇滚乐队带来的年轻人的疯狂之中。哥伦比亚大学给我提供了一年访问教授的资格。我可以在那里写完暴力病理学的书，然后成为美国公民。
“1964年11月，我决定留在美国。我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拜访朋友，晚餐后，他们满怀歉意地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们一起观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我自己没有电视，我告诉他们我愿意。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纪念肯尼迪总统遇刺一周年的纪录片。我对这个片子很感兴趣。尽管以色列人一般只关心自己的事务，但美国总统之死还是让我们备感震惊。我见过总统在达拉斯的车队，被肯尼迪幼子向父亲棺木敬礼的画面所感动，还读过杰克·卢比杀死刺杀总统嫌疑人的报道，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奥斯瓦尔德遭遇枪击的真实画面，而现在纪录片中就在播放这段录像——穿着黑毛衣、得意扬扬地笑着的矮个子，戴着斯特森帽子、典型美国人模样的达拉斯便衣警察，冲出人群的粗壮男人，顶住奥斯瓦尔德肚子的手枪，沉闷的枪响——这让我回忆起苍白的裸尸落入大坑的声音——奥斯瓦尔德面部扭曲地捂着肚子，警察同卢比扭打起来。摄像机在混乱中被打翻在地，被踢到了人群之中。
“‘上帝啊，上帝！’我用波兰语大叫着跳了起来。上校也在人群之中！
“我无法向邀请我做客的朋友解释我为什么会激动。我当晚就离开了，坐火车去纽约。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播放纪录片的电视台的曼哈顿办公室。我托大学和出版社的朋友帮忙，获准观看电视台的电影胶卷、录像带和所谓的‘剪余片’。我看纪录片时，那张脸只在人群中闪现了几秒。曾和我共事的一个研究生热心地从动态视频中截取了静态画面，并将其尽可能放大给我看。
“与屏幕上匆匆闪现的人影相比，这张脸的辨识度反而更低——得克萨斯牛仔帽帽檐间的模糊白影，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黑黑的眼窝就像是颅脑上开着的两个洞。这张照片在法庭上绝不可能被认可为证据，但我知道那就是上校。
“我飞到了达拉斯。当局对媒体的批评和世界舆论仍然十分敏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口谈论此事，更没有人愿意同我在地下车库里交流。我出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来自录像截图，一张来自柏林的老报纸配图，但所有人都不认识上校。我同记者谈过，同当事人谈过。我甚至试图同刺客的刺客杰克·卢比对话，但未能获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遇刺一年后，上校的踪迹仍旧毫无头绪。
“我回到纽约，联系了以色列大使馆的朋友。他们说以色列情报人员绝不会在美国的土地上活动，但他们答应帮我打听。我雇了一名达拉斯的私人侦探，他的酬金高达七千美元，但他的调查结果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一无所获。大使馆没有收费，因为他们同样没有查到线索，但我想我在大使馆的朋友肯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居然在总统被刺杀的现场寻找战犯。以他们的经验，大多数前纳粹分子都会隐姓埋名，远离公众视线。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弄错了。显然，那张让我常年噩梦不断的面庞，已经在我的大脑里根深蒂固，无法抹除。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我为何会对他念念不忘。他的脸已经在索比堡的毒气室里烙进我的大脑。找到上校成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原因。如果上校死了，我也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
“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我知道。但我不愿‘治疗’我自己。上校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与老人用真人当棋子下国际象棋也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不会死在柏林外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里。他是魔鬼。魔鬼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1965年夏天，我终于获准同杰克·卢比谈话，但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信息。牢狱生活已经令他形容消瘦，精神萎靡，皮肤都是褶子，就像挂在骨头上的破布。他眼神游离，声音嘶哑。我试着诱导他回忆刺杀奥斯瓦尔德的细节，但他只是耸耸肩，将之前在无数次审问中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他说直到枪声响起他才意识到他杀了奥斯瓦尔德。他获准进入现场只是个意外。他看到奥斯瓦尔德时，一股强烈的冲动攫住了他——就是这个家伙杀死了他敬爱的总统。
“我向他出示了上校的照片。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他只认出了几个达拉斯的探员和一些记者，但他从未见过这个男人。我问他：‘在朝奥斯瓦尔德开枪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异常？’他抬起疲惫的脸，像极了一条短脚猎狗。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困惑，但他旋即又用呆板的声调回答：‘没有。没什么异常。我只是一想到奥斯瓦尔德就生气。他杀死了肯尼迪总统，让肯尼迪夫人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父亲，而他自己还活着。’
“一年之后，1966年12月，卢比被送入帕克兰德医院治疗癌症。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并不惊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病入膏肓。1967年1月他病逝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为之哀痛。杰克·卢比代表的是一个所有美国人都宁愿忘掉的年代。
“六十年代后期，我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可以通过专心工作来祛除上校的魅影。但在我内心最深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充斥着暴力的年代研究暴力。为什么有人能轻而易举地支配别人？在我的研究中，受试群体由互不相识的男女随机组成，他们被要求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我进行多少次实验，在群体形成后三十分钟内都会形成社会秩序。群体成员通常都不知道群体中形成了等级，但他们几乎都可以指出群体中‘最重要的人’或‘最活跃的人’是谁。我的研究生和我对受试者做了采访，认真阅读谈话记录，长时间观看录像带。我们模仿了受试者与权威人物——大学系主任、警察、老师、国税局官员、狱警、牧师——发生的冲突。等级与支配的问题总是比简单的社会地位更复杂。
“在同一时期，我开始和纽约警察合作，研究凶杀案罪犯的资料。数据相当有趣，但同罪犯的谈话令人沮丧，研究也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人类暴力的根源何在？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在日常互动中发挥着什么作用？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天真地希望某天能解释为什么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聪明且具欺骗性的精神变态者，能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文明变成一台毫无主见与道德的杀戮机器。我早已知道，人类之外的高级动物拥有某种建立支配关系和社会等级的机制。这种等级的建立通常不会伴随严重的伤害。即使狼、虎之类的凶猛捕食者，在发出清晰的臣服信号之后也会立即中止狂暴的对抗，以免导致死亡或严重残疾。但人类呢？我们是像许多人猜想的那样，缺乏这种本能的臣服-认可机制，所以注定战争不断？难道我们同类相残的疯狂行为是由我们的基因先天决定的？我认为不是。
“通过数年时间搜集数据，提出假设，我渐渐形成了一个奇怪而不科学的理论。但我只能将这个理论藏在心底，因为如果我将其告诉同事，我的专业名望就必然受损。人类进化出的支配会不会是一种通灵现象，即我的一些不够理性的朋友所说的超心理现象？政治家的苍白吸引力——媒体美其名曰“人格魅力”——显然不是建立在魁梧身材、繁殖能力或威吓展示的基础之上。或许，在人脑的某个脑叶或半球之中，存在着一块专门投射这种个人统治感的区域。我知道，神经病学研究表明，我们的等级意识源自大脑最原始部分——即所谓的“爬行动物脑”。进化——变异——会不会赋予了某些人近似移情或心灵感应的能力，而该能力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发挥无比强大的作用？这种能力在支配欲望的驱使下，会不会最终演变为暴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否还是真正的人？
“最后，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归纳上校的意志进入我大脑时我的感觉。尽管数十年过去了，那种悲惨经历的细节已被淡忘，但精神强奸所带来的痛苦、恶心和恐惧却仍然能让我喘息着从梦中惊醒。我继续教学、研究，继续穿行在灰暗而平淡的日子中。去年春天，我有天早上醒来，意识到自己老了。自从上次在录像中看到上校的脸，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倘若那确实是上校，倘若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是一个耄耋老人了。我在脑中勾画出那个牙齿掉光、身体发抖的老战犯。上校很可能已经死了。
“我忘了，恶魔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不到五个月前，我几乎同上校在纽约街头相遇。那是个酷热的七月傍晚。我走在中央公园西街，思考着一篇关于监狱改革的文章，这时上校从不到五十英尺外的一家餐厅出来，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他身边跟着一位上了年纪但仍然美丽的女士，她的白发垂在一套昂贵的丝绸晚礼服上。上校自己则身着黑西装。他肤色偏黑，身材匀称。他的头发已所剩不多，而且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但他那张愈发丰满红润的脸庞上仍透露着冷酷与专横。
“我呆呆站在原地盯了他好几秒，然后拔腿追赶出租车。车汇入车流当中。我在车辆的缝隙中穿梭，疯狂地想追上去。坐在后排的乘客从未回头。出租车越开越远，我蹒跚着回到路边，差点儿摔在地上。
“餐厅的领班服务员也没帮到我。他承认当晚确实有这样一对仪表不凡的老年男女在这里用餐，但他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而且他们也没有预约。
“接下来的好几周，我都在中央公园西街一带游荡，搜寻每一条街道，扫描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中乘客的脸。我还雇了一个年轻的纽约侦探做帮手，但我的钱再次打了水漂。
“然后我便陷入了所谓的‘神经崩溃’当中。我失眠了。工作进行不下去，大学里的课也被取消了，或者由紧张的助教代替我上。我已连续多天都不换衣服，回家后除了吃饭就是来回踱步。我常常夜深了仍在外晃荡，被警察盘查了好几次。幸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和神奇的‘博士’头衔救了我，否则我早被送到贝尔维尤医院了。后来有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地板上，突然意识到我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上校身边的那个女人很面熟。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光和第二天白天，我都在努力回忆我在哪儿见过那个女人。我可以肯定是在某张照片上。她的形象让我回忆起了一种模糊的感觉——慵懒、焦虑，伴随着柔和的音乐。
“那天下午五点十五分，我叫了辆出租，风驰电掣般赶到我牙医的诊所。他那天不在，诊所关着门，但我编造了一个蹩脚的故事，还严厉训斥了接待员，终于让他同意我翻阅等候室里的一堆老杂志，有《十七岁》《智族》《小姐》《美国新闻》《世界报道》《时代》《新闻周刊》《时尚》《消费者报道》和《网球世界》。当我第二次翻阅所有杂志时，接待员开始对我的疯狂状态感到警惕。我之所以还在继续搜寻，纯粹是因为我的执念——我坚信，没有牙医会在一年之内将等候室内的杂志更换四次以上。接待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要报警。
“我找到了。在《时尚》杂志充满浮华广告和夸张宣传语的封面附近，有一张那个女人的小黑白照片。照片位于购买饰品的专栏顶部，下方写着女人的名字：尼娜·德雷顿。
“对尼娜·德雷顿的追查迅速展开。我雇用的纽约私人侦探哈灵顿很高兴着手调查这条更确切的线索。二十四小时后，他给了我一份关于那个女人的厚厚资料。大部分信息都来源于公共数据源。
“尼娜·德雷顿夫人是一位有钱的寡妇，在纽约时尚界颇有名气，拥有一家服装连锁店，1940年8月，她同美国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帕克·阿伦·德雷顿结婚。结婚十个月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孤身一人，巧施手腕，投资屡屡得手，跻身数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之前那些公司从未有过女董事。德雷顿夫人如今只经营服装店生意，但她依然是几家知名慈善组织的董事，同许多政客、艺术家、作家相熟，同纽约的一位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传出过绯闻，在公园大道有一套位于十六楼的大房子，还有好几处避暑和度假别墅。
“找机会与她见上一面并不难。我查找我的病人名单，很快发现了一个有钱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他与德雷顿夫人住在同一座大楼，而且有相同的社交圈子。
“在我的这位前患者的安排下，八月的第二个周末，我在一个露天招待会上同尼娜·德雷顿见上了面。客人很少。许多富人都逃离这座城市，去海边或山中避暑了。但德雷顿夫人参加了招待会。
“在同她握手、注视她澄净的蓝色眸子之前，我就已经百分百地确定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具有同上校一样的能力。她光彩照人，是整个院子的焦点，就连日本灯笼似乎也因为她而变得更亮了。我感到喉头发紧，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她或许觉察到了我的反应，或许她喜欢引诱精神病医生，尼娜·德雷顿那晚对我总是言辞闪烁，带着几分蔑视，也带着几分挑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