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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一</h3>
他因为酗酒，丢掉了饭碗，失去了亲戚朋友，只好搬到地下室里，同小偷、妓女们住在一起，靠变卖最后的一点东西度日。
劳累的工作、内心的痛苦和伏特加酒，把他折磨得气息奄奄，全身没有一丝血色。死神已经像一只白天闭目养神、一到夜里就目光炯炯的灰色猛禽，紧紧守伺着他。死神白天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晚上就悄悄地出来，久久地坐在他的床头，安安静静地、耐心地、顽强地坐着，直等到天明。拂晓最初一点亮光出现时，他就从被子下探出头来，脸色死白，一双眼睛像是受了伤害的野兽。房间里空空荡荡的，但他不像其他人，他不相信这种骗人的空虚。他疑虑重重地张望着各个角落，机灵地猛然朝背后瞥一眼，然后才用胳膊支起身子，仔细地、久久地凝视着那夜怎样随着黑暗渐渐地消散。而在这时，他看到了别的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一个灰色的、形态模糊的庞然大物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他眼前，令人毛骨悚然。这是一个透明的庞然大物，笼罩了整个房间，它体内的一切仿佛只隔着层玻璃墙，毕露无遗。然而，现在他并不怕它，它正在离去，留下了冷彻骨髓的足迹。它要到下一个夜晚才来呢。
他又迷迷糊糊睡着了一会儿，做的梦荒诞而可怕。他梦见房间里一片煞白，白色的地板和白色的墙壁都被白光照得亮晶晶的，一条黑漆漆的蛇正从门缝里游进来。这蛇游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好像是在窃笑；它把又尖又扁的头贴到地板上，扭曲着身子，接着很快就游走，不知钻到哪儿去了，后来门缝中又露出蛇的扁平的黑鼻子，蛇身像一根黑色的条带伸展在地上。如此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又消失。有一次，他在梦中见到一件叫人开心的东西，于是笑了起来；但那笑声很古怪，又像是被压抑的号哭，又像是体内深处的某个地方在笑，又像是人已死去，躯壳已不能动弹，可灵魂却还在哭泣，叫人听了毛骨悚然。
渐渐地，他终于苏醒过来，听到了正在诞生的白昼的声音：过路人嘶哑的谈话声，远处开门的吱嘎声，看院人的扫帚扫除窗台上积雪的沙沙声，总之，他听到了大城市清晨醒来时的那种模糊不清的嘈杂声。而这时他最害怕的那件事也随之到来了：他无情地、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新的一天又要开始，自己过一会儿就得起身去为生活而斗争，而这是一种毫无胜利之望的斗争。
应当活下去。
他翻过身去，把背朝着亮光，一把抓过被子来蒙住脑袋，不让哪怕是一丝最微弱的光线照射到他眼睛里。他把整个身子缩成一小团，双腿抵住了下巴，就这样，像木头人似的躺着，不敢动一动，不敢把腿伸直。为了抵御地下室里的寒气，他把衣服像一座山似的压在自己身上，但他并不感到沉重，只觉得身体冰冷冰冷的。每听到一息象征生活的声音，他就觉得自己目标太大而又没有东西可以遮蔽。于是他把身子缩得更小，默默地呻吟着，但并不是用声音，也不是用思想呻吟；因为此时此刻，他害怕自己的声音，害怕自己的思想。他在祈求着什么人，别让白天到来，让他可以永远躺在这一大堆破布片下面，既不动弹也不思想，而以自己的全部意志去阻挡正在来临的白天，促使自己相信黑夜还在继续下去。这时他最希望的，就是有人从背后用手枪抵住他后脑勺上凹进去的地方，朝他开一枪。
可是白天还是来临了，它是遍及各地的，不可遏制的。它不容分说地召唤人们去生活，于是整个世界都开始动起来：人们开始说话、干活、思索。在地下室里，头一个醒来的是女房东玛特莲娜，她已经是个老婆子了，却有一个二十五岁的情夫。她先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后来又到希兹尼亚科夫房门口忙活着什么，把水桶碰得叮当乱响。希兹尼亚科夫感觉到她已近在咫尺，于是屏住呼吸，决定如果她叫唤他的话，一句也不理睬她。但她没有叫他就走开了。过了两个来小时，另外两个房客醒了，一个是妓女杜妮雅莎，另一个是老太婆的情夫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后者虽然还年轻，但大家都这样尊敬地称呼他，因为他是个大胆、机灵的小偷，此外还在干些什么，不过人们只是有所猜疑，谁也没敢谈论过。希兹尼亚科夫最怕的就是这两个人醒来，因为他们俩有权要把他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一醒来，就可以随随便便走进他屋来，坐在他的床沿上，用手捅他，勾起他思索，引他谈话。有一回他喝醉了酒，同杜妮雅莎不知怎的相好上了，还答应要娶她；虽然她当时只是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但真的以为他爱上了她，便处处庇护着他。这杜妮雅莎是个愚蠢、邋遢的姑娘，一身臭味儿，常常给抓进地段警察所里过夜。而同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呢，他们三天前还曾在一块儿喝得醉醺醺的，互相拥抱、亲吻，并发誓结为终身好友。
门口响起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生气勃勃的、爽朗的讲话声和他轻快的脚步声。这使希兹尼亚科夫害怕得愣住了，他期待着，忍不住出声地呻吟起来，于是益发感到害怕了。他们一起喝酒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两个人坐在一家小酒馆里，店堂里只有一盏灯，周围又昏又暗，黑压压的顾客们不知为什么都压低着声音说话，于是他们两个也一样悄声地交谈着。当时，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的脸色苍白而激动，怨天尤人地抱怨做小偷的艰难，并且不知为什么伸出一只手来，让他摸摸没有接合准的断指骨。希兹尼亚科夫吻了吻他，对他说：
“我喜欢小偷。他们都是勇敢的人。”他说着，就举杯同对方挽臂而饮，从此誓同手足，虽然他们之间早就以“你”相称了。(1)
“我也喜欢你。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又谅解干我们这一行的哥儿们，”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回答说，“你看看我这只手：嗬，什么样的手啊！”
那只白白的手又伸到他眼前。这手以它的苍白而招人怜悯。希兹尼亚科夫当时突然若有所悟，只是现在已记不清所悟的是什么，而且也不可能再记起了。他当时吻着那只手，而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则自豪地嚷道：
“这就对啦，我的兄弟！我们宁肯死，也决不屈服！”
这以后，他就觉得天旋地转起来。他眼前一片混乱，人们叫着，嚷着，吹着口哨，灯光在跳动。当时，这是一种欢乐，而现在，当墙角落里躲藏着死神，而白天正从四面八方步步逼近，迫使你必须生活、必须行动、必须为着什么去斗争、必须有所祈求的时候，这使他感到痛苦，感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害怕。
“你还睡着哪，老爷？”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在门外讥讽地问道，可是没有得到回答，便又加了一句，“好吧，睡你的去吧。”
阿勃拉姆·彼得罗维奇的熟人很多，都来找他。一整天，大门吱吱嘎嘎响个不停，不断传来低沉的谈话声。那门每响一次，希兹尼亚科夫都以为这是来找他，要把他带走；因此，他在被窝里愈缩愈紧，并久久地谛听着，分辨到底是谁在说话。他等待着，痛苦地、全身战栗地等待着；虽然世界上谁也不会到他这里来找他。
过去，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总之很久以前，他曾经有过一个妻子，但已经死了。在妻子去世前很久，他曾有过兄弟姐妹，而更早一些时候，还有过一位美好的、他称之为母亲的人，但形象已经依稀、模糊了。现在，他们都死了；也许，他们之中有的还活着，但也都已经消失在这茫茫无际的世界中，似同死了一般。他自己也很快就要死了——这一点，他很清楚。今天，他要是从卧榻上起来，两只脚将哆哆嗦嗦地站立不住，双手也将不听使唤，尽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这就是死。但在死来到之前还得活，而这一点，对于一个身无分文、患着病而且失去意志的人来说，实在是一项可怕的任务。因此，希兹尼亚科夫完全陷入绝望之中。他甩开盖在身上的被子，双手猛地朝身背后弯过去，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发出长长的呻吟；这呻吟仿佛是从数千个受折磨的胸膛中同时迸发出来的，所以听起来充满着难以容忍的、已经到了极限的痛苦。
“开门，魔鬼！”杜妮雅莎在门外一边叫，一边用拳头擂着门，“不然的话，我会把门砸烂的！”
希兹尼亚科夫哆哆嗦嗦地摇晃着身子，走到门口，把门打开，然后连忙退回去，几乎像摔倒似的躺回床上。梳好发结、搽了粉的杜妮雅莎紧挨着他坐下来，把他挤到了墙边上。她跷起二郎腿，神气活现地说：
“我给你带来了一条新闻。卡佳昨天把灵魂献给了上帝。”
“哪一个卡佳？”希兹尼亚科夫问道。他感到自己的舌头很笨重，不听使唤，好像这舌头根本不是他的。
“看你，忘了吧，”杜妮雅莎笑了，“就是在我们这儿住过的那个卡佳。她离开这儿才一个星期，你怎么就忘啦。”
“她死啦？”
“是啊，人人都要死的，她死啦。”
杜妮雅莎伸起一个短短的指头蘸了蘸唾沫，擦掉睫毛上的香粉。
“她为什么要死？”
“大家为什么要死，她也为什么要死。谁知道她为什么要死。我是昨天在咖啡馆里听说的。人家告诉我，卡佳死啦。”
“她生前你喜欢她吗？”
“当然喜欢她啦。这还用得着问！”
杜妮雅莎那双愚蠢的眼睛，呆呆地、淡漠地望着希兹尼亚科夫，一条肥胖的腿不停地摇晃着。她不知道还该说些什么好，只是竭力用那种含情的目光盯着躺在身边的人，以表示自己对他的爱；为此，她稍稍眯起一只眼睛，抿起厚厚的双唇。
白天开始了。
<h3>二</h3>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气可真冷，中学都停课了，原定的赛马也改期举行了，免得马冻出病来。娜塔丽雅·弗拉季米洛芙娜手上抱着出生才六天的婴儿，从助产医院出来。一开始，她感到高兴，因为已经傍晚了，滨河街上空无一人，谁也不会看见她这个还没出嫁的姑娘，手里竟抱着个婴儿。她脑子里在想，只要她一跨进门槛，一大帮人，包括她爸爸——一个老是流口水、患有麻痹症并且完全像个瞎子的人，以及她认识的大学生、军官和小姐们，一定会立刻对她大叫大嚷地起哄，用手指头指着她说：“看哪，就是这个姑娘，才念完中学六年级，认识的都是聪明、高尚的大学生，平常一听到粗话就会脸红，可就是她，六天以前竟同别的一些堕落女人一起，在助产医院里生了个孩子。”
但这时滨河街上空无一人。只有那彻骨的冷风呼呼地吹着，把灰溜溜的、由于上了冻变得像针一般刺人的积雪像飞尘似的卷到半空中，淹没了道路上一切有灵和无灵之物。冷风发出轻微的哨声，围着栅栏上的一根根铁栏杆盘旋，使得这些铁栏杆像是被摩擦过似的发出寒光，显得又冷又孤独，叫人看着就心里发疼。姑娘感到自己也同这些铁栏杆一样寒冷，一样脱离人群和生活。她身上穿着一件平日滑冰时穿的短棉袄。这件短棉袄是她已经感觉到临产的阵痛急忙离开家门时匆匆忙忙披上的。那风扑面吹来，把她那薄薄的连衣裙吹得贴紧在两条腿上。她感到头部特别冷，害怕自己会冻坏。于是，她刚才对那一大帮人的恐惧感消失了，展现在眼前的是无边无际的、冰天雪地的荒原，既没有人，也没有光明和温暖。两颗热腾腾的泪珠夺眶而出，这泪珠立即就变得冰冷冰冷的了。她低下头去，把脸凑到手里抱着的那个圆不圆方不方的小包裹上，将泪珠擦掉，更快地朝前走去。现在，她既不爱自己也不爱这孩子；她觉得她和孩子两个人的生命都是多余的。但是，有一个地址却顽强地推动着她奔向前去，那个地址仿佛不是印在她脑中，而是跑在她前面，给她领路，不断地召唤她：
“涅姆契诺夫斯卡娅街，拐弯第二幢房子。涅姆契诺夫斯卡娅街，拐弯第二幢房子。”
六天来，她躲在床上喂婴儿吃奶的时候，一直牢牢记着这个地址。这个地址意味着，她应当到涅姆契诺夫斯卡娅街去，那里住着她的同乳姐妹——一个妓女；现在，除了这个姐妹外，在其他任何人那里都无法为她自己和她的孩子找到栖身之所了。一年前，一切还都很好，她常常又笑又唱那会儿，曾去探望过患病的卡佳，曾经资助过卡佳一些钱；而现在，这个卡佳成了她唯一的一个可以去投靠而无须害羞的人了。
“涅姆契诺夫斯卡娅街，拐弯第二幢房子。涅姆契诺夫斯卡娅街，拐弯第二幢房子。”
她走着，风在她周围恶狠狠地翻滚。而当她上了桥时，那风竟凶猛地直扑她的胸膛，用它的铁爪抓她冰冷的脸。风胜利了，呼啸着顺桥而下，在积满冰雪的河面上回旋，然后又腾空而上，展开冰冷的、颤抖的双翼，把道路遮蔽了。娜塔丽雅·弗拉季米洛芙娜停住了脚步，无力地靠在桥栏杆上。河中有一个冰窟窿，像一只黑魆魆的、暗淡的眼睛，从桥下深邃的地方朝上直盯住她——这目光神秘而又可怕。耳边又响起那个地址，顽强地呼唤着她继续往前走：
“涅姆契诺夫斯卡娅街，拐弯第二幢房子。涅姆契诺夫斯卡娅街，拐弯第二幢房子。”
希兹尼亚科夫虽然已经穿好衣服，却又躺回到床上。暖和的大衣一直裹到眼睛；这件大衣是他剩下来的唯一的财产了。屋里很冷，墙角落里都结上了冰。他因为是蒙在羊羔皮的大衣领子里呼吸的，所以人感到又暖和又舒服。他整天都在欺骗自己，说是明天就去寻找工作，恳求人家录用他；而眼下，他却消消停停地什么也不去想，只是每听得隔墙有人提高嗓门讲话或者什么地方的门砰的一声关上时才打个冷战。他就这样消消停停地躺了很久，后来，响起了敲大门的声音，那声音时轻时重，显得胆怯、慌乱、急促，好像是用手背在敲。他住的那个房间紧靠大门，所以他侧过脑袋，竖起耳朵来听时，就能清清楚楚地听出大门口发生的事情。玛特莲娜走过去打开大门，有个人走了进来，随即又把门关上了。接着是一片令人难以忍受的沉默。
“您找谁？”玛特莲娜用嘶哑的嗓门不友善地问道。一个陌生、温和、正在变嗓子的声音，惘然若失地回答说：
“我找卡佳·涅恰耶娃。卡佳·涅恰耶娃住在这儿吗？”
“在这儿住过。您找她干什么？”
“我有急事要找她。她不在家吗？”声音显得惊恐不安。
“卡佳死啦。我跟您讲：她死了。死在医院里的。”
又是一阵久久的沉默。沉默得那么长久，以致希兹尼亚科夫的脖子都伸得酸疼了；因为只要外边沉默着，他就不敢把头缩回来。后来，那陌生的声音终于温和地、毫无感情地说：
“那就告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