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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他端来了燕麦粥，倒了茶。
“不会太浓吧？这茶？”
他嘴里塞得满满的，摇摇头。
“我从来不省茶叶。如果要省，干吗不直接喝白开水呢？去年冬天，天气变得特别糟糕，我们的茶叶用完了。电停了，收音机不响了，茶叶也吃光了。我在后门和牛棚之间拴了一根绳子，出去挤奶的时候我就抓着绳子走。我本来想让玛格丽特·罗斯到后面厨房里来，但我想暴风雪一定会让它心烦意乱，我会控制不住它的。不管怎样，它挺过来了。我们都挺过来了。”
他在她停顿的时候插进来问街坊四邻中有没有侏儒。
“据我所知没有。”
“乘着运货马车？”
“哦。他们在唱歌吗？一定是门诺派的小男孩。他们赶着马车去教堂，一路唱着歌。女孩必须和家长一起乘轻便马车，但他们让男孩乘运货马车。”
“他们看上去好像根本没看见我。”
“他们不会看见的。我曾经对妈妈说，我们住在这条路上是对的，因为我们就像门诺派教徒一样。有马和轻便马车，并且直接喝下牛奶，不用巴氏消毒。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俩都不会唱歌。
“妈妈死的时候，他们送来了非常多的食物，我吃了好几个星期。他们一定以为会有守灵夜什么的。有他们做邻居，我很幸运。但我又对自己说，他们也很幸运。因为他们需要行善，而我几乎就在他们家门口，看见我这样的人就是看见了行善的时机。”
他吃完饭后提出付给她钱，但她拼命对着他的钱摆手。
但有一件事，她说，他走之前能不能修好马的食槽。
所谓的修理工作实际上相当于做一个新的食槽。为了做这个食槽，他四处寻找能够找到的材料和工具。这花了他一整天的时间，晚上她请他吃薄煎饼和门诺派教徒做的枫糖。她说如果他晚来一个星期，她也许可以请他吃新鲜的果酱。她摘了生长在铁轨边上的野浆果。
他们坐在后门外面的厨房椅子上，直到太阳下山。她在告诉他她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他在听，但不是全神贯注，因为他还在环顾四周，并想着这个地方虽是摇摇欲坠，但并非完全无可救药，只要有人愿意安顿下来，把东西修好。需要花些钱，但更需要时间和精力。这可能是个挑战。他几乎因为自己要继续赶路而感到遗憾。
但他之所以没有全神贯注地听贝尔——她的名字叫贝尔——一直在跟他说的事，另一个原因是她在谈她自己的生活，而他不太能想象那样的生活。
她父亲——她叫他爸爸——当初买下这个地方只是为了消夏，她说，后来他决定他们也许应该一整年都住在这儿。他在哪里都可以工作，因为他靠给《多伦多每晚电讯报》写专栏来维持生计。邮递员来取走他写的文章，火车把他的文章送走。他写身边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甚至把贝尔写进了文章里，叫她小猫咪。有时候也提及贝尔的妈妈，叫她卡萨玛希玛公主，名字的出处在一本书里，她说，而那本书的名字早已不重要了。她妈妈也许是他们一整年都住在这里的原因。她患了可怕的一九一八年流感，那次流感让很多人丧命，而她病好后变得很怪。并不是真的变成了哑巴，因为她可以费劲地说出几个词，但她失去了对很多单词的记忆。或者说它们抛弃了她。她不得不重新开始学习吃饭和上厕所。除了学说话，她还要学会在天气热的时候也穿着衣服。你不会希望她四处闲逛，在城市的街道上成为笑柄。
冬天贝尔离开家去上学。学校的名字叫斯特罗恩主教学校。她感到很吃惊，他竟然没有听说过这所学校。她把名字拼了出来。学校在多伦多，学生都是些有钱的女孩，但也有像她一样因为从亲戚那里得到一笔特别的钱或者继承了遗产才到那里去上学的女孩。学校教会了她目中无人，她说，却没有教会她以后应该做什么来维持生计。
但是一次意外事故解决了这个问题。她父亲经常喜欢在夏天的傍晚沿着铁轨散步，那天他散步时被一列火车撞了。事故发生之前她和妈妈已经上床睡觉，贝尔以为一定是农场上没拴住的牲畜跑到了铁轨上，但她妈妈却发出凄切的呜咽，似乎立刻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有时候她在学校的一个朋友会给她写信，问她在那种地方究竟能做什么，但她们根本不了解。她要挤奶，烧饭，照顾妈妈，而且那时还要养鸡。她学会了把土豆切成块，让每一块上都有一个芽眼，然后把它们种进地里，第二年夏天再挖出来。她还没有学过开车，战争开始后她就把爸爸的车卖了。门诺派教徒给了她一匹已经不能干农活的马，其中一个人教会了她怎么给马套轭，怎么赶马车。
一个叫罗宾的老朋友来看过她，认为她的生活方式太过可笑。她希望她回多伦多，但是她妈妈怎么办？她妈妈现在安静多了，也一直穿着衣服，还喜欢听收音机，每星期六下午听歌剧。当然，她在多伦多也能做这些事，但是贝尔不愿意让她离开已经习惯的地方。罗宾说她说的其实是她自己，她害怕离开已经习惯的地方。她——罗宾——走了，参加了不晓得有什么名号的妇女军团。
眼见天气渐渐变冷，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厨房以外开辟出其他适合睡觉的房间。他得赶走一些老鼠甚至还有田鼠，都是因为天气转凉跑到家里来的。他问她为什么从来不养猫，然后听到了她的独特逻辑。她说猫会不停地杀死一些小动物，然后拖出来让她看，而她不想看到这些。他竖起耳朵听捕鼠夹的动静，在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前就把老鼠扔掉。后来他又针对厨房堆满了纸张以及房子没有防火设施的问题发表了长篇大论，她同意如果前厅不再潮湿就把那些纸都搬出去。那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花钱买了一台取暖器，修整了墙壁，说服她花了大半个月的时间爬上去把那些纸都拿下来，重读一遍，整理好，放到他做的架子上。
她告诉他那堆纸里有她父亲的书。有时她管它叫一本小说。他没有想过要问什么，但有一天她告诉他，那本书写的是叫马蒂尔德和斯蒂芬的两个人。一本历史小说。
“你记得历史课上学的内容吗？”
他读完了五年中学，成绩优异，在三角学和地理课上表现出色，但历史课的内容记住得不多。不管怎样，在他中学的最后一年，你能想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你要去上战场了。
他说：“不全记得。”
“如果你上的是斯特罗恩主教学校就会全部记得。他们会把这些内容硬灌给你的。至少是英国历史。”
她说斯蒂芬是个英雄。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配不上他的优秀。他是那种非常难得的人，不会一心只为自己着想，或者只要有好处就违背承诺。也因为如此，最后他没能成功。
还有马蒂尔德。她是征服者威廉的直系后代，要多残忍傲慢就有多残忍傲慢。虽然可能会有些蠢人只因为她是女人就为她辩护。
“如果他能完成那本书，那一定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说。”
杰克逊当然知道有书存在是因为有人坐下来并把它们写出来。书不是凭空出现的。但为什么要出现，这才是那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书了，很多书。其中有两本是他在上学时必读的。《双城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两本书都充斥着以不同的方式让你心生厌烦的语言。这可以理解。这两本书都是过去写的。
让他不解的是——虽然他不想透露这个想法——为什么有人会愿意坐下来再写一本书，在当代。现在。
真是个悲剧，贝尔干脆地说，杰克逊不知道她指的是她父亲还是那本没有写完的书里的人物。
不管怎样，既然这个房间可以住人了，他的心思转到了屋顶上。只修好房间没有用，屋顶的情况太糟，过一两年房间就又无法住人了。他设法修补了屋顶，可以帮她多度过几个冬天，但除此之外他什么也不能保证。他仍然打算圣诞节前动身离开。
隔壁农场的几家门诺派教徒家里年纪大一点的多是女孩，他见过的那几个小男孩还不够健壮有力，不能干重活。杰克逊在秋天收割庄稼的时候受雇于他们。他被带到家里和其他人一起吃饭，吃惊地发现女孩子们给他上菜时表现轻佻，一点儿都不像他以为的那样沉默。他发现几位母亲在留心注意着她们，几位父亲则留心注意着他。他很高兴地知道他让女孩们的父母双方都感到满意。他们看得出他完全没有心动。一切都很安全。
当然，和贝尔也不用说什么。他发现她比他大十六岁。提到这个，甚至开个玩笑，都会把一切弄糟。她是某种女人，而他是某种男人。
他们需要时会去镇上买东西，那个小镇叫奥里奥尔，和他长大的那个小镇正好在相反的方向。他把马拴在联合教会的马棚里，自然是因为大街上已经没有拴马的木桩了。刚开始他对五金店和理发店心怀顾虑。但很快他就明白了小城镇里的一些事，他是在小镇长大的，这些事他早该明白。镇和镇之间没有什么来往，除非在棒球场或冰球场上决一死战，赛场和观众席上的人都处于激烈的人为对抗之中。他们需要买本地商店没有的东西时，就到城里去。需要看镇上没有的医生时也到城里去。他没有遇到任何熟人，没有人对他表示好奇，虽然他们可能会多看马一眼。在冬天的那几个月里，他们甚至都不会多看马一眼，因为小路上的雪没有铲掉，送牛奶去乳制品厂或者送鸡蛋去食品杂货店的人只能凑合着赶马车，就像他和贝尔一样。
贝尔总是停下来看电影院在放什么电影，虽然她根本不打算看。她对电影和电影明星了解甚多，但基本上都是陈年的掌故了，就像马蒂尔德和斯蒂芬。比如，她可以告诉你克拉克·盖博在演白瑞德之前在现实生活里和谁结了婚。
很快，杰克逊需要剪头发了，烟也抽完了，需要买烟草。现在他像个农夫一样抽烟，自己卷烟，并且从来不在家里点烟。
有一段时间市面上没有二手车，但是后来，新车型终于出现了，一些在战争时期赚了钱的农场主准备把旧车处理掉，这时他们买了一辆。他和贝尔谈过一次话。天知道那匹叫斑点的马有多老，在爬坡时有多倔。
他发现汽车经销商一直在注意他，虽然并没有指望他来买。
“我一直以为你和你姐姐是门诺派教徒，只不过穿着不同的服装。”经销商说。
杰克逊有点吃惊，但这至少比以为他们是夫妻要好。这让杰克逊意识到，这些年来他一定老了，变了，身上已经没有了那个从火车上跳下来的瘦削而紧张的士兵的影子。然而，在他看来，贝尔在人生的某个时段停止了变化，一直是一个大孩子。她说话时总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来回跳跃，更强化了这种印象，好像他们上一次去镇上，上一次她和爸爸妈妈一起看电影，或者玛格丽特·罗斯——它已经死了——那天用角对着发愁的杰克逊的可笑场景，这些对她来说没有什么不一样。
一九六二年夏天，把他们带到多伦多去的是他们拥有的第二辆车，当然，还是一辆二手车。这不是一次早有准备的行程，而且对杰克逊来说，那时间很不凑巧。首先，他正在为门诺派教徒盖一座新马棚，他们正在忙着收割庄稼；其次，他自己种的蔬菜很快也该收割了，他已经把这些蔬菜卖给了奥里奥尔镇上的杂货店。但是贝尔长了一个肿块，医生也终于说服她注意这个肿块，现在她要去多伦多做手术。
变化多大啊，贝尔不停地说。你肯定我们还在加拿大吗？
这是在他们开出基秦纳之前。上了新修的高速公路之后，她真的受了惊吓，恳求他找一条小道，不然就掉头回家。他发现自己在回答她的话时言辞尖锐——路上的滚滚车流也令他意外。在那之后她一路上都很安静，他无法知道她闭上了眼睛是因为她放弃了挣扎，还是因为她在祷告。他从来不知道她是否祷告。
甚至这天早晨她还在试图让他改变主意，不去多伦多。她说肿块正在变小，而不是变大。自从每个人都有了免费医疗保险之后，大家什么都不干，全跑去看医生了，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了由医院和手术组成的一出长剧，这除了延长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讨人嫌的时间之外，没有任何益处。
他们开上岔道，来到城里之后，她平静了下来，也高兴起来。他们发现自己来到了阿梵奴路，尽管她惊叹一切都变了，却似乎能在每一个街区认出旧时所知。看，那是斯特罗恩主教学校的一个老师以前住过的公寓楼，那里的地下室里有一家商店，卖牛奶、香烟和报纸。她说，如果你现在走进去，仍然能找到《电讯报》，报纸上不仅有她父亲的名字，还有他没有脱发之前拍的模糊的照片，岂不会很奇怪？
接着她发出一声轻呼，在一条小巷里看见了她父母结婚的那座教堂——她发誓就是那座教堂。他们曾经把她带到那里指给她看，虽然那并不是他们去做礼拜的教堂。他们不去任何教堂做礼拜，根本不去。那是个玩笑。她父亲说他们是在地下室结的婚，但她母亲说是在小礼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