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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被捕，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一天被关进了德朗西集中营。关于这次逮捕的细节，我找不到任何线索。在警察局被归为“家庭”的档案中，收集了每个犹太人的一点信息，档案的记载如下：
埃尔内斯特·布吕代
99/5/21——维也纳
犹太人档案号：49091
职业：无
战争伤残100%，法国外籍军团二等兵，中了毒气；肺结核。
中央记录号：E56404
档案卡下面盖了一个印章，上面的字是：被通缉，后面跟了一条铅笔写的注释：“现在德朗西集中营”。
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作为“前奥地利人”的犹太人，本该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的大围捕中就被抓获，当时十九区的法国警察在德国士兵的陪同下，于八月二十日封锁了全区，在接下来的几天传唤了其他区各街道的外籍犹太人，其中就有十八区。他是怎么逃过这次大围捕的？因为法国外籍军团二等老兵的头衔？我不肯定。
他的档案上说他“被通缉”。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哪些具体原因？是不是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他就已经“被通缉”，就在他去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报案说多拉失踪的那一天，警察是不是就没有放他走？他就是在这一天引火上身的？
一个父亲想找失踪的女儿，到警察局报案，在一份晚报上登了寻人启事。但这个父亲本人也是当局在找的人。有些父母失去了孩子的消息，他们当中的一个在三月十九日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仿佛是冬天让大家彼此离散，把他们的路线搞乱了，遮盖了，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于这个世上。没有任何获救的可能。正是这些负责找你的人给你建了档案，为了之后让你消失——彻底地消失。
我不知道多拉·布吕代是否很快就得知她父亲被捕的消息。不过我认为不会。自从她十二月出走以后，直到三月，她还没有回过奥尔纳诺大街41号。至少从警察局档案的零星资料里可以反映出来。
现在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了，这些档案慢慢揭示它们所掩藏的秘密。占领区的警察局如今只剩下塞纳河边一个巨大的名存实亡的兵营。从怀旧的角度来看，它有点像厄舍古屋4。今天，我们沿着这栋大楼的四面走，很难相信它从四十年代以后就没有改变过。我们说服自己那不是当年的石头，不是当年的走廊。
参与抓捕犹太人的警长和探员都早就死了，只有他们的名字还有一种阴森的回音，发出皮革腐烂和烟草燃尽的味道：贝尔米厄、弗朗索瓦、施威伯林、克尔佩里希、库古勒……那些被人们叫作“捕手”的看守，他们在大围捕期间在每个人的诉讼笔录上都签了名，他们如今都已经老朽或老死了。成千上万份诉讼笔录，全被毁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捕手”的名字。不过在档案里，还有当时写给警察局的成百上千封信，这些信都没有得到回复。它们在那里搁了半个世纪，好像邮航一次遥远的中途停靠时被遗忘在机库里的一包包邮件。今天我们可以读这些信。当年的收信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现在是我们，那些在当年还没有出生的人成了收信人和守护人：
警察局长先生：
恳请您费神看一看我的请求。我侄子阿尔贝·格罗当，法国国籍，十六岁，被关在……
犹太事务处处长大人：
请您发发慈悲放了我关在德朗西集中营的女儿内里·特罗特曼……
警察局长先生：
请允许我向您求个情，让我知道我丈夫泽里克·佩格里切的近况……
警察局长先生：
我求您发发善心，做做好事，让我知道我女儿雅克·勒维夫人的消息，她出嫁前的名字是维奥莱特·若埃尔，去年九月十日被捕，当时她试图穿越沦陷分界线，没有佩戴规定的黄星。跟她一起的还有她的儿子，让·勒维，八岁半……
呈警察局长：
求您行行好，放了我的孙子迈克尔·鲁宾，三岁，法国人，母亲也是法国人，和他母亲一起被关在德朗西……
警长先生：
如果您可以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将万分感激：我父母年纪大了，又有病，因为是犹太人，刚刚被捕，留下我和妹妹无依无靠，我妹妹马利亚·格罗斯曼，十五岁半，法国犹太人，法国身份证号：1594936，B类，我名叫让奈特·格罗斯曼，也是法国犹太人，十九岁，法国身份证号：924247，B类……
长官：
请原谅我向您求助，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凌晨四点，有人来找我丈夫，因为我女儿当时在哭，他们把她也带走了。
我女儿名叫波莱特·戈特尔福，十四岁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巴黎十二区，她是法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