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者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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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洪峰的问答教学是由让-克洛德发起的，比以往都要简短。

每座精彩的山峰总有让你爱慕的东西。而马特洪峰就是一座了不起的山。你爱这座山峰的峭壁吗？

不爱。马特洪峰的峭壁，特别是我们耗费了大部分时间的北坡，都不值得爱。那上面到处都是碎石。掉落的岩石犹如雨下，还有雪崩。

那你爱岩石吗？

不爱。岩石太过奸诈。反复无常，还会撒谎。用锤子将岩钉敲入岩石中，你肯定听不到正常的钢铁相撞声，听不到铁器撞击岩石的声音，一分钟后，你用两根手指就可以将毫无用处的岩钉拉出来。马特洪峰的岩壁太恐怖。登山者知道，所有的山都有随时倒塌的危险，因为它们垂直露在外面，无遮无挡，就会不可避免地被风、被水、被天气和重力腐蚀，但比起大多数山峰，马特洪峰的碎石要更加不稳定。还指望我爱上岩石？没门！

你爱山脊吗？

不爱。马特洪峰最著名的山脊：意大利的福吉恩山脊和瑞士的茨姆特山脊要不就是太危险——不断有岩石掉落，雪崩时有发生，要不就是太温顺——上面安装了为女性登山者和一把年纪的英国老人使用的缆绳。爱这样的山脊？绝不。至少在爱德华・温伯尔之后就不爱了，当时这里还无人涉足。

可你爱这座山。这点你很清楚。那你到底爱它什么？

我爱它。马特洪峰能为登山者解决许多问题，但是，跟没有登上过的艾格尔峰北坡，以及其他一些我见过或者听过的山峰不同，马特洪峰能让每个出色的登山者干净利落地解决每个问题。

马特洪峰上是一堆坍塌的碎石，但它的峭壁和山脊却是那样的美。她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演员，在心酸的外表下，卸去令人心酸的妆容后，年轻时的面颊和骨架仍然有其值得炫耀之处，仍然经常能看到昔日近乎完美的容貌。山峰独自矗立在那儿，跟其他的山并无关联——也许，它是整个阿尔卑斯山最干净、最值得记忆的地方。去让一个从未见过山的小孩画一座山，她会用蜡笔画出马特洪峰。那座山峰就是那样深入人心。北面垂直的上沿往外弯曲了一部分，像一片碎浪板，那座山像是随时都在动似的。那个陡峭的崖壁能够自己酝酿天气，形成大块的云彩。那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山。

你会爱它的魂魄。

没错。它的魂魄不由得你不去爱。爱德华・温伯尔那个忠诚的向导让-安托万・卡雷尔受爱国情感驱使，背叛了他。1865年7月14日，他领着菲利斯・乔达诺登上了意大利山脊，此举是为了让所有意大利人享有最先登顶的荣誉。二十五岁的温伯尔绝望地冲到策马特，希望从另一边的山脊上山，跟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那个匆忙组建的登山队。

从那日起，四个死去的灵魂从岩石上用最大的声音对我喊话，任何一个登山者都必须学会聆听他们，爱他们，尊重他们踩过的每块岩石、睡过的板石，在温伯尔等七个登山队欢呼过的狭窄山峰上发出胜利的欢呼，集中注意力从四人掉落致死、现在仍然凶险的万丈山崖下山。

我的朋友，你会喜欢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是的。我的确喜欢这样的景色。尽管登山让我的肌肉酸痛，手上血肉模糊。但这样做绝对值得——身体上的痛楚早已忘却。映入眼帘的只有景色。

我吃着东西，眺望风景，让-克洛德为我设计的问答教学圆满完成，这会儿，他摊开三明治干酪布外的报纸。

“马洛里和欧文在登顶珠峰的时候遇难了。”他用轻柔的法国口音大声读了出来。

我停止咀嚼。查理不是在捣实烟斗里的烟丝就是在掏里面的烟灰，这会儿，正在平头钉靴上敲打烟斗。听到这话后，他也僵在了那里，他将靴子放在膝盖上，那个空烟斗则靠在靴子上，直勾勾地盯着让-克洛德。

让-克洛德说：“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他不说了，将那张皱皱的报纸塞到我手里，“杰克，这是英文报纸，你来读。”

我十分惊讶，不明白让-克洛德为何不继续读下去了。据我所知，他的英语读写均十分流利，我接过报纸，在膝盖上抹平，接着大声读了出来：

伦敦，1924年6月20日，珠峰委员会极为遗憾地收到了一封来自诺顿上校的电报，电报是6月19日下午4点50分从帕里镇发出的。

马洛里和欧文在最后一次登山中殒命。那天，登山队余下的成员均安全到达营地。在其余人员离开后，两名追随者在最后一天丧生于珠峰的雪崩中。

珠峰委员电报诺顿上校，对探险队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两位英勇的登山队员的牺牲肯定跟恶劣的天气情况和大雪脱不了干系，登山行动从开始一直受到恶劣天气阻碍。

我继续读着报纸，那份报道既表达了对遇难者的哀悼，又算是一篇传记：

这起悲剧事件的遇难者，乔治・莱・马洛里是唯一参与过前两次探险的人，而作为他们新招募的队员A.C.欧文在三年前就开始想登上这座山，最后却被这座山索了命。就在几天前，我们才刚刚发表马洛里亲自撰写的有关这次探险第二次失败的文章……

那次失败是因为风雪，登山队不得不从最高的营地撤下来。

但那只是暂时的挫折，我们绝没有失败。

这是马洛里写给《泰晤士报》的话。接下来的几段，大抵上是说尽管天气寒冷、大风肆虐，随时都会雪崩，预示着今年的登山季节即将结束，季风即将到来，但马洛里并不甘心。

我停下来，看着两位朋友，想知道他们会不会示意我不要继续读下去，把报纸递给他们，但让-克洛德和理查只是盯着我，等着我继续。

微风轻起，我紧紧地抓住皱巴巴的报纸，继续读着那篇长文的第二栏。

马洛里的整篇文章都充盈着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次行动，”他说，“暂时耽搁下来，只是为了更精彩的高潮。我们很快达成了意见。第三次行动中，我们将从绒布冰川上，不管结果如何，这都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尝试。”他在文中写到了这次行动成功的概率，还说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我们预计，”他接着写道，“珠峰不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哎，果不其然，珠峰索去了他的命！

我放下报纸，理查和让-克洛德坐在那里等着，从理查的肩头望去，一只很大的乌鸦悬在微风中，它的身体几乎停在了5000英尺高的稀薄空气中。

我跳过了一些散文式的批评，继续念道：

马洛里向来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登山者”，他有决心登上珠峰（“唉！”我不由得在心里叹息了一声，但并没有说出来），在C.G布鲁斯将军、E.F.诺顿少校以及一些前辈的努力下，他们征服了阿布鲁奇公爵创下的22,000英尺高的纪录，现在正往远处独立的乔戈里峰进发。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自然是三十七岁的乔治・莱・马洛里，他做事果断，是个攀登珠峰的老兵了；年轻的安德鲁・欧文，年仅二十二岁，居然跟我一样大！他们于6月8日早上离开了他们的高地营，应该带上了氧气设备。之后，两位英雄只露过一次面，也就是几小时后，他们的队友诺埃尔・奥德尔看到他们“精力充沛地往山顶攀登”。后来，云层迫近，暴风雪来袭，马洛里和欧文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将《泰晤士报》上的报告大声读了出来，他们是那天晚上失踪的。当时，奥德尔已经上到了危险的六号营地，那天晚上，他朝高海拔的山上大声叫喊，认为马洛里和欧文可能会趁黑下山。马洛里将他的火把和提灯留在了六号营地的帐篷里。即便在这种恶劣天气下幸存了下来，他也没办法给下面的人发出信号。

根据《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五十个小时过去了，即使一直不肯放弃希望的诺尔・奥德尔也放弃了，将两个睡袋成“T”型放置，以便让低营地上带有望远镜的人看到。这个信号是他们之前约定好的，意指无须继续搜寻了，两名登山者永远失踪了。

我终于放下报纸。风势渐大，不停地吹打着它。下午，蓝色的天空已不见那只乌鸦的踪影，下午的天色正逐渐变暗。

我摇摇头，感觉我那两个朋友身上强烈的感情，但对其内心真实、复杂的想法并无所知。“后面的情况大抵相同。”我沙哑地说。

理查终于挪动了身子。他将冰冷的烟斗放在那件花呢夹克的胸袋里。“他们说还有两个人遇难了。”他轻轻地说。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