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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九日被捕,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一天被关进了德朗西集中营。关于这次逮捕的细节,我找不到任何线索。在警察局被归为“家庭”的档案中,收集了每个犹太人的一点信息,档案的记载如下:
埃尔内斯特·布吕代
99/5/21——维也纳
犹太人档案号:49091
职业:无
战争伤残100%,法国外籍军团二等兵,中了毒气;肺结核。
中央记录号:E56404
档案卡下面盖了一个印章,上面的字是:被通缉,后面跟了一条铅笔写的注释:“现在德朗西集中营”。
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作为“前奥地利人”的犹太人,本该在一九四一年八月的大围捕中就被抓获,当时十九区的法国警察在德国士兵的陪同下,于八月二十日封锁了全区,在接下来的几天传唤了其他区各街道的外籍犹太人,其中就有十八区。他是怎么逃过这次大围捕的?因为法国外籍军团二等老兵的头衔?我不肯定。
他的档案上说他“被通缉”。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哪些具体原因?是不是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他就已经“被通缉”,就在他去克里尼昂古尔区警察局报案说多拉失踪的那一天,警察是不是就没有放他走?他就是在这一天引火上身的?
一个父亲想找失踪的女儿,到警察局报案,在一份晚报上登了寻人启事。但这个父亲本人也是当局在找的人。有些父母失去了孩子的消息,他们当中的一个在三月十九日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仿佛是冬天让大家彼此离散,把他们的路线搞乱了,遮盖了,甚至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于这个世上。没有任何获救的可能。正是这些负责找你的人给你建了档案,为了之后让你消失——彻底地消失。
我不知道多拉·布吕代是否很快就得知她父亲被捕的消息。不过我认为不会。自从她十二月出走以后,直到三月,她还没有回过奥尔纳诺大街41号。至少从警察局档案的零星资料里可以反映出来。
现在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了,这些档案慢慢揭示它们所掩藏的秘密。占领区的警察局如今只剩下塞纳河边一个巨大的名存实亡的兵营。从怀旧的角度来看,它有点像厄舍古屋4。今天,我们沿着这栋大楼的四面走,很难相信它从四十年代以后就没有改变过。我们说服自己那不是当年的石头,不是当年的走廊。
参与抓捕犹太人的警长和探员都早就死了,只有他们的名字还有一种阴森的回音,发出皮革腐烂和烟草燃尽的味道:贝尔米厄、弗朗索瓦、施威伯林、克尔佩里希、库古勒……那些被人们叫作“捕手”的看守,他们在大围捕期间在每个人的诉讼笔录上都签了名,他们如今都已经老朽或老死了。成千上万份诉讼笔录,全被毁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些“捕手”的名字。不过在档案里,还有当时写给警察局的成百上千封信,这些信都没有得到回复。它们在那里搁了半个世纪,好像邮航一次遥远的中途停靠时被遗忘在机库里的一包包邮件。今天我们可以读这些信。当年的收信人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现在是我们,那些在当年还没有出生的人成了收信人和守护人:
警察局长先生:
恳请您费神看一看我的请求。我侄子阿尔贝·格罗当,法国国籍,十六岁,被关在……
犹太事务处处长大人:
请您发发慈悲放了我关在德朗西集中营的女儿内里·特罗特曼……
警察局长先生:
请允许我向您求个情,让我知道我丈夫泽里克·佩格里切的近况……
警察局长先生:
我求您发发善心,做做好事,让我知道我女儿雅克·勒维夫人的消息,她出嫁前的名字是维奥莱特·若埃尔,去年九月十日被捕,当时她试图穿越沦陷分界线,没有佩戴规定的黄星。跟她一起的还有她的儿子,让·勒维,八岁半……
呈警察局长:
求您行行好,放了我的孙子迈克尔·鲁宾,三岁,法国人,母亲也是法国人,和他母亲一起被关在德朗西……
警长先生:
如果您可以了解一下我的情况我将万分感激:我父母年纪大了,又有病,因为是犹太人,刚刚被捕,留下我和妹妹无依无靠,我妹妹马利亚·格罗斯曼,十五岁半,法国犹太人,法国身份证号:1594936,B类,我名叫让奈特·格罗斯曼,也是法国犹太人,十九岁,法国身份证号:924247,B类……
长官:
请原谅我向您求助,我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凌晨四点,有人来找我丈夫,因为我女儿当时在哭,他们把她也带走了。
我女儿名叫波莱特·戈特尔福,十四岁半,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在巴黎十二区,她是法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