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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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的那份备案笔录中，熟悉的栏目（日期—身份—事件摘要）下有这样一条记录：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2098 15/24。P.未成年人。多拉·布吕代案，十六岁失踪少女，之后PV1917回到原住址。

我不知道2098和15/24这些数字代表什么。“P.未成年人”，应该是“保护未成年人”的缩写。1917号诉讼笔录肯定是埃尔内斯特·布吕代的陈述，还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针对多拉和他的一串提问。档案里没有其他有关1917号诉讼笔录的线索。

关于“多拉·布吕代案”就只有短短三行字。四月十七日那天的备案笔录，除此以外，记的都是其他“案子”：

果尔·乔吉特·波莱特，30.7.23，出生在庞坦，塞纳河边，父母是乔治和佩尔兹·罗丝，未婚，住在毕嘉乐路41号的旅馆里。妓女。

日耳曼娜·莫莱尔，9.10.21，出生在昂特勒德奥（孚日省）。住旅馆。一份报告P.M.

J.-R.克雷特，九区

就这样，在占领区警察局的笔录上登记的依次是有关妓女、走失的狗、被遗弃的孩子这类案子。还有就是像多拉一样的失踪少女，她们犯的是流浪罪。

从表面上看，从来都不涉及“犹太人”的问题。然而，他们都是先到警察局，然后被送去拘留所，之后是德朗西。从“回到原住址”这半句话里，我们可以猜到，克里尼昂古尔警察局似乎已经知道多拉的父亲在一个月前已经被捕了。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她出走那天开始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她回到原住所，也就是奥尔纳诺大街41号的旅馆房间，从笔录上看，这期间没有多拉的一丝踪迹。在四个月里，没人知道多拉·布吕代在哪里，她做了什么，她和谁在一起。也没人知道多拉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回到“原住址”的。是出于她自己的想法，还是在得知她父亲被捕之后？还是在街上感到害怕了，因为看到未成年人警察大队发布了一份找她的布告？在那天之前，我没有找到任何痕迹，也没有任何见证人可以告诉我她失踪的四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我们而言，那四个月成了她生命中的空白。

唯一能对多拉·布吕代在那个期间的行踪做一点推测的，就是看那段时间的天气变化。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下了第一场雪。十二月二十二日，冬天在严寒中开始。十二月二十九日，气温再次下降，窗玻璃上蒙了一层薄薄的冰。从一月十三日起，寒冷变得像西伯利亚那么凛冽。水结冰了。持续了将近两星期。二月十二日，出了一点太阳，好像预告春天腼腆地来临。一层积雪在路人的践踏下变得黑乎乎的，人行道上一片泥泞。就在二月十二日晚，我父亲被负责犹太人问题的警察带走了。二月二十二日，雪又下了。二月二十五日，雪还在下，下得更大了。三月三日，晚上九点以后，第一次轰炸在郊区降临。在巴黎，窗玻璃都在晃。三月十三日，大白天拉响了警报。地铁乘客一动不动等了两小时。人们要他们下车进隧道。晚上十点，又一次警报。三月十五日，阳光灿烂。三月二十八日，晚上十点左右，远处的轰炸整整持续到午夜。四月二日，凌晨四点左右响了一次警报，猛烈的轰炸一直持续到六点。夜里十一点再次开始轰炸。四月四日，栗子树树枝发芽了。四月五日，傍晚时分，一场春天的暴风雨，夹杂着冰雹，之后彩虹出来了。别忘了：明天下午，哥布林露天咖啡座见。

几个月前，我得到了一张多拉·布吕代的照片，和我已经收集到的其他照片截然不同。或许是她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一扫过去所有照片上从眼神、圆鼓鼓的脸颊、颁奖那天穿的白色裙子……透露出来的稚气。我不知道这张照片是哪天拍的。肯定是在一九四一年，也就是多拉在马利亚圣心寄宿学校读书的那年，或者是一九四二年初春，当她在十二月离家出走后再次回到奥尔纳诺大街时拍的。

照片上还有她母亲和她外婆。三个女人肩并肩一字排开，外婆在塞西尔·布吕代和多拉中间。塞西尔·布吕代穿着一件黑色的裙子，短发，外婆穿着一条花裙子。两个女人都没有笑。多拉穿着一件黑色的裙子——或者是藏青色的——罩了一件白领的外套，也可能是穿了一件开衫和半身裙——照片拍得不够清晰，不太好辨认。她穿着短袜和系带的鞋子。头发不长不短，差不多齐肩，用一个发箍把头发都箍在后面，左臂自然下垂，左手手指弯着，右臂藏在外婆的身后。她昂着头，目光冷峻，但唇边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这让她脸上有了一抹温柔的悲伤和桀骜。三个女人站在一堵墙前面。地上铺了石板，好像是某个公共场所的走廊。会是谁拍了这张照片？埃尔内斯特·布吕代？他不在照片上，是不是说明他已经被捕了？不管怎么说，照片上三个女人似乎都穿着周日的礼服，面对这个我们一无所知的镜头。

多拉是不是就穿着那条寻人启事上说的藏青色半身裙呢？

就像所有家庭都有的那些照片一样。在拍照的那几秒钟，他们似乎得到了某种庇护，那几秒钟也就此定格成了永恒。

人们会想，为什么厄运落到他们而不是其他人的头上。就在我写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几个和我一样以写作为生的人。今天，我想起的是一个德国作家。他叫弗列多·朗普。

首先是他的名字引起我的注意，还有他的一本书的书名：《在夜的边缘》，二十五年前译成法文的，那个时期我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家书店里看到一本。我对这个作家一无所知。但还没有翻开书，我就已经猜到了这本书营造的氛围和调子，好像我在前世已经读过似的。

弗列多·朗普。《在夜的边缘》。作者的名字和书名让我联想到漫漫长夜你无法把目光挪开的亮着灯5的窗户。你心想，在窗户后面，或许有被你遗忘的人年复一年在等待你的归来，或许窗户后面已经不再有人。在空荡荡的公寓里，只有一盏灯还亮着。

弗列多·朗普一八九九年出生在不来梅，和埃尔内斯特·布吕代是同一年。他经常去海德堡大学。他在汉堡做过图书管理员，并在那里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在夜的边缘》。后来，他在柏林一家出版社当职员。他不热衷政治。他感兴趣的，就是描写暮色降临不来梅港，弧光灯带着丁香淡紫色的白光，水手，摔跤手，乐队，有轨电车的铃声，铁路桥，轮船的汽笛，还有所有在夜色中找寻自己灵魂的人……他的小说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当时希特勒已经上台。《在夜的边缘》从书店和图书馆的架子上被撤下来销毁了，书的作者成了“可疑分子”。他甚至都不是犹太人。他有什么可指摘的呢？只是因为书中弥漫出来的优雅和忧伤的气息。他在一封信中坦陈，他当时唯一的野心只是“让港口一带的夜，从晚上八点到午夜这段时间，变得缱绻；我想到我年轻时在不来梅待过的街区。一幕幕短暂的往昔像放电影一样在眼前浮现，裹挟了芸芸众生”。轻盈流畅的笔触，淡淡地晕染出如诗如画的意境。

二战快结束苏联军队向西挺进的时候，他住在柏林郊区。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两名苏联士兵在街上要他出示证件，然后他们把他拖到一个花园里。他们没花时间分辨他是不是好人，就把他打死了。几个邻居把他埋葬在不远处的一棵桦树底下，并把他身上剩下的东西交给了警察局：他的证件和他的帽子。

另一个德国作家，菲利克斯·哈特劳伯，和弗列多·朗普一样，也是在不来梅港土生土长的。他出生于一九一三年。他在占领期间待在巴黎。这场战争和他那身灰绿色的军装让他深恶痛绝。我对他所知甚少。我只是在一本五十年代的杂志上读过他被译成法文的《小人物之见》片段。他在一九四五年一月把手稿交给了他妹妹。选文的题目叫“笔记和印象”。他在文中观察了巴黎火车站一家餐馆和里面的人，荒废的外交部，几百个落了灰尘、冷冷清清的办公室，当德国人在那里办公时，彻夜灯火通明，钟声在寂静中响个不停。夜里，他换上便装，为了忘却战争，让自己融入巴黎的街道。他为我们描绘了他夜游的一条线路。他在索勒弗里诺站上地铁。在特里尼德站下。夜黑黢黢的。那是夏天。空气是热的。他在宵禁的夜里沿着克里希路一路走去。在妓院的沙发上，他注意到一顶蒂罗尔式的帽子，不起眼，孤零零的。姑娘们在眼前一一晃过。“她们心不在焉，在绿幽幽的灯光下，像一群梦游的人。”他写道，“一切都浸染在一种奇怪的热带水族馆般的光线里，鱼缸的玻璃很热。”他也心不在焉。他远远地看着一切，好像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与他无关，他只在意日常生活微乎其微的细节，感受它的氛围，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漠不关心。和弗列多·朗普一样，一九四五年春他死于柏林，三十二岁，在最后的几场战斗中，他被错误地放在一个充满杀戮的末世，心不甘情不愿地穿着不属于他的军装。

现在，为什么我的思绪，会在众多的作家中挑中诗人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同一时期，厄运也降临在他身上，和前面提到的两个作家一样，似乎总有那么几个人要扮演避雷针的角色，为了让其他人可以幸免于难。

我曾经走过罗杰·吉贝尔—勒孔特路。那时候，我和他一样常常去城南的街区：布吕讷大街，阿雷西亚路，普利马维拉旅馆，绿道街……一九三八年，他还住在奥尔良门街区，和一个德国犹太人露丝·克罗嫩伯格一起。后来，在一九三九年，他还跟她在一起，住在稍远一点的普莱桑斯街区，巴尔迪内路16号乙的一个工作室里。我曾经多少次走过这些大街小巷，却不知在我之前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已经走过……在塞纳河右岸，蒙马特尔的格兰古尔路，一九六五年，我常常一下午都待在格兰古尔广场边的一家咖啡馆里，住就住在蒙马特尔42—99号那条死胡同尽头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全然不知罗杰·吉贝尔—勒孔特三十年前也在那里住过……

就在同一时期，我遇见过一个名叫让·比尤贝尔的医生。我当时以为自己肺部有阴影。我请他给我开一份证明好免服兵役。他约我在阿莱雷广场他上班的诊所见面，他给我拍了片：我肺部什么都没有，我希望退伍，尽管当时并没有战争。只是，一想到要过军营生活就让我感到难以忍受，那肯定就跟我从十一岁到十七岁在寄宿学校里一样度日如年。

我不知道让·比尤贝尔医生后来怎么样了。几十年后，我得知他是罗杰·吉贝尔—勒孔特的挚友之一，后者在我那个年纪，也曾请他做过一样的事情：为了可以退伍让医生开一个证明，说他得了胸膜炎。

罗杰·吉贝尔—勒孔特……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滞留在占领区的巴黎……一九四二年七月，他的女友露丝·克罗嫩伯格在自由区被捕，当时她刚从科利乌尔镇的沙滩上回来。九月十一日，她被送上开往集中营的列车，一周之后就是多拉·布吕代。露丝·克罗嫩伯格，一个出生在科隆的年轻女子，因为种族歧视法，于一九三五年来到巴黎，那年她二十岁。她喜欢戏剧和诗歌。她学了缝纫，制作舞台服装。她很快就在蒙马特尔的一众艺术家中结识了罗杰·吉贝尔—勒孔特……

他一个人继续住在巴尔迪内路的工作室里。后来，一位在街对面开咖啡馆的费尔马夫人收留了他，照顾他的起居。他已经变得跟幽灵一样。一九四二年秋，他开始在城郊游荡，一直走到布瓦科隆布的山楂路，为了从某个名叫布雷阿瓦纳的医生手中搞到能让他弄到一点海洛因的处方。他在频繁往返的路上被人盯上了。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他被逮捕并被送进戒毒所。他在那里一直待到十一月十九日。一个月后，他被释放，但因“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克隆布、布瓦科隆布、阿斯尼埃尔等地没有正当理由非法购买并持有镇静剂、海洛因、吗啡、可卡因……”被判假释等候法庭传唤。

一九四三年初，他在艾皮奈诊所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费尔马夫人安排他住在咖啡馆楼上的一个房间。他住院期间把工作室借给一个女大学生住，女生在那里留下一个盒子，里面是一管管的吗啡，他就一滴滴地服用。我没有找到那个女生的名字。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在布卢塞医院因破伤风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他在二战爆发前几年出版了两本诗集，其中一本名叫《生命，爱情，死亡，虚空和风》。

我不认识的很多朋友都在一九四五年，我出生的那一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在孔蒂码头15号公寓，从一九四二年起我父亲就一直住在那里——前一年这套公寓租给了莫里斯·萨克斯——我童年的卧室就是那朝院子的两间房中的一间。莫里斯·萨克斯说他曾经把这两间房借给某个阿尔贝，外号“瘤牛”的人住。此人在家里收留了“一帮刚开始写作、梦想成立一个青年剧团的年轻演员”。这个“瘤牛”的全名叫阿尔贝·夏基，和我的父亲同名，出身于萨洛尼卡的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一九三八年，二十一岁的他在伽利玛出版社用弗朗索瓦·维尔内的笔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三十年后，我恰好也在这个年纪做了同样的事情。后来，他参加了抵抗运动。德国人逮捕了他。他在弗雷讷第二队的218号牢房的墙上写道：“四四年二月十日瘤牛被捕。被严密看管了三个月，五月九日到二十八日被审讯，六月八日接受探视，在盟军登陆两天后。”

他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二日那一批被送往贡比涅集中营的，一九四五年三月死于达豪。

就这样，萨克斯曾经倒卖黄金的那个公寓，不久就成了用假身份证作掩护的我父亲的藏身之所，“瘤牛”以前住过的房间成了我小时候的卧室。其他那些和他一样在我出生之前在这里住过的人千方百计冲淡这个地方的悲剧色彩，让我们只感到一点点忧伤。十八岁那年，当我和父亲坐在警车上时，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走的那一程只是一种不痛不痒的重演和戏仿，从前也有人坐着同样的车去同样的警察局——只是那些人走了以后永远都不能像我那天一样，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中。

十二月三十一日傍晚，就像今天一样，天很早就黑了，那年我二十三岁，我记得自己去找费尔迪埃尔医生。在我感到惶恐不安和不确定的那个时期，他对我非常和蔼，充满善意。我只是隐约听人说过他曾经在罗德兹的精神病院收留过安托南·阿尔托并试图医治他。但那天晚上，一个惊人的巧合触动了我：我给费尔迪埃尔医生带了一本我的处女作《星形广场》，这个书名让他吃了一惊。他去书房找了一本薄薄的灰色封面的小书递给我：罗贝尔·德斯诺斯的《星形广场》，医生和书的作者是朋友。一九四五年，就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德斯诺斯死在泰雷津集中营，几个月后，费尔迪埃尔医生亲自在罗德兹出版了这部作品。我不知道德斯诺斯写过一本叫《星形广场》的书。我在无意中偷了他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