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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我们三个在马特洪峰顶吃午饭的时候，得知了马洛里和欧文在喜马拉雅山失踪的消息。
那是1924年6月末的一天，天气很好，那则消息登在三天前的一份英国报纸上，报纸是意大利布勒伊一间小旅馆的厨师用来包我们那份厚厚的冷牛肉山葵新鲜三明治的。我的帆布背包里揣着这份轻飘飘的报纸，直到登上马特洪峰仍浑然不觉，但是很快，这则消息就会像沉重的石头一样压在我们胸口。跟报纸一同放在包里的还有用山羊皮囊装着的酒、两个水壶、三个橘子、一根100英尺长的登山绳和一大包意大利香肠。我们并没有及时发现那份报纸，或者看到上面那则足以改变我们命运的消息。我们的心思全在山峰和周遭的景色上。
我们在六天的时间里，反复攀登马特洪峰，但一直没有登顶，理由恐怕只有“教会执事”[7]知道了。
从策马特镇上山的第一天，我们登上了霍恩利山脊——那也是1865年温伯尔走的路线——同时还得避开像无数伤疤一样分布在山面的固定绳索和缆绳。第二天，横穿茨姆特山脊时，我们用了相同的方法。第三天，我们经霍恩利山脊瑞士的一侧，再度横穿那座山，穿过岩体松散的北面峭壁，累得够呛，我们攀登的地方就在山峰下面，也是理查坚决反对我们上的那座山峰。接着，我们沿意大利一侧山脊往下，于黎明时分到达我们设在朝南面对布勒伊绿色高地上的帐篷。
五天后，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是当年的登山者走过的路线，拜他们所赐，马特洪峰这才出名。当年二十五岁的爱德华・温伯尔行事果断，在登山方面堪称专家，他临时组建了一个三人登山队，包括英国传教士查尔斯・哈德森（来自克里米亚半岛的牧师）、哈德森新收的十九岁门徒——道格拉斯・哈多，还有信心满满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他刚刚通过英国陆军部的考试，而且名列前茅，在118名竞争者中领先第二名近500分），他当时年仅十八岁，是昆斯伯里第八任侯爵之子，他到阿尔卑斯两年了，还是个新手。除了温伯尔那个由水平参差的年轻人组成的登山队外，还有他请来的经验和水平差距颇大的三个向导：“老彼得”陶格瓦尔德（其实他也只有四十五岁，却被当成了老人）、“小彼得”（二十一岁），还有经验极为丰富的迈克尔・克罗泽，他三十五岁，是来自夏蒙尼的向导。事实上，他们只需叫克罗泽一人作为向导便可，但温伯尔早先答应要雇用陶格瓦尔德父子，而这名英国登山家向来言而有信，即便整个登山队的人员组成已经相当臃肿，另外两个向导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是信守诺言。
教会执事一直在向我们介绍让-安托万・卡尔的勇气和成就，此人既是温伯尔的朋友，也是竞争对手，还是他以前的登山拍档。不过，直到我们登上意大利山脊我才体会到这点。我们攀行的那些复杂路线就是卡尔开拓的。
我们拥有自己的登山帐篷，也就是温伯尔帐篷，这种帐篷就是当年那个久负盛名的著名登山家在这座山上设计的，因此名字沿用至今。山的两边是低矮的冰川，帐篷就搭建在冰川上方的草地上。我们每天傍晚之前都会登上一侧山脊，天黑之后，我们通常会围着一小堆火随便吃点儿东西，轻声交谈，然后舒舒服服地睡几个钟头，再起来登山。
我们登上了马特洪峰的福吉恩山脊，但在靠近山顶时，我们还是绕过了那些陡峭的悬壁。这算不得失败。因为我们花了一整天时间，希望想出办法征服那个从未有人踏足的悬崖，但因为既没有设备，也缺乏技巧，决定还是不去垂直攀登了。（这个悬崖于1942年，也就是十八年后终被阿弗雷德・佩里诺、贾科莫・奇亚拉和路易斯・卡雷尔征服，路易斯・卡雷尔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卡雷尔”，如此称呼他是为了向那位著名的前辈表示敬意）正是我们的谨慎才没有人员伤亡，要知道，考虑到1924年的装备和登山技巧，登上福吉恩山脊的悬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情还让我想起了初次跟三十八岁的英国人理查・戴维斯・迪肯，以及二十五岁的法国人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在艾格尔峰北面山脚下见面时的情形，当年，我们还没登上异常凶险的艾格石壁。但此事暂时不表。
实际上，被他众多朋友和登山伙伴称为“教会执事”的理查，以及刚刚成为夏蒙尼向导协会成员、也许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登山互助会成员的让-克洛德均同意，让我参与耗时几个月、横贯冬、春、夏三季的阿尔卑斯山之行。我确实很享受在哈佛求学的时光，但是跟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后来干脆将克洛德为唤作“J.C.”，反正他似乎也并不介意我叫他的绰号）在一起的这段时光，却是目前为止我这一生中最具挑战性、也最激动人心的经历，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至少在珠峰的梦魇开始之前是这样的。当然，我又扯远了。
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两天，我们在凶险的西面登上部分山脊，然后又借助绳索下来，研究登山路线，计划该如何登上真正危险的北面，那也是阿尔卑斯山难以克服的地区之一。（七年后，弗朗茨和托尼・施密特在北面露营一晚后，终于登顶成功。他们一路从慕尼黑骑自行车前往山里，完成北面登山的壮举后，他们又骑车回家）对我们三个来说，现在只能算勘探任务。
最后一天，我们终于为北面那个看似无法征服的“茨姆特之鼻”悬崖制定出了登山路线，然后再次撤了下来，横穿至意大利山脊，最后，理查允许我们登上最后的几百英尺。六月末，风和日丽的一天，我们终于登上了狭窄的山峰。
在马特洪峰的那一个星期，我们登山的时候遭遇了倾盆大雨、突如其来的暴风雪、雨夹雪、能给岩石披上雨凇的冻雨，还遭遇了大风肆虐的天气。最后一天，山峰上天朗气清，万籁俱寂。因为风不大，理查用一根火柴就点燃了他的烟斗。
马特洪峰的山顶是个狭窄的山脊，如果你从略低、稍微宽一点的“意大利山峰”和高而狭窄的“瑞士山峰”之间走过去，也就百来码[8]长。在过去的九个月里，理查和让-克洛德教会我一个道理，所有漂亮的山都不会让你犯难。马特洪峰只给你两个选择：在左边失足，你便会死在意大利；往右边走错一步，你便会死在瑞士。
意大利这侧是高达4000英尺的峻峭岩石，而瑞士这边则是陡峭的雪坡和岩石嶙峋的山脊，这些山脊落差达数百英尺，人若掉下去，很有可能尸骨无存。山脊线上白雪皑皑，我们的平头钉靴在上面走过，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马特洪峰的山脊并非那些兴奋的记者所宣称的（现在他们仍然这么认为）“刀刃山脊”。我们在山脊的雪地里留下的脚印证明了这一点。要是山脊真的如同覆盖大雪的刀刃一样，我们的靴印肯定会留在两边，因为在真正的刀刃山脊上行走，肯定会像只笨拙的鸭子一样，慢慢悠悠地摇摆，一条腿在西边，另一条腿在东边。要是脚一滑，估计能把你的蛋蛋给扯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上帝保佑，那可是在4000英尺高的地方。
我们可以在“刀刃山脊”上稍宽一点儿的地方，也就是垂直的雪檐上玩让-克洛德所谓的“跳绳游戏”。在这种大雪覆盖的刀刃山脊行走时，我们可能绑在一起，倘若我们前面或者紧跟在你后面的登山者滑到了另一边，你的第一反应（因为在大雪覆盖的刀刃脊上几乎找不到保护点[9]）——你多次训练后形成的“本能反应——定会跳向山脊线的对面，如此，你们两人都会悬挂在4000英尺高的山脊上，甚至更高的地方，到时候，你肯定会祈祷，首先：绳子可千万不能断，要不你们两个都得完蛋。其次，你俩的体重可千万不要差太多。
这么做还真是管用。我们在勃朗峰的刀刃脊上练习过无数次。但是，那个山脊对于失败后的惩罚，或者说对于绳子断裂后的惩罚，只会让当事者滚到50英尺下的雪地里，而不是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落。
我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220磅[10]，所以，当我跟可怜的让-克洛德（身高5英尺6英寸，体重135磅）玩“跳绳游戏”时，理论上来说，他会像上钩的鱼一样从大雪覆盖的山脊线那边翻过来，这样，我们两个都会滑下雪坡。但是，因为让-克洛德习惯背最重的背包（他使用他那把长冰镐的时候速度最快，也最有技巧），所以，平衡的问题还好解决，高应力麻绳会嵌入垂直的雪檐中，直到勒到下面的岩石和坚硬的冰块上。
但是，正如我说的，马特洪峰长长的山脊比法国的大马路还要宽，至少走在上面没什么问题，在某些地方可以成纵队走过。如果你艺高胆大，或者真傻得可以，你可以手插口袋，心不在焉地玩这个游戏。理查就是这么做的，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他的旧烟斗，点燃了，在上面来回踱步。
理查平日沉默寡言，甚至可以好几天不说话。这天上午，他显然豪情大发。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示意我和让-克洛德成纵队跟在他后面，去远端的山脊。我们在那里可以俯瞰意大利山脊，之前走过的路线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还看到了温伯尔走过的路线，后来，他决定走看似更有难度（事实上，因为那边有大冰块突出的角状物，反而容易些）的瑞士山脊。
“他和卡雷尔的登山队去过那儿。”理查说，然后指着一条尖塔状的狭窄山脊下面三分之一处的线路，“经过多年的努力，温伯尔终于比他的老朋友和那个意大利向导要早两三个小时到达山峰。”
当然，他讲的是温伯尔和他手下六个登山队员于1865年7月14日首次登上马特洪峰的情形。
“温伯尔和克罗泽有没有用石头扔他们？”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看着我们的这位法国朋友，想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接着两人都笑了。
理查指着我们左边的峭壁说：“温伯尔一门心思只想引起卡雷尔的注意。他和克罗泽大声叫喊着，往北坡扔下了石头，当然啦，他们并没有朝意大利人正在攀登的山脊扔。但在卡雷尔和他的队员听来，觉得那动静如同加农炮弹。”
我们三个人看着下面，像是看到了意大利向导和他的同伴正吃惊地望着上面，眼睛里满是绝望。
“卡雷尔认出了老朋友温伯尔那条宽松的白裤子。”理查说，“卡雷尔认为他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登上山峰，当时，他和他的队员已经爬过山脊最艰难的部分，但看到温伯尔已经登顶后，他转身领着他的队员下去了。”理查叹了口气，深深地吸了口烟斗，然后望着我们下面的群山、峡谷、草地和冰川。“两三天后，卡雷尔登上了马特洪峰，依旧是从意大利山脊那边上去的。”他轻轻地说，像是在自言自语，“尽管英国人显然取得了胜利，成为第一批登顶马特洪峰的人，意大利人也成了第二批登顶者。”
“没错，他们的确赢了，可却是如此的悲剧。”让-克洛德轻轻地说。
之前，我们将背包堆在了狭窄山脊最北端的几块大石头上，回到那里后，我和让-克洛德开始准备午餐。这是我们在马特洪峰的最后一天，兴许也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后最后一次一起登山……没准这辈子都没机会了。我特别希望不是这样的结局。我只想跟这些新结识的朋友完成欧洲的“游历”，攀登阿尔卑斯山。但理查很快就要去英国办事了，J.C.也不得不回到夏蒙尼向导协会履职。每年，夏蒙尼的向导都会依照夏蒙尼山谷诡异的传统，带上具有兄弟情谊的神圣绳子在那里聚会。
我不再去想分离抑或是永别的离愁别绪，也没再去拿午餐，我迫切地想把这些景致尽收眼底，牢牢记住，这种感觉比腹中的饥肠辘辘更甚。
空中万里无云。离我们130英里外的海滨阿尔卑斯山清晰可见。最先由温伯尔和向导克罗泽登上的艾克林斯国家公园庞大的轮廓像一头大白猪一样映衬在天空中。我稍稍往北边望去，看到罗纳河远端奥伯郎特高高的山峰。西边，所有低矮的山峰在勃朗峰的对照下都相形见绌，山顶上的皑皑白雪反射着太阳光，晃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我稍微将脸转向东边，望着那边一座接一座的山峰，有的是我过去九个月跟我的新朋友登上过的，有的则等着被人征服，有的则永远不会有人涉足了——那些奇形怪状的白色山顶在远处模糊成崎岖不平的地平线，笼罩在一片薄雾中。
查理和让-克洛德吃着三明治，不时抿一口水。我停止观望，也不再胡思乱想，开始吃起东西来。冷牛肉的味道美极了。面包坚硬的外皮很有嚼劲。山葵将我的眼泪都辣出来了，勃朗峰变得更加模糊。
我往南边望去，由衷地赞叹温伯尔在他那本经典的作品《1860—1869年登阿尔卑斯山记》中所描绘的景色。我是前一天晚上才在布勒伊上面的帐篷借助蜡烛看过的，这会儿仍能清楚地记得里面的内容，爱德华・温伯尔于1865年7月14日第一次描绘了马特洪峰的景致，而我则于1924年6月末贪婪地看着温伯尔这段景色描写：
那里有阴郁的黑森林、生气勃勃的草甸、翻腾的瀑布和静谧的湖泊，有肥沃的土地、未曾开花的荒原、阳光明媚的草原，以及寒冷的高原。那里有最崎岖的山峰，最优雅的轮廓，有险峻、陡峭的悬崖，缓缓起伏的山坡，有岩石嶙峋、白雪皑皑的大山，忧郁而庄严，或是闪闪发光，或是银装素裹，城墙、炮塔、顶峰、金字塔、圆顶、锥体和尖顶，形态万千！真可谓巧夺天工，天从人愿。
看得出来，爱德华・温伯尔一定是个浪漫的人，19世纪中晚期，众多黄金时代的登山家皆是如此。跟1924年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相比，他的文采是那样的绚丽、古典。
但是，我经常被人诟病毫无浪漫可言，坦白说，我的确如此。这是性格使然，也许，我就是个这样的人。虽然，我是一名哈佛毕业生，专业还是英文，准备创作自己“伟大”的旅行见闻和小说——当然啦，我只会以那种简洁、现代的风格创作——但我还是能惊奇地发现爱德华・温伯尔19世纪的文字是那样华丽，读到这样的文字，我的眼眶再次湿润了。
1924年6月的这天，看到这段五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我怦然心动，看到情感丰富的爱德华・温伯尔对景色的描写，我的灵魂更是被其俘虏。这位伟大的登山家第一次登上马特洪峰，看到这样的景色时才二十五岁。而我两个星期前才刚刚庆祝完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如今也有幸能一览这美丽的景色，我感觉自己离温伯尔和一众登山者如此之近，他们中有些人被诟病为愤世嫉俗，有些人跟我一样不谙浪漫，此刻，我正从这个山脊，从这块低矮圆石的顶端往南望向意大利。
整个秋天、冬天和春天，我都跟让-克洛德和理查攀登阿尔卑斯山，每次攀登完一座山峰，我们都有一个问答环节。提问时，我们从来不会表现得高高在上，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过程的，因为我能从两位登山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自打我从美国来到欧洲后，也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登山者，多亏了让-克洛德和理查彬彬有礼的教导——有时候他们也会开些善意的玩笑，但在教导我的过程中，他们从来不会卖弄学问。我知道我正逐渐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登山家，应该说是一名世界一流的登山家，而且我也成为一个小兄弟会中的一员。除此之外，理查和让-克洛德会对我谆谆教诲，包括山峰上的问答指导，帮助我学会如何去爱我刚爬过的山。即使在跟那座山的亲密接触中，她可能凶险异常，我也应该爱她，比如遇上风化的岩石、雪崩、攀爬的时候连个手点[11]也没有，掉下去便会粉身碎骨；比如，被迫在壁架上露营，狭窄的壁架上甚至都无法垂直放下一本书，我们却还要在冰冷的天气里挤在那里，有时还会碰上冰雹风暴、雷暴，晚上，我那个冰镐的金属嘴在电暴下闪着蓝色的光，为了不让自己睡过去，掉入万丈深渊，你还得在下巴下夹一根蜡烛。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艰难险阻，理查，特别是让-克洛德一直都在教我，要爱我们攀登过的山，爱真实的她，即使跟她在一起经历了最艰难的时期，对她的爱仍要矢志不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