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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们提前三个星期就开始筹划父亲的生日派对。但是，周围的一切对于我们来说都那么陌生——地方陌生，人也陌生。除了我们，好像也不可能邀请客人前来。父亲认识雷斯曼一家——老雷斯曼、他妻子、三个小牛一样壮的儿子以及他们那脸蛋胖胖圆圆的女儿；父亲偶尔会在周六的时候去和他们一起吃饭。他说，好像他每次去拜访，他们一家都坐在餐桌边上，开始或是已经吃完了他们每日五餐中的一餐，咖啡的味道好像已经成了他们家的一部分，渗入他们家的墙壁。雷斯曼夫人一辈子都忙碌在餐桌和炉灶之间，外出也只是为了把食材搬运回家，放在炉灶上一小段时间后，搬上餐桌，然后送到三个儿子和约瑟夫·雷斯曼的肚子里，当然有时也送进了她自己的肚子。父亲很喜欢老雷斯曼，甚至我们家的第一头小牛都是用他的女儿希尔达，而不是用我们的名字来命名的（当然对此我们并不大介意，因为那小牛丑极了，独角不说，还是让人恶心的紫色）。但是我们却很害怕老雷斯曼，因为他的眼睛里总是闪着戏谑的光，好像知道了我们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或是丑事，一副看不起我们的样子。现在我明白了，他只是天生那副表情，其实他很喜欢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健健康康的孩子。但是，当时我们却不敢问他。茉儿说也许是因为她背诗的时候忘词了，凯琳说也许是他们不喜欢吃我们家的饭，而我什么也没说，她俩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也许我们问问他们家对我们有什么看法结果会更好些，不过我总是怕生，也不想找麻烦，所以就选择什么都不说出来（我的性格就是这样，他们以为我很随和，其实不是，我只是胆怯而已）。
雷斯曼一家是我们家北面最近的邻居，我们家南面是拉姆齐一家。他们是黑人，他们家的农场里长满了荆棘，土地岩石密布，比较贫瘠。他们家养的牲口也都骨瘦如柴，连猪都像是一只只泄了气的气球——猪仔们都又黑又小，支楞着狐狸一样的大尖耳朵。克里斯蒂安·拉姆齐又高又瘦，面呈土色，他妻子名叫露西亚。他们养着一群幽灵般的花点小猎狗。他们家有五个孩子——三个亲生的，两个收养的。收养的孩子中有一个差不多可以算是白人，嘴唇厚厚的，他们本不想收养他，可因为没有人想收养这个孩子，于是他们就把他留下了。父亲说，他们对这个孩子比对其他孩子要更好些，这么做到底是出于畏惧还是怜悯，这一点父亲也拿不准。不过我们不能邀请拉姆齐一家，即使邀请了，他们也不一定愿意来。而离得更远一点的住户我们也仅仅是知道名字而已。
父亲生日派对的一切都由我们自己筹划，我教了茉儿一首长诗，并且每天都让她坐在鸡舍的麦麸箱子上用心背诵一个小时。我们称之为抒情歌谣，虽然写得不尽如人意，但还算合辙押韵。这首诗讲述了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它。诗是凯琳和我写的，结尾描述了死亡，可是由于父亲摒弃一切有关死亡的想法，而且也不允许我们提及，所以我就没有教茉儿结尾的部分。不过凯琳不知道这件事，因为茉儿不想跟她学，或者说自从那次茉儿被凯琳锁在地窖，在黑暗中待了几个小时之后，茉儿就不想和她在一起了。茉儿那么信任我，这让我神气十足，但有时我也觉得肩膀上沉甸甸的，压力好大。茉儿学得很努力，她坐在麦麸箱上，晃着两条黑黑的肉滚滚的小腿，胖乎乎的脸颊冻得通红，一绺汗湿的头发从大檐帽子旁边溜了出来。她充满感情地朗诵九到十遍后，再耐心而且精准地反复练习。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个农夫的故事，有好几处我们都觉得非常幽默，希望父亲听了会开心地笑。不管怎样，我们知道，母亲一定会的。茉儿为此非常兴奋，每天都在数着日子，而且经常会向我投来那种分享着秘密的人们之间才有的会意的目光。
凯琳每天都独自一个人到林子里去，而且从来不告诉我们关于父亲的生日派对她打算做什么。“一定会让你们羡慕死的。”她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下午茶和晚饭之间她都会一个人出去，有时会唱着歌回来。她的确有副好嗓子，但是起的调门太高，大喊大叫的，我们都怕听到她的歌声，而且，每当她路过牲口棚时，她都会停下来高声唱……至于我，打算做一个印第安人做的那种陶土的篮子，再涂上颜色——我还不大确定该用甜菜汁还是墨水来上色——我想用这个篮子换下他现在用来装鸡蛋的那个锈迹斑斑的篮子。我花了好多天的时间做这个篮子。开始有半蒲式耳的容器那么大，而且我在陶土里面放了根金属线来支撑篮子，可是，每当提起，篮子都会四分五裂。我重复做了三次，尺寸也越来越小，最后总算是成型了，但也就勉强能装进去一只麻雀蛋，不管怎么说，看起来也还像是个篮子。我好希望这是送给母亲的礼物，因为我知道无论我们做什么她都会喜欢的——即使收到茉儿用没有洗干净的鸡毛做的满是鸡屎味儿的枕头她都满心欢喜。不过，想着父亲将要得到我亲手做的礼物，心情还是美美的，毕竟，这个罐子上面的红色的苍鹭图案不错啊，虽然颜料上得不够专业，有些地方色彩涂到了外边——因为父亲很难取悦，所以每次他心情不错的时候都会显得特别慈爱。
我很喜欢每天在河岸上用凉水和陶土的时光。河边布满了小洞，也许是丘鹬用喙啄的小洞，里面藏着蜘蛛，随时准备捕捉飞来吸食粘土的菜虫。有时我会在早上九十点钟来，四周那么寂静，可以听到啄木鸟敲击梧桐树树干时露珠掉落的声音，有两次我还看到了火红的狐狸穿越小路钻进了树林。
不过有一次我听到了凯琳的歌声。她看不到堤坝下面的我，等歌声稍远时——她唱的是利斯巴和她儿子受难的故事——怕帽檐暴露目标，我摘下了帽子，把头探出了堤坝，看到她边跑边唱。她没有戴帽子，头发随风狂舞。她应该戴上帽子的，因为父亲曾说过，春天的风最是厉害（父亲从来都不会不戴帽子就出门的，虽然他的帽子并不怎么样——连耳朵都遮不住）。我差点儿就喊出声来，想告诉她头上应该戴点什么，但是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眼睁睁地看着她转到了山的另一边。看见她一个人那个样子，我觉得很奇怪。她奔跑的样子，唱歌的样子，都不像是我们家的人。其实以前，凯琳在很多地方也都和我们不一样。她要么突然疯狂地干活，要么就什么都不干，有时她吃东西像只饿狗，大声咀嚼吞咽，有时又挑挑拣拣，在我和茉儿安静地吃饭时，她的眼睛望着窗外，什么都不吃。她睡觉的时间也很奇怪，白天像山猫那样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伸展着四肢酣睡，夜间却会溜出家门到沼泽地里闲逛。我知道她的这个习惯，因为我曾看见她凌晨时分溜回来，脚上和腿上都沾满了带霜的湿泥，几乎冻僵。这个时候她就显得更加怪异，好像已经不是她自己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但却有些恐惧。我害怕生活不再安全舒适，或者说，那时的日子虽然拮据艰难，但至少我们就要走出黑暗看到光明，那种感觉我无法解释也不甚了然。那天，我甚至没有做完我的陶篮就回家了，回到那个一切都不尽完美但平平凡凡的家，至少，那里的一切不难理解。
父亲的生日是在四月九日，不过在那之前好多天，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切都准备停当，可日历就是不肯快些翻过。茉儿虽然没有天天问，但母亲已经看出她多么害怕我们会不小心错过了那个大日子，于是就教她如何每天晚上在日历上标记。我们计划着那天的晚餐吃什么，我们希望都是自己亲手种的东西，可红薯和马铃薯还没有栽种，蔬菜也还没有撒种。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做玉米布丁，可以做三层的酥皮蛋糕，虽然不可能插上五十七根蜡烛，但可以在不把蛋糕压瘫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把蜡烛插在上面——我们没有采纳茉儿在蛋糕四周粘上蜡烛的建议，因为那样的话蛋糕会变得像火烤的豪猪一样难看。凯琳告诉茉儿，蛋糕应该让厨艺好的人做——我猜她一定不是指我，虽然我有一晚也帮忙和了豆面，当然也不是指她自己，因为她只喜欢挥锹抡镐挖来刨去，对于土地上长出来的东西却丝毫不感兴趣，如果让她用小铲子细心地把胡萝卜挖出来，她一定会把每一棵都拦腰切断。不过，她可能是指母亲吧。但母亲擅长的，可不仅仅是厨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