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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坐在屋外的廊上,静静地。父亲在翻阅一本年鉴,查看八月份的雨水情况。格兰特也走了过来,放下提桶,去看了看晴雨表(茉儿每天晚上都会做这件事),仿佛这个破旧的老物件会有一种魔力,能够带来雨水,而不是仅仅标注“晴朗、干燥”这类字眼。茉儿过去常摇晃它,但指针从未移动过。格兰特看见我在看他,咧嘴笑了,知道我看见他一小时前来取提桶时就悄悄看过。“也许会有变化——让你想不到。”他说。他满脸疲惫,虽然好像是被热干了水分,但身材依然高大,尖削的颊骨愈加突出,因为脸上的肉都瘦干了。“你干活去,”他说,“别老盯着我!不过,我注意到,好像有点雾蒙蒙的——”我知道那是灰尘,其实他也知道。但我的脑子已经萎缩了,懒得去想答案,他也就像茉儿一样不再等我的回答,假装从未希望得到答案。
他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们的目光投向山谷那灰蒙蒙的一片。山谷的两侧开始涂上一层干巴巴的紫色,唯一的小溪也变成了暗淡的黄铜色河床。不过岸边的石头上还反射着余晖的最后一抹红霞。我们虽然坐在一起,心却相隔千里,他的心思都在茉儿身上,我知道,我只要一安静下来,他马上就会说起她。我坐在那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摆脱这一直缠绕着我的痛苦,这痛苦和生命同在——得不到回报、没有前途和希望的爱,但是至死不渝的爱……他弓着背坐在那里,好像已经发现了那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的身上满是让他感到耻辱的疲惫,这疲惫不是由于劳作,而是由于燥热。而后,他站起身来,我发现这一次,我猜错了,他没有谈起茉儿,但骨子里那副不向生活服输的劲儿还在。执拗而安静。用一种可怕的沉默抗拒着生活的蹂躏。他可以忍受生活中暂时的挫折——但不是永远。
一阵微风吹来,拂动藤上的败叶——给干热的静寂带来了一丝凉爽——但很快就消失了。“它还会来的,”父亲说,“我们已经比山谷里的农夫们强多了。在谷底一丝风都感受不到。”他摘下帽子,放在了台阶上,胡撸了一下越来越稀疏的头发,湿湿的头发上留下一道印子。他看起来更加乐观了些,好像那些已然跌到了谷底的人,已然经历了太多,然后重新燃起了希望。
没有声音。只有远处拉姆齐家的方向传来饥渴的车辙发出的咯吱声。微风再次徐来,吹动了格兰特湿湿的头发。“晚上已经不那么热了,”父亲又开口说道,“溪边更凉快些。”
“明年不会这样了,”母亲说,“从来没见过连续三年大旱。因为产量少,玉米可能会涨价。”
“可能吧。”父亲说。这十年过去了,父亲已经不再说任何肯定的话,也不再做任何预测。我们总是说“应该”或者“可能”,很少说“将要”。无论如何,还是有希望,尽管渺茫,但还是可以让眼前的热浪和死亡不那么可怕。空气中飘来了迟缓的、不情愿的凉意。峭壁上紫色的迷雾爬得更高了,模糊了河床和冷杉。明年……希望的另一个租期……至少是行至水穷处的一次机会。干旱已经发生。它就在这儿,不要再发生了。不管怎么说,大地至少要给这干涸的地狱,给这盲目的疮痍一点点补偿吧……
忽然,格兰特站了起来,走到院子里。他往南边的路上望去,我们随后也看到两匹骡子拉着一辆大车,在纷扬的尘土中痛苦而缓慢地前行。
“拉姆齐的骡子。”格兰特说。
父亲透过几乎蒙住了眼睛的灰尘张望了一下,问这个时候拉姆齐要去哪儿。“看错了吧,格兰特,”他说,“拉姆齐哪里有时间溜达——这个时候,也不是周末,没什么买卖啊。”
“拉姆齐现在有的是时间,”格兰特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有时间。”但是父亲没听明白。
大车走近了,我们看见克里斯蒂安赶着车,弓着身子,好像半梦半醒地拉着缰绳。露西亚坐在他旁边,庞大的身躯占了一个座位还多,麦克在她怀里睡着,脏兮兮的样子。其他的孩子都坐在车后面,挤在箱子和椅子等杂物的空隙里。他们悲伤地看着我们,亨利甚至哭了出来。一个小女孩冲我们挥手。他们在大门前停住,汗水顺着骡子身体的两侧流了下来,脸上戴嚼子的地方,毛都湿湿的。一匹骡子的臀部有巴掌大的一块儿伤,伤口的边缘发黑,但是落满苍蝇的地方发红。
“特纳把他踢出来了,”格兰特说,“他没交上租金。”
父亲看着他,说,“我明白了。”语气听着好像既不相信也不理解,但却要我们认为他明白了。虽然拉姆齐对他来说不怎么重要,但这还是一件让他震惊的事。
格兰特和我一起向大门走去。孩子们出奇地严肃,甚至露西亚也显出了老态。“科文先生,那个该死的老头把我们赶走了。他派人来说的,说不想惹麻烦。他自己没来,不然我会用炉子砸烂他的脑袋。他自己也知道!”亨利顺着车轮爬了下来,把手放到了格兰特的手里。他伤心地抬起头,抽了抽鼻子。格兰特问,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去,但是拉姆齐摇了摇头。“在教区救济院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露西亚在那里的工厂也许会找到工作。”他低头看着骡子,并没有转过头看我们。他们那么伤心、无助,让我们觉得说什么话都是空洞的。“我们还有摩尔,”亨利小声说道,指了指用一根脏绳子拴着的摩尔的瘦得像鬼魂一样的身体,“他想杀了他,可妈妈说不行,得给孩子们留着。”
拉姆齐拉了拉缰绳,坐直了身体。他拍了骡子一下,对亨利说了些什么。语气虽不严厉,但好像也不把亨利当回事儿,只是出于习惯,叫他上车。格兰特抱起亨利,把他放在那张锈迹斑斑的铁床旁边。大车里装着的东西都好像是拣破烂的人都不要的破烂儿。波拉坐在一堆生锈的罐子上,紧紧抱着一个破旧的、满是洞的化妆盒。“是用来补鞋的。”亨利告诉我们。大车后面的口袋和家具下面堆着些玉米。
“我们带上了这些,”露西亚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克里斯安欠特纳先生的,所以我们偷了这些东西装上车,带了出来。等我们安顿下来,他会来取骡子,但是他说大车他不要了。我们就只有这点儿玉米。”
“要卖掉吗?”格兰特问他,“你们没东西喂它啊。”
露西亚咧嘴笑了。“留着它,科文先生。玉米还有一些。有一天也许我们可以养点鸡或是老鹰呢。那时候我们就有东西喂它们了。”她坐在那里,表情自信而安详。“来和你们告个别,玛格丽特小姐。再见,约瑟夫。再见,科文先生。”
拉姆齐抖了抖缰绳,大车又开始缓缓地向前爬行。亨利站在大车上,身子探出车厢的边缘,使劲冲我们挥着手。孩子都尖声地喊着再见,露西亚也挥了挥手。突然,她胖胖的黑色的脸扭曲了,泪水肆意地流了下来。
骡车慢慢穿过那片破败的玉米地,转了个弯,脱离了我们的视线。
“我们也许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我想,“从哪里来,爬回哪里去。”
“可怜的老露西亚!”格兰特叹道,“我倒是真希望她敲碎特纳的脑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