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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给你讲吧，老兄。我知道什么，就告诉你什么。你要当心那些在水泥厂工作的家伙们，离他们远远的。你盯着我干吗？……你不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你不看电视吗？……嘿，你是个新手，还非常嫩。在这个美丽的大村子里，在纽约，你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呢。看得出来，你刚来不久，手头不宽裕，逃难来的。如果你能拿到居留身份，那你该谢天谢地。你要少说话。因为在这里积聚了各种各样的流氓无赖。不过，咱们两个都是从佐拉来的，应该团结。我这儿有一瓶“血腥玛丽”。喝吧，兄弟。
我告诉你，你要格外小心，不要跟那些水泥工人凑得太近。我们这条街是第四十六大道，还算得上干净。但是再往下边，在第三十八大道，就能遇到黑帮成员……你知道，他们属于黑帮家族。半夜过后，永远不要到处闲逛。假如在路上遇到一个或两个，你得非常小心，跟他们要非常礼貌。因为家族首领们喜欢这个，喜欢礼貌。怎么能认出家族首领？……这个嘛，首先是非常绅士。他们全都是优雅的绅士，所有的人，留着大鬓角，全都这样，像模像样。衣服，鞋，什么都是最好的，款式合体。他们还戴礼帽。他们付小费出手大方，从裤兜里掏出一叠绿票子，用左手。他们连看都不看，也不管是华盛顿还是林肯，随手把钞票丢过去。星期天在教堂里做弥撒时，当辅祭神父拿着绿色的粗布袋子走过来时，他们也是这样掏钱。你或许在电影院很棒的片子里看到过类似的场景，真是那样。但是，如果哪个家族成员跟你搭话，叫你去干夜班，你必须很有礼貌地回答说，不，谢谢，这不是我的专业。
家族头领们？他们才不会在水泥厂里工作呢。那些都是体力劳动。他们是首领，用脑袋工作。体力劳动则由家族中还在学徒的小喽啰去完成。这是临时工的差事。一个家伙半夜回家，想都不会想到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就在他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职手”跟着他。汽车就等在那儿。“职手”在外套下面藏了根铁棍。棍子的末端有一个钩子，就像一个人勾起来的食指。在街角，他从身后挥起铁棍，将铁钩打进那家伙的脑袋里……动作干净利索，就这么一下。没有争论，没有对话。这时候，要拦腰抱住这个市民的腰，因为他当即就像麻袋一样倒下了。他们把他塞进汽车，拉到河边，那里有一只装满水泥浆的箱子在等着他。他们把尸首放到箱子里，动作轻柔。随后，他们把箱子钉死，滑进河里。据哈德逊当地的人说，哈德逊河底的泥沙中躺着许多这样的箱子。你知道，就像阿提拉大帝[95]的棺材。那是一个技术工种，需要由“职手”来完成。你要非常小心。首领也许会告诉你他想要你做什么，但你只要说：“不，谢谢，这不是我的专业。”你继续在车库里做你的送货员。我们这些佐拉人要相互关照。
当然，过些年你也可能会进入上流社会，我并没说这个绝不可能。如果那样，完全是另一种游戏规则。不过，我们得学会如何在这里生活。在第三十八号大道，你要绕开那些酒吧，那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工作总是有的，可是！……举个例子，当他们寻找游说者时，你知道，他们会一本正经地说服一个人，要他每周为借款支付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息。这些人也要避开，但要态度礼貌。你只需跟他们讲，你不能接受这份工作，因为你的发音还不行，你还没有学会纽约人爱听的那种发音。发音会制造出许多的麻烦。由于我的发音不好，黑人们不允许我进入他们的乐队……要知道，铁托出访布达佩斯时，我曾给他敲过鼓。这是以前的事了，一九四八年之前，当时收音机里还没有大喊大叫地要铁托的走狗们滚蛋……黑人们跟我说，我敲鼓全都带着“口音”，我不是一个好鼓手……这就是发音问题……当然，他们只是嫉妒和种族歧视。为此我非常沮丧。没有别的选择，我只好到这里当酒馆跑堂。现在你知道了吧。你尽管坐着，别动，我再给你倒一点。
你尽管待着，我们有的是时间。晚饭之后，只要剧院还没有散场，客人就会很少。再说，在水泥厂工作的人是不会来我们这里的。我们的客人都是搞文学的人。他们不像水泥厂的那些工人们，但是他们赚钱很多。什么？……你也想试一试？……好吧，你来试试。也许你行，但不会那么容易。据我所知，在曼哈顿这边，文学是一个很棒的职业。
因为从这里的吧台后，可以看到许多事情。午夜之后，如果他们喝下了第三杯玛蒂尼，之后再喝，就从他们的税里面扣除，因为那算是燃料费……快到午夜的时候，作家们悠然自在地聊天。我听他们讲话，感到非常敬佩，简直是一项重要产业。跟罗马或佩斯那边截然不同……这是我的守护天使，我把她的照片也摆在了这里的柜台上……你看，我还在伍尔沃斯的店里给它配了一个银像框……她说，她在国内认识一位作家，那位作家已经不再写作了，因为他对文学感到厌恶。他一想到文学就会恶心，反胃。所以，只剩下愚蠢的词典他还可以阅读。这人大概是个稀有的怪物，就像在布朗克斯动物园里的中国麋鹿。
在纽约这里，我的客人们是另外一类作家。这些人也不写东西，但立即能卖掉他们还没有写的东西。他们用文学赚大钱。他们大多在十一点以后来，这时他们已经在隔壁完成了创作。他们喝酒很凶，总爱喝浓烈的波旁威士忌。有一个小胖子常来这里，很可能是一位大作家，因为他也有一位秘书，总是带着一大群追随者，那些人倾听他的每一句话。他每说一句话，其他人都听得全神贯注，就像在教堂里看神父举起圣器的信徒们。我亲眼看到，他刚刚想出一个书名，他的秘书就拔腿朝电话冲去，当即把它卖掉了。他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他们花二十万美金买下了一部小说的书名，这本书他的老板还没有写呢，只是刚刚在心里盘算，如果突然找到了灵感，以后哪天会动手写。为了这个好消息，所有人都再喝一小杯。他们走了之后，在盘子里给我留下了一张二十美金的小费。因为大作家们总是带着许多朋友一起来。在男人们中间，也有传统的女性。如果你想搞文学的话，那么找一个机会，我介绍你认识一位文学巨头。
我不看书，我有另外的心性。但是，我很爱看犯罪故事和连环画，上面画有躺在长沙发上的裸体女人，销魂的幻想还没有展开，甜蜜的呢喃就已经结束，大祸临头。身穿铠甲的人朝她俯身，手里攥着匕首，从嘴里抽出一个布条，说：“她什么事也没有，只是脖子上有点血。”我喜欢这类书。犯罪故事是好文学，因为读者用不着费脑子，一看就能明白，没有遮遮掩掩。
我把“血腥玛丽”放到你跟前，你尽管倒吧。老板？……不用管他。他正全神贯注地坐在玻璃门后。对，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他正在点钱，不会朝这边看的。他是个好人，摩门教徒。他不喝烈酒，只喝热水，爱用高脚杯喝。他不抽烟，因为他是个有道德的人。他从犹他州来，这些人都住在那里。他来纽约什么都没带，只带来一本《圣经》和娶两个老婆的摩门教习俗。其中的一个是他在这里，在曼哈顿娶的。他是一位连锁店老板，开了八家酒吧，其中两家在哈勒姆区。不过我们这家，开在百老汇街角的这家，是最高雅的。
你知道吗，在这附近有两家剧院。一家是唱歌的，一家是说话的。如果他们只是说话，有时候会引起台下的骚动，因为观众不能忍受那么多的废话。我一家剧院都没去过，但是有一天，我花了一张富兰克林，看了一出只说话的剧。我想，让我也当一次天使吧，赞助一把文学。怎么，你连谁是天使都不知道？……哦，就是扔钱看戏的人。只要百老汇上演一出戏，司机、饭店门房、大堂主管，全都会当一把守护天使。我运气不佳，白扔了一张百元大钞，舞台上说话太多了，这里的观众不喜欢这个。最好还是有音乐伴奏，台上又打又踢还唱歌。我不再赞助作家，也不赞助文学。说来说去，还是玩宾果游戏最保险。但你还是在你的车库里等你的好运吧。
兄弟，你在这里必须勒紧裤腰带。这是一个知识的世界。积累起丰富的经验之前，你必须格外小心。我在这家酒吧里已经工作了五年了，我也成了一位先生，有经验的长者。但我始终还在学习。这家坐落在百老汇隔壁的酒吧里坐的大多是“鸭蛋脑袋”。你问他们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脑袋看上去像鸭蛋、头顶尖、长雀斑的家伙。有的人长满络腮胡子。都是些非常聪明的绅士。你都想象不出他们拥有多么大的权势。我在柜台后听他们讲话，一直听到早晨。他们大约午夜时分才来酒吧，这时候，那些很在乎氛围，喜欢在红玻璃罩内的烛光映照下喝酒的客人们已经离开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他们自由地攀谈。你可以想象，我非常注意听他们讲话。
这是一个权力无边的危险种群……鬼才知道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但他们比那些大老板还有权势。所有人都惧怕他们。假如谁不讨他们喜欢，就连总统他们也敢杀。有时，当我听到他们交头接耳地谈论下一个该轮到谁了，接下来他们该把哪个家伙干掉，我会惊得目瞪口呆。佐拉的记者们也到这里来，他们给报纸写社会新闻……我听他们议论，谁什么时候跟谁上床了，用什么样的体位做爱。因为，你看啊，新闻自由……可以自由地攻击跟他们不是一拨的人。然后写进他们的书里，印出上百万册，他们就这样传播文化。在所有的犄角旮旯，地铁里的书报亭，各种各样的超市里，到处都堆满了文学。我们这类人根本无法想象，这需要去上比学敲鼓更高级的学校。你看，我亲爱的朋友，我对文学一窍不通……但我曾在马泰绍尔考[96]服过役，我们偶尔会去“文化馆”[97]，去找小姑娘们。我能够跟你讲的只是，跟我从这里的吧台后听到的文学相比，马泰绍尔考的吉卜赛人妓院称得上是“道德教育学校”。在那里，至少每一位绅士都知道用他的钱进行交易。他们一旦达成协议，老鸨顶多会补充一句：“骑士先生，如果您再添一张十块的票子，瓦莱斯卡连衬衣都会脱掉。”我说了，我对文学一窍不通，但我对妓院了如指掌，我还是愣小子的时候就常去那种地方。如果把我经历过的一切写下来，我敢说，不会比当下被称作文学的那些东西更糟糕。这些作家也跟瓦莱斯卡一样，能够为了钞票脱得一丝不挂。连女作家都这样，不光只是男作家……他们为了金钱可以连裤衩都不穿，只要人们乐意看，看了正面，可以再看背面。我们在佐拉了解的文学，跟这里的完全不一样……父亲每年买一本挂历，那就是一切。现在我在这里听到这些，惊讶得连嘴都合不上。为旧金山的一个恶棍写一本回忆录，可以挣五十万美金。或者写一本自白，讲男孩怎么变成女孩或姑娘怎么变成小伙子，凭这个就可以跻身文坛。这是一个荒谬的职业，兄弟，比敲鼓要命得多。
但是也有可能，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像客人们在酒吧里讲述的这样。也许这一带也有跟他们不一样的作家。我曾经听到两个偶然来这里的陌生人热烈地讨论另外一种文学会是什么样的。谁也看不到，只能听说，因为作家已经绝望地将自己送到了另一个世界。那两个家伙是偶然闯到我们这儿的，他们没有喝“血腥玛丽”，只是喝啤酒。是的，他们很穷很可怜……身体瘦弱，是作家类的，但属于我的情人在罗马谈到的那类作家……用不着非常仔细地观察，连瞎子都会看到，他们置身于这场狂欢之外。也许他们是真正的作家，另类的作家？……也许他们是大多数，只是没有获得喘息的空间？因为，当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小声交谈时，我也听懂他们说的话，确实存在另一类作家。比方说，他们写诗，一气呵成，流在笔端，就像裴多菲[98]那样……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能够肯定的是，这类作家很少到我们酒吧里来。
是啊，打鼓。那是我最想干的事，也是让我最遗憾的事。我并不是说在酒吧里当酒保有什么不好。有固定的收入，有免费的食品，还有小费。可以在这里安心地生活，直到退休。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我的命运也很不错。我结识了一位富有的爱尔兰寡妇，年纪有点大了，但对我非常好……你要知道，我有汽车、住房、电视，还有一台电动割草机，放在外面的走廊上……我没有花园，但割草机是需要的，那是身份的需要。冬天时我跟未婚妻去了佛罗里达，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像过去住在蓝色海岸[99]的公爵一样。从挣钱的角度看，离开家乡是值得的。但只要我一想到艺术，心里就非常难受。如果不能搞音乐，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就这样，我怀着惆怅和记忆在这里生活，就像科苏特[100]在都灵。
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艺术家都不可能忘掉艺术。我偶尔会回想起来，布达佩斯围城战之后，坐在酒吧里敲鼓，音乐从我的内心里涌出，我听从自己真正天赋的指引。酒吧几乎沦为了废墟，人们稍作打扫，腾出一块地方。有壁炉，有氛围，有拿破仑威士忌，有人民民主所需的一切。我在音乐圈里颇有名声，新贵们需要一位鼓手。工作从晚上十点钟开始，有时我回家已经是凌晨四点了。那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接管了那个地方。酒吧的生意又红火起来。新的统治者们常去那里，他们出手大方，挥金如土。有时也会来一两个旧时代的军官，都是狡猾的老狐狸，他们攒了几个钱，现在来我们这里借酒消愁……但这只是自欺欺人，在迷幻中逃回旧日时光。一九四八年，当新的老爷们来这里享乐，情况发生了改变。终于又有了听我们演奏的人。
你问我为什么在幸运的时候却丢下一切？说来话长，老弟。我不是你这样的经济难民。有一天，我意识到我成了一位政治难民。
我可以跟你实话实说，就像亲兄弟之间那样交心。解放后……说起这个，我就觉得嘴里苦涩……直到一九四七年年底，我都没急着离开佐拉去布达佩斯。我留在那里，日子过得平安无事。我始终喜欢靠自己的本事谋生，是个很容易知足的人，你明白吗？……总之，我们解放了，伯爵逃到了边境那边。他并不是坏人，只是因为他是伯爵。后来，我父亲被强制加入了农业社，他们说他是富农，因为他有四亩地，还养了一些家畜……我父亲说，伯爵也不是好人，但这样将一切颠倒过来也不好。因为，至少伯爵对我们偷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些新的老爷，这些穿皮大衣的家伙们，在一九四五年后的一天，开着一辆卡车来到我们村里，把所有人都召集到了镇公所，软硬兼施地说服所有心怀疑虑的人加入农业社，将所有的一切都交给社里，包括自己的和分得的财产，连家畜都要交给农业社……他们不准我们再偷，因为他们拿走了一切。他们在打人的时候大声喝道：闭嘴，现在一切都属于人民。
有一天，一位部长来到村里，他曾在莫斯科接受过培训。他是一位学者，来我们那里指挥收粮。他用文雅的词语解释他的任务。他在莫斯科过过冬，曾近距离地看到，苏联人如何在秋收的同时还消灭了几百万富农……但我父亲和其他人试图对他解释，收粮之后，他们没剩下足够的粮食可以过冬。部长坐在轿车里说，没有必要抱怨，他们应该理解，现在一切都属于人民。之后，部长在国会大厦里发表讲话，要求对农村的手工匠也进行公有化，因为铁匠、木匠、修车匠全都属于资产阶级和剥削者，因为他们用钱雇人民为他们工作，他们都是放高利贷的……我父亲是一位铁匠，一辈子钉马掌，磨犁耙。当他得知自己不是铁匠，而是向人民放高利贷的剥削者时，感到非常郁闷。他的手工业经营证被收走了。
我没办法一口气把这些讲完，兄弟。那是一段可怕的时间。我在村里有一位好友，当我们感到自由的时候，他去了布达佩斯。有一天他给我写信。以前他曾经吹过笛子，具体地说，他在伯爵的农庄里剥玉米时，吹笛子吸引女孩子们。他在信里写道，他在布达佩斯一家人民民主的酒吧里吹巴松管，叫我也去，因为需要鼓手。父亲咒骂，母亲哭泣。我心里很痛苦地离开了他们，但是艺术正在召唤我。就这样。我走了。
等一下，有客人来了。Yes, sir, two scotch on rock, sir. You are served, sir.[101]
这两个家伙都是苏格兰人。那个留八字胡的用信仰给人治病，用科学的手法，以基督教的方式。另外那个，留着络腮胡的那个，是一位尸体美容师。如果没能用科学的信仰治愈的话，尸体美容师就上阵了。他按照死者亲属们的希望为尸体美容。他们谈论客人时，我可以津津有味地听到半夜。他能弄出多种微笑。有天使的微笑，有智者的微笑，有和好的微笑……天使的微笑最昂贵，和好的微笑最便宜。每种微笑都用石蜡处理，按照价码收费。半夜，他们下班之后来到这里，十分专业地喝下三杯加冰的苏格兰威士忌。他们都是有节制、有信仰的人。
在我们那里，在佐拉，为死者洗尸完全是另外一种工作，地位低贱。在这里则很讲究……你不用理会他们，咱们尽管聊咱们的。午夜时分，活人根本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刚刚下班。他们只有在需要石蜡的时候，才可能会抬眼看你。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我说到，一九四七年后，我对隐姓埋名的生活感到了厌倦，我去了布达佩斯。我们乐队有四个成员，吹巴松管的，拉手风琴的，还有一位弹钢琴的和我，我是鼓手。的确，那是我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客人们全都非常民主。我不喜欢谈这些事，只要一提起来就心如刀绞。
因为有一天，我收到国家保卫局寄来的一张传票，要我在上午九点去安德拉什大街……但当时那条街叫别的名字。我要去那里的什么地方，并且写明了楼层和房间号码。我在读传票的内容时，手心紧张得冒汗。随后，我暗自揣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会来信，而会在凌晨按响门铃。因为，通常那是按门铃的时间。
我将自己的所有证明材料搜集到一起。民间音乐家证书，证明我是人民的忠实儿子。还有一张政府部门的证明信，说明我参加过抵抗运动。另外，还有我战友出具的证词，他们也都是抵抗运动分子。我还有别的种类的证明材料，但那些都是非常早期的，上面有图章和照片……不过我想，这些材料现在已经不合时宜。因此，我把早年的材料当作废纸扔到马桶里冲掉了。我有一把很老的左轮手枪，同时能上六发子弹，那是四十年代一个弟兄动身去西方留学前留在我这儿的……我把这把手枪埋在院子的角落里已经许多年了。我想，聪明的话，还是让它老老实实歇在那里，因为，万一被秘密警察搜查并找到，我会被送去坐牢的。就这样，我把要带去的材料整理好。早晨，我动身朝歌剧院方向走去。
我从歌剧院门前路过时，在广告柱上看到，今晚正好上演《罗恩格林》。噢，兄弟，我想，如果今天你被秘密警察关起来的话，你就永远看不到《罗恩格林》了。我感到很沮丧，因为作为一名音乐家，我还从没去过歌剧院呢。佐拉根本就没有这类东西，在那里，没有人会照着乐谱唱歌。但我没有办法，只能朝着六十号门牌走去。我迈着坚定的步伐往前走，没有人会想到我正应邀去六十号。我从来没去过那里，但很早就听说过它，以前叫作“忠诚之家”。嘿，哥们儿，说不定你也会被写入历史……我就这样鼓励自己。什么命运在等着我，我一点都不知道。有人给我设了陷阱，或是有人举报了我？我暗中盘算，如果关我六个月，应该算是幸运的。不过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小心谨慎，要注意所说的每一句话，因为没有什么比在警察面前语无伦次、词不达意更糟糕的了。
我猜测，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重大的转折点。在大门口，戴着大檐帽的警卫查看了我出示的传票，然后叫我到楼上去。在那里，另一位同志让我坐在过道的长椅上。我坐下来，动作谦卑。我十分得体地环视了一下四周。
确实有什么值得一看。警卫一大清早就开始换岗，看得出来，同志们连夜都在工作。所有的人都穿着制服，看上去跟三年前差不多……腰系皮带，只是袖章和军衔不同。那些面孔都似曾相识，有几个看上去像流氓无赖……似乎过去在什么地方见到过。那种感觉，就像在噩梦中看到的扭曲面孔，晚上胡吃海塞、酩酊大醉的胖子……我目瞪口呆，因为现在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这场著名的滑稽剧，被“鸭蛋脑袋”们称为的历史。
我坐在长椅上，向楼道里张望。现在，同志们神色匆匆地将轮到的人带进去审讯。有的人必须被人架着，因为已不能自己走路……估计，夜里谈话的时候，他的脚遇到了什么倒霉的事。总之，他被人用胳膊架了起来。也有的人是自己走的，但走得很吃力。楼道里一片令人难以忍受的死寂。寂静中，偶尔透过紧闭的房门，从房间里传出声嘶力竭的吼叫，屋里有人在盘问谁。不管怎么说，寂静比吼叫，比传到楼道里的思想交流更糟糕……因为寂静也可以被理解为：争论结束，被审讯的人已经无话可答，完蛋了。
我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他们才叫我进屋。一个半小时后，我才从那里出来。没有人送我，也没有人架着我。我是自己走出来的，昂着脑袋。一个小时之前，我根本没猜到会发生什么。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成了跟进去时不同的人。我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
我慢慢地走着，就像一个人夜里喝多了烈酒，之后的白天漫无目标地踯躅前行，走一步，退一步半。我径直回到克劳扎尔[102]广场我的住处，我在那里已住了半年，跟人合租的房子，因为像我这类人是很难租到房子的。我跟一位工人共享一张床铺，他上白班，拂晓就搭区间车去拉科什火车站[103]。床是空的，我连衣服也不脱就躺到床上，就像胸口上挨了一拳。我就这么一直躺到天黑。
白天的记忆慢慢又展现在眼前，令人恐惧，仿佛将胃里的东西全吐了出来。你知道，他们把我叫进去时，我想象会有一个膀粗腰圆的大汉朝我扑来，给我一通臭揍，让我变得听话，但这样的情景并没有发生。一个腿脚畸形的老家伙接待我，他年龄不小，戴着角质架的眼镜，没有那么盛气凌人，穿着便衣，讲话声不高。他不是个笨蛋，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温文尔雅。他让我坐到椅子上，递给我一支烟，就像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警探在交谈之前会这样做。我看到，他面前的桌上摊着一堆材料，他偶尔翻翻，但只用手指尖拨弄两下。看得出来，这些材料他事先已仔细地研究过。他像弹钢琴似的开始了审问。他想知道我在一九四四年做什么来着。
我心里暗想，我要保持镇静，要让他知道，他不是在跟一个弱智打交道。我从兜里掏出材料，所有的材料上都盖有公章。我只跟他说，请他看一下这些材料，看完他就会知道，我始终是人民忠诚的儿子。
听了我的话，他似乎感到高兴。他点了点头，仿佛想听的就是这句话。之后……他始终语调柔和，用纤细的嗓音……他问我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在布达佩斯认不认识圈里的人？
我张大了嘴巴。圈里的人？我认不认识？……我问他指的是什么圈？信贷圈？……还是艺术圈？……
他看到我不是一个缺心眼的人，于是开始安慰我。他说，好的，好的，我不会再问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我对圈子里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他还是想知道，我在美丽的首都是否认识那些曾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将许多别的信仰的人押送到多瑙河边的人。被押送的人中有妇女，孩子，还有老人……
他盯着我的眼睛，目光锐利，就像攥在老妇人手里的毛衣针。
我浑身冒汗。随后，我咽了一口唾沫，一板一眼地回答说，当时我还在佐拉，说老实话，当时我连多瑙河在哪儿都不知道……我还是轻柔、谦卑地跟他说……的确，我听人讲过，那段时间在布达佩斯发生了令人遗憾的事件。
他听我说话的时候，张着嘴巴，就像瞎母鸡在寻找什么，半天没有说话，只是不住地眨眼。随后，他像一个被人摸了胸脯的处女一样露出了笑容。
“您是一个聪明人，艾德。”他友好地说。他叹了口气，又说：“令人遗憾地闪烁其词，但这很好。您是一个说话有分寸的细心人，艾德。”他赞许地说。
我打断他，我说艾德只是我的艺名，我的真名是拉尤什。他挥了下手，表示这无所谓。“不管是艾德，还是拉尤什，您都是一位出色的专业人士。”他说。他的音调十分诚恳，可以听得出来带有敬意。“令人遗憾地闪烁其词，但这很好。”他重复了一遍。他咔吧咔吧掰着手指，并搓了搓手掌，随后他把烟蒂扔掉，换了一种声音。他声音不高，但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现在，他的目光透过角质架眼镜，仿佛在指甲下扎了一根针尖。
他举起我的档案材料，抖了一抖，用友好的语调说，他也不是傻瓜，我相信不相信？我点了点头，当然相信。于是，他要我仔细考虑一下他说的话。我敲鼓的那家酒吧，他说，是一个高雅的地方。许多人都喜欢去那里，不仅有优秀的民主人士，也有其他种类的人。人民共和国需要那种能够忠实于人民的人，因为存在许多敌人。现在他点燃一支烟，但没再递烟给我。他只是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不像侦探小说里写的那样，并没有灯光照我的眼睛。窗户上有栏杆，防止有人突然激动，翻窗跳出去到春风里散步。门前，楼道里，响着刺耳的脚步声。皮靴铿锵有力地踏在地砖上。偶尔，当客人走得慢了一些，会传来一声催促的喊叫。这就是当时的全部场景。
现在他又开口讲话，感觉像一个优秀的男生在愚蠢的学校里背诵课文。他说，音乐、夜晚和烈酒会让舌头变得松弛。因此，我在敲鼓的时候，要留心周围。他耐心向我解释说……似乎真在职业学校里学过似的……我必须注意什么。他了解酒吧里的风俗习惯。我要注意那些旧时代的遗老，上等阶层的绅士和那些有钱、有兴致寻欢的人。另外，我要注意那些新出现的人群，那些不是共产党员，但现在急于抛头露面、发表观点的家伙们。他极其耐心地循循教导，就像在托儿所里跟小孩子讲话。他说，现在有一种新的公众群体……在公共生活中无处不在。民粹分子、王室遗老、“鸭蛋脑袋”的大亨和戴角质架眼镜的进步人士，他们将胳膊肘搭在栅栏墙上，嘴里叼着烟斗，就这样鼓动那些过去的、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让他们完成他们肮脏的工作，建立一个旧世界，然后，他们用友好的态度采取激烈的行动，接着一走了之，回到乌拉尔老家。这时候，他们……民粹分子和戴角质架眼镜、优雅干练的进步人士……从栅栏墙边离开，郑重、礼貌地将残留的赃物，将这个美味的小国家攥在手心，据为己有。他们首先要将那些侥幸从约瑟夫大叔[104]的肃反中留下性命的老布尔什维克赶回苏联；约瑟夫大叔之所以搞起肃反运动，是因为他对那些同僚感到恼火，因为那些人跟大胡子想象中的战友不一样。他们或者以愚蠢的方式欺骗人民领袖，后来扮演了腐败分子的角色，或者是托派分子，或者是西班牙小说里的浪漫主义英雄……当这些老家伙为了能让自己的身体存活下去而闭上了嘴巴……他们，民粹分子和进步人士便会宣布，他们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好好地建设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者并不是这样想的……他说话的时候一只眼睛放光。他说，这些学者多管闲事，他们现在准备向民众讲授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压根没有意识到，劳动人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人民只相信那些至少跟他们一起在地下和矿井里前进了五年，之后在进入了上等阶层后又站到车床前手拿冷凿切割了五年钢铁的人。如果这样的人谈论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他们或许会注意听。但那些将胳膊肘搭在栅栏上，用浓重的鼻音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因为现在轮到这些进步人士向劳动者讲授优雅的马克思主义了……人民从来都是用怀疑的眼神看他们。我要注意这类家伙，他说，因为最近这些人也喜欢去泡酒吧。从他们的声音里可以感觉到，他们急于抛头露面……但在此之前他们既没有下过矿井，也没有蹲过集中营……对于这些人，人民要比对那些老爷们更加厌恶。他讲的话直白易懂，就好像在哪所职业学校里学习过。
我的心脏怦怦狂跳，而且越跳越快，就像我的鼓槌。因为我可以从他的嗓音里听出，他认准的东西，就会凿进你的脑袋……即便不是出于别的原因，也是出于气恼。所以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安全出口在哪儿。但除了墙壁和窗户上的栅栏，我什么也没看到。这时我深吸了一口气，平静地问：“请您直言，您想让我做什么？”
他喘了口气，随后说，以后我要绕开六十号，不要走近这里。每个星期一次，我要拨一个电话号码。我只需对接电话的人说：我是艾德，问老家伙好。对方就会热情地告诉我，什么时间去哪儿。最好在公园里，长椅上，或在广场，或拉吉玛纽什[105]的导演村，那里有颇有情调的小酒馆。在那里，两个人可以长时间地聊天而不引人注意。他还跟我解释了监视的次序，在酒吧里最主要该观察什么人。如果我看到有人去了厕所，之后不久，另一位客人随后跟去，那么我也要立即查看一下，在犄角旮旯，有没有留下字条或外汇。外汇要留在原地别动，我要马上打电话给值班的人，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他们，他们会毫不拖延地紧急处理。人民共和国对专业人士十分器重……他边说边搓了搓中指和大拇指。因为我在酒吧里敲鼓时，可以看到、听到很多东西。
随后，他咳嗽了一下，现在他要跟我讲最重要的话。您要注意所有的人，也包括同志……现在他压低了嗓音说。因为不是每位同志都是真正、天生的劳动者……有的人只是逢场作戏。如果我看到他们酒劲已经上来，开始凑在一起交头接耳……在凌晨时分，如果他们表现出亲密和彼此理解的样子……我应该弄清这些人的名字。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他向我交代好任务。他说，我最好勤奋一些。那样的话，我的表现会被记录到档案里，我就可以安静地过自己美丽的人生，在人民民主专政中搭建我的幸福生活。他举起我的档案资料，抖了抖。之后，他向后靠到椅子里，从鼻梁上摘下眼镜，开始擦镜片。我们望着彼此，我的膝盖和大脚趾上感到一阵冰冷，他想让我，一位鼓手，成为专为国家保卫局唱歌的金丝雀。他两臂交叉抱在胸前，平静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嘟囔了一句，让他给我时间考虑一下。为什么不呢，当然可以，我给您足够的时间考虑，直到明天中午。他微笑着告别，嘴咧得很大，就像过去消毒剂广告中的漂亮男孩。我回到住处，已经不再幻想去听罗荷林的音乐会。直到下午我都躺在床上，什么都没吃，什么都没喝。我嗓子干燥，很不舒服。
我从床上爬起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穿上燕尾服，我该出门上班去了。系领结时，我的体内感到了什么。在我的肚子里或脑袋里……我至今都不清楚当时的感觉。我知道的只是，我掉进了陷阱。这些家伙选中了我，一位鼓手。就像在旅馆里选择服务生，在大使馆选择女佣，在单位里选择可心的女秘书……用不着职业培训，我清楚地知道这些人想让我做什么。我嚼着面条，嚼了好久。我用不着报名参加辅导班，我即使不接受系统培训，也知道是什么课程。再清楚不过，这些人一旦抓住了谁，就再也不会放开手。我没有喝多，但还是感到身上发冷。我动身上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