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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宛如思春少女恍恍惚惚的，开车回家的路上想的全是班恩。打从我七岁开始，一想起他，脑海里总是恐怖片的片段：班恩，头发墨黑、皮肤光滑，手里握着斧头，在走廊上紧追着黛比不放，紧闭的嘴唇闷闷地哼着；班恩的脸满是血迹，大声咆哮，肩上背着猎枪，枪口朝上。
我都忘了曾经的班恩：严肃、害羞，还有那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幽默。班恩，我的亲哥哥，他怎么可能做出他们说的那种事——我说的那种事。
红灯。我把手伸到座位后面，从旧皮夹里抽出信封，在窗口上方写下嫌犯。接着写下路尼。接着停住，然后又写下：路尼的仇家？路尼的债主？路尼路尼路尼路尼路尼路尼。一切又回到路尼身上。那天晚上在我家大吼大叫的人，光听声音，可能是路尼，可能是路尼的仇家，但也很有可能是班恩。我要知道真相，有证据的真相。我惊慌失措：现在真相未明，班恩正在坐牢，我无法这样继续过活。我必须了结这一切。我非弄个清楚不可。又是我我我的，我果然还是和以往一样自私。
经过通往农场的公路时，我在堪萨斯城郊区的一家7-11便利店停下来，加满油，买了一包维菲塔芝士、几罐可乐、几片白吐司，还买了猫粮给我家那只瘦巴巴的猫。接着我开回我那位于“那边再过去”的家，停在斜坡上，下了车，瞪着对街那两位从来没有看过我一眼的老太太。她们一如往常，不畏风寒地坐在门廊的摇椅上，头僵直着，除非我挡住她们的视线。
我手叉腰站在斜坡上，看谁先投降；最后我高贵地挥了挥手，像赶牛的牛仔那样，那两只老母鸡也朝着我点点头，我这才回家喂可怜的美元，心中感到一丝丝胜利。
趁着还有体力，我用奶油刀把芥末酱涂到白吐司上，然后铺上厚厚一层软塌塌的维菲塔芝士，接着一边将芥末芝士吞下肚，一边依次跟三个无聊程度有得一拼的接线员交涉，请他们帮我转接“伯特·诺兰”收容所。这又是另一项因吉姆·杰弗里的建议而被我加入清单里的职业：接线员。小时候女孩子长大都想当接线员，但我不记得原因是什么。
一小块吐司黏到我的上颚，此时刚好接通伯特·诺兰收容所的电话，而且接电话的竟然是伯特·诺兰本人。我理所当然地以为既然收容所以他命名，他应该已经死了。我告诉他我想找路尼·天，他愣了一下。
“这个嘛，他进进出出的，上个月几乎都不在，但我很乐意帮你转达信息给他。”伯特·诺兰的声音像陈旧的汽车喇叭。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似乎完全没认出我是谁。
“哦，告诉你吧，他没办法打长途电话。住在这里的老家伙大多喜欢写信，是真的手写信哦。一张邮票花不了五十美分，而且还不用为了打电话排队。你想留个地址吗？”
绝对不想。一想到路尼穿着短靴、脚步沉重地走上我家台阶，肮脏的手叉着腰，笑得像是他在游戏中打败了我一样，就让我打个冷战。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转达信息，地址你私下给我即可。”伯特·诺兰明理地说，“路尼一回信，我马上帮他寄，保证他连你的邮政编码都不知道。很多家属都这么做，虽然残忍，但实在是逼不得已。”电话那头传来汽水从自动贩卖机掉到取出口的声音，有人问诺兰要不要来一罐，他客气地回答：谢谢，不用了，我正试着少喝点。他说话的口气宛如镇上的医生。“你要不要也这样办呢，小姐？否则可能很难联络得到他。就像我说的，他可不会守在电话旁边，痴痴地等你回电。”
“你们没有电子邮箱吗？”
伯特·诺兰嘟哝了几声：“没有，恐怕我们没有电子邮箱。”
虽然我不认为我爸是个常常写信的人，但是他写信的频率的确比打电话还高，所以我想除非我直接杀去伯特·诺兰收容所的床上堵人，不然这是最好的办法了。“能不能麻烦你转告他：我要跟他谈一谈班恩和那天晚上的事？如果他肯给我一天的时间，我可以亲自过去找他。”
“你是说班恩和那天晚上，对吗？”
“对。”
如果莱尔知道我对班恩改变看法，一定会沾沾自喜；我可以想象他穿着搞怪的紧身夹克，对着杀手俱乐部的成员大发议论，说他是怎样说服我去探望班恩的。“一开始她打死也不肯去，我想她是害怕发现班恩不为人知的一面，或是发现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台下的人仰望着他，为他的所作所为感到高兴。想到这里我就一肚子火。
我真正想找的其实是黛安阿姨。我自七岁起的十一年孤儿生涯中，有七年多由她照顾。案发后，她是第一个收留我的人，我提着一箱行李住进她的房车。我的东西就只有这么多：几件衣服和几本爱看的书，没有一件玩具。蜜雪每晚睡觉时总爱把娃娃围在身边，说是睡衣派对；她被勒死的时候还尿失禁在娃娃身上。我还记得凶杀案当天黛安阿姨送了我们一本贴纸本，有花朵、猫咪和独角兽，后来是不是埋在废墟里了？
黛安阿姨买不起新房子。我妈的寿险理赔全都拿去替班恩请像样的律师了。黛安阿姨说我妈一定也会这么做，但是说的时候却垮下脸，好像在教训我妈似的。总之我们一分钱也没拿到。因为我长得矮，所以可以睡在储藏室，这里本来应该是放烘干机的地方，黛安阿姨甚至还帮我油漆了一下。她时常加班，还要抽空带我去托皮卡市看心理医生，还要努力疼我爱我，我知道她拥抱我的时候有多痛苦；我这个讨厌鬼在提醒她亲妹妹遇害的惨案。她的手像呼啦圈那样圈着我，好像在玩圈住我、但又不能碰到我的游戏。尽管如此，她每天早上都还是会对我说，她爱我。
接下来十年，我毁了她的车两次，打断她的鼻梁两次，偷她的信用卡去卖，还害死了她的狗。狗死了之后，她终于彻底死心。格拉西亚是黛安阿姨在案发之后买的杂种狗，毛发蓬松，没事就喜欢乱叫，身长不过黛安阿姨的手臂；比起我，黛安阿姨更宠格拉西亚，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我嫉妒那只狗嫉妒了好几年，看着黛安阿姨帮它梳毛，看她那强而有力的大手握着粉红色的塑料梳子，看她的发夹夹在它须状的毛上，看她从皮夹中掏出格拉西亚的照片，而不是我的。格拉西亚很喜欢我的脚，尤其是残废的那一只，只剩两根脚趾的那一只。它老是爱闻我那瘦骨嶙峋的食指和小指，仿佛嗅到什么不对劲似的，这让我更加讨厌它。
高一升高二那年暑假，我不知道为什么被禁足了。当黛安阿姨出门上班后，我坐在热死人的房车里，越看那条狗就越生气，我越生气它就越暴躁。因为我不肯带它出去散步，它就疯狂地绕圈子，在房车里到处跑，一边跑一边叫，还跑来咬我的脚。我蜷曲在椅子上，抚平怒气，假装在看连续剧，然而脑袋里正疯狂运转着。格拉西亚转了几圈又停下来，咬我残废的那只脚的小指，犬齿扣紧，头左右摆动。我记得我当时心想：要是这只畜生把我的脚趾咬得一根也不剩的话……想一想自己的窘境，我越想就越气：我没有左手无名指，这辈子休想套上结婚戒指，而我少了三根脚趾的右脚害我明明住在四面环陆的市镇，走起路来却像摇摇晃晃的水手。班上的女同学都笑我的无名指“畸形”，这更惨，“畸形”还包括了古怪和诡异的意思，让人一看到就会哈哈大笑。不久前医生才说，其实当初根本不需要截肢，是乡下医生小题大做。我一把抓住格拉西亚的腰，摸到它的肋骨，感觉到这个小东西打了个哆嗦，这让我更生气；我把它从地上提起来（它的犬齿害得我的脚趾皮开肉绽），把它丢到厨房——它撞上尖利的料理台，全身抽搐，血流满了整张油布。
我不是故意杀死它的，但它还是死了。我在房车里来回踱步，试着想清楚该怎么办才好。黛安阿姨回家了，还买了炸鸡回来给我和格拉西亚吃，但是格拉西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而我只是一再重复“它咬我”。
虽然我想解释这不是我的错，但是黛安阿姨左右摇动食指要我别说了。她打电话给她最好的朋友瓦莱丽。瓦莱丽阿姨柔弱、温柔的程度与黛安阿姨的魁梧、豪迈成正比。当瓦莱丽阿姨用特殊的毯子把格拉西亚包起来时，黛安阿姨弓身站在料理台前，盯着窗外。然后她们在关上门的房间里互相依偎。出来后，瓦莱丽阿姨安静地站在黛安阿姨旁边，泪流满面，双手紧握，黛安阿姨则命令我去收拾东西。
高中最后两年，我住在得州阿比林市一对客气的夫妇家，两个人好像本来是远房亲戚之类的，他们没怎么被我吓到。从那之后，每隔几个月黛安阿姨就会来一次电话，我就坐着听电话浑浊的杂音，听着黛安阿姨在电话另一头吞云吐雾。我想象她嘟着下唇，下巴的汗毛清晰可见，而她下唇附近的疣在她下巴上形成桃子色的阴影；她曾经咯咯笑着说，如果我摸了那颗疣，所有愿望都会实现。我听到电话那头“呀”的一声，就知道黛安阿姨打开房车里那台冰箱的中层。我对黛安阿姨家比对我老家还熟。黛安阿姨和我会发出无谓的声响，假装咳嗽或是打喷嚏，然后黛安阿姨会说“等我一下，丽比”，但其实我们根本没在聊天。而且通常瓦莱丽阿姨也在那儿，她们会耳语，瓦莱丽阿姨柔声地哄，黛安阿姨不悦地咕哝，接着再跟我敷衍个二十秒左右，最后编个理由，挂上电话。
《崭新的一天》上市后，黛安阿姨就再也不接我电话了。她只说了一句：“你着了什么魔做这种事？”她说这句话算是委婉了，但杀伤力却比滔滔不绝地骂脏话更强。
我知道黛安阿姨的电话号码没变，她这辈子都不可能搬家，对她来说，那台房车就像蜗牛壳一样。我花了二十分钟挖出那一叠一叠的资料，找出那本我从小用到大的通讯簿，封面是绑着辫子的红发小女孩，一定会有人觉得跟我很像——除了那笑容。黛安阿姨的电话记在“A”那一页，是我用紫色马克笔写的，字体像气球被拗成动物那样的扭曲。
要用什么语调、编什么理由呢？其实有一部分的我只是想听她如橄榄球教练的声音，喘着粗气在我耳边炮轰：怎么拖了那么久才打来？另一部分的我则想听她对班恩真正的看法。她从来不会在我面前责备班恩，每次说到他都非常小心，现在回想起来真该好好谢谢她。
我拨了号码，肩膀耸高到快碰到耳垂，喉咙也越卡越紧，屏息以待电话响到第三声，直接进到电话录音机，这才吁了一口气。
是瓦莱丽阿姨的声音，要我在“哔”一声之后留言给她或是黛安阿姨。
“嗨，你们好。我是丽比。我来打声招呼，表示我还活着……”我挂上电话，再拨一次，“上一个留言请当作没听到。我是丽比。我是打电话来道歉的，我……唉，太多事了。还有，我想聊一聊有关……”我越说越小声，以防隔墙有耳；然后留下我的电话号码，挂上电话，在床边坐下；想要站起来，但又不知道站起来要干什么。
我站了起来。今天一整天做的事比我去年一整年加起来还多。既然电话还在手中，我逼自己打给莱尔，希望能转接到语音信箱，但他还是一如往常地接了电话。趁他还没惹毛我，我告诉他我跟班恩的会面很顺利，已经准备好听他说凶手是谁。我说话时，每个字的语调都把握得非常精准，就像先用计量器量过才施舍给他。
“我就知道你喜欢他。我就知道你会回心转意。”他得意地说，不过我竟然没有挂电话，相当奇怪。
“我可没这么说，莱尔。我只是想说，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已经准备好接受下一个任务了。”
我们又约在克拉克烧烤碰面，店里面油烟弥漫。这次是另一个大妈，但也许还是上次那个戴着红色假发的大妈服务生，反正她穿着网球鞋在店里奔走穿梭，一边走迷你裙一边飞，好像国宝级网球选手。这次隔壁桌坐的不是上次那个欣赏花瓶的胖子，而是一群打扮入时的嬉皮士在传阅20世纪70年代的裸女扑克牌，嘲笑那些裸女身上的耻毛。与他们为邻的莱尔正襟危坐，椅子尴尬地朝向另一边，我在他旁边坐下来，拿起他那壶啤酒，帮自己斟了一杯。
“他跟你想象中一样吗？他有没有说什么？”莱尔率先发问，一双脚抖个不停。
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除了陶瓷兔宝宝的事。
“这下你懂玛格达的意思了吧？你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的确。“我想他已经心平气和地接受终身监禁这件事了。”我之所以把我的看法告诉他，纯粹是因为他付我三百美元，而我还想要更多。“他自责当时没在场保护我们之类的，所以把坐牢当作赎罪。我不是很确定。我以为跟他提到我当年的证词……他一定会气得跳起来，可是……并没有。”
“从法律上来看，过了那么久才想撤销证词似乎于事无补。”莱尔说，“玛格达说，如果你想帮班恩，我们需要搜集更多证据，等证据够充分了，就申请人身保护令，然后你再去撤销证词——这样才能把事情闹大。到了这个节骨眼，政治手腕反而比法律重要。很多人都把帮班恩翻案当作使命。”
“玛格达似乎掌握很多情报。”
“她是‘解放班恩协会’的会长，主要任务就是解救班恩出狱。虽然我偶尔也会去那儿，但那个团体还是比较像粉丝团。这帮女人。”
“你知道班恩有稳定交往的女友吗？可能是‘解放班恩协会’的？叫茉丽、莎丽、波丽之类的？他手臂上有个名字的刺青。”
“没有人叫莎丽。波丽听起来像是宠物的名字，我堂兄养的狗就叫波丽。茉丽倒是有一个，不过已经七十好几了。”
一盘薯条出现在他面前，我确定今天的服务生跟上次不一样，虽然年纪差不多，但是和蔼可亲多了。我喜欢服务生叫我“小姐”或“小姑娘”，今天这位服务生就这样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