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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汴京保卫战，至此已渐近尾声。金国方面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向大宋提出：要求改派越王赵偲为人质，换回康王赵构。也许是金人嫌康王太聪明，怕他把金国的军事秘密全都探听了去。钦宗考虑到越王是自己的叔叔，从礼法上讲，不便于派长辈去做人质，于是便派了肃王赵枢和他的女婿去做人质。
康王归来后，钦宗大喜，给了不少赏赐作为酬劳。这一时期的康王，表现相当不错。他素来就有胆量，且膂力过人，箭法娴熟，进了金营之后毫无惧意。在金营待了几个月，中间还遇到过姚平仲劫寨的事，好在都平安无事。劫寨那天晚上，赵构随时可能被金人拉去杀了泄愤，但他“恬然无所惊怖”，居然也就挺了过来。
康王回到汴京的时候，国人皆喜，争相上街观看。
据当今史家研究，李纲的《靖康传信录》是在晚些时候写成的，里面把姚平仲的劫寨，写成似乎是姚擅自发兵攻金营。而实际上，劫寨是钦宗点的头，李纲总揽，姚平仲只不过是个具体执行者。而《靖康传信录》里，仅仅写了姚平仲冒险失败，并没有过多涉及钦宗和李纲自己，这首先是为给钦宗遮丑，同时也考虑到：一旦劫营成功，可能康王就会被金人杀死，即使安全度过这一晚，也有可能在事后被拉出去宰了。
所谓劫营计划，其实是一个不顾康王死活的冒险计划，到最后，其主事者极有可能被清算。
这是钦宗的软肋，也是李纲的软肋。因此回忆录在写到这一段时，就不免含糊其词。
金人方面，这次攻坚战打了一个多月，人困马乏，想攻进汴京几乎无望。尤其是劫寨后的那天早上，在封丘门与宋军接战失利，使宗望心有惧意。现在，既然有肃王为人质，又得了三镇割让之诏，收获也算可观。他便不等宋朝把犒军银两交足，就匆匆宣布要撤军了。宋金两国的交兵，说来很有意思，打的时候双方势同水火，不打的时候又相互彬彬有礼，跟一般的敌国大不一样。宗望决定撤兵后，还派了使者进汴京告辞，钦宗也尽了一番地主之谊，在宫中赐宴给使者。
二月初十日，金人终于退兵。十二日，钦宗下诏大赦天下。
历经三十三天的汴京保卫战，在“惨胜”的气氛中徐徐落下帷幕。虽然金军在走时掳掠甚多，但大宋军民还是喜极而泣。
——这条千疮百孔的船，总算没有翻！
三天后，钦宗在延和殿召见宰执，李纲上奏，对金军撤退后的对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说：“过去我朝与辽的澶渊之役，大辽虽与我盟约而退，但我犹遣重兵护送其出境，是因恐其无所忌惮、肆行掳掠也。金人退兵今已三日，听说打算系浮桥渡河，一日而毕。我何不仿效澶渊之例，遣大兵护送之？”
这个建议如果实行，有两个好处：一是防止金军再次扰乱沿途，二是以大军跟踪金军出境，在心理上对金是一个巨大的压力，起码是扬了国威，能延缓金下一次挑衅的时间。
众宰执却以为不可，都说现在出兵跟踪为时过早，会激怒金国，还是缓缓再说。李纲鄙视这些鼠目寸光的大佬——再等几天发兵，就不是示强而是示弱了！他再三请求立刻发兵。
钦宗倒是认为李纲说得有理，便准许了他的请求。当日，李纲就派遣姚古、种师中、折彦质、范琼等将领，带领十万大军，数道并进，紧紧咬住金军跟进。李纲还嘱咐众将说：“若便利可击，即击之！”金军撤退归心似箭，不可能再与宋军纠缠，只要他们有违约的地方，就痛打一顿，决无错误。这时候，是不能跟他们讲君子之风的！李纲对众将分析道：金军撤退时，抢了不少东西，辎重甚多，光是掳掠的妇女就不计其数。如此骄兵，击之可胜。将士们听了都踊跃而行。
这本是可以扳回一局的举措，但是，大宋方面又是自己人跳出来捣乱。那个躲过了群众运动的奸相李邦彦，担心诸将若因此立了功，在声望上将使对自己有损，于是便密奏钦宗道：“我与金构和，乃百年大计，岂能失信？诸将阻击之议，是为自图立功，贪图一日之胜，而坏国家长远之计，因此万万不可！”
钦宗这个少年皇帝又被这和平言论所迷惑，同意了李邦彦的馊主意。李邦彦便叫人在河东、河北及黄河两岸，遍竖大旗，上书：“奉旨，有擅自攻金营者，依军法立斩！”
各路大军跟踪金军到了赵、邢（在今河北省）一带，形势相当好，把宗望搞得很狼狈。但是，此时他们突然接到三省下来的命令，内容是说：诸将只管护送，不得妄动，不得挑起争端。现京师空虚，恐生意外，各路大军须尽快回师。
将士们接到退兵令，无不惋惜，都痛骂李邦彦是误国奸贼！
东路的宗望在宋大兵逼迫之下撤走了，但是西路的宗翰还在搞鬼。他听说宗望得了大批财物归国，心生羡意，便也遣使向大宋索要金银。宋此时腰板已硬，当然不答应。不仅如此，还扣留了宗翰的使者。宗翰没尝过宋军的厉害，立刻来了脾气：你不给，我就来抢！他带兵绕过尚未攻下的太原南下，很快就攻破了隆德（今山西长治），逼近高平（今山西晋城）。
大宋的一班宰执又慌了，“朝廷震惧，恐其复渡河而南”。大伙就责备李纲，不该尽遣城下之兵去追宗望，现在哪还有兵去抵挡西边一路。
李纲不服，答道：“宗望之师既退，自当遣大兵护送，并无不当。再说当初也不曾想到宗翰能来。且宗翰之师虽来，闻宋金既和，亦当自退，必无复渡河之理。又太行之险，已遣统制官郝怀，领兵三万屯河阳，控扼险道，决无他虑。”
李纲料定宗翰只是想敲诈，他这一路想打到汴京不那么容易。此时的钦宗，手下有二十万勤王大军可调遣，正是胆气最豪的时候。他也被金人的贪得无厌激怒了，不用人劝，就下了开战诏书，声称“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这显然是受了李纲立场的影响。在宣布迎战宗翰的同时，还罢免了议和派大臣李邦彦和曾经担任议和使的李棁、李邺、郑望之的官。又任命种师道为河北宣抚使，进驻滑州，为汴京的屏障。任命姚古为河北制置使，援救高平；任命种师中为副使，增援三镇。
姚古一路不辱使命，顺利收复了隆德，兵进太原。宗翰这才知道大宋已经缓过劲儿来了，不敢接战，率主力撤了。
东边宗望一路，撤至三镇地面，在准备按协议接收三镇时，三镇诸将一个也不交出政权。宋的跟踪大军又一直盯在后面，他也只好撤离宋境。
大金东、西两路大军折腾了一回，寸土未得，都回去了。
可惜的是，李邦彦在被撤职前所提出的建议，仍在执行中，钦宗以金字牌追回跟踪金军的各路人马。其时诸将之兵跟到邢、赵间，与撤退的金军相距只有二十余里了。金人闻宋朝大兵将至，不知多寡，都吓坏了，匆忙逃跑。但是就在此时，班师诏到了，诸将只好率军退回。
李纲听说后，痛惜不已，在钦宗面前据理力争。钦宗这才有旨，让诸将继续跟踪。朝廷命令前后矛盾，一来一往，耽误了很多时间，但宋军还是在滹沲河追上了金军。不过，这次将士们知道朝廷决策犹豫不定，也就没了心思，不再有出击之意，只是远远跟着护送而已。金人见此，知道愚蠢的大宋又犯老毛病了，都转忧为喜，放胆旁出抄掠，一直骚扰到深、祁、恩、冀一带，撤离速度大大放缓。能够给金军一个教训的大好机会，就在钦宗的犹豫不决中永远丧失了！
这一时期，经过汴京民变风波，朝政上倒还有所刷新。闹事的时候，李邦彦、蔡懋、王孝迪、赵野为国人所斥逐，皆藏匿不敢出，纷纷上表，乞求罢免。钦宗一开始没答应，但不久便罢去了李邦彦、蔡懋、宇文虚中等人的职务，只给了闲职，把他们逐出了行政中枢。同时提拔了在事变中“有功”的吴敏为少宰，李纲为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左丞。对待三镇的处置，朝廷的新班子经过商议，做出决定，认为三镇不可割，如有军民为国家坚守不放弃的，即遣使与大金再议，以租赋归大金，领土主权不变，以保祖宗之地。
这个决定多少保持了一点国家尊严。
叙述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宕开一笔，介绍一下前朝“六贼”的大结局。金军入侵，闹得大宋人仰马翻，这与“六贼”的倒行逆施脱不了干系。钦宗即位后，也知道民意不可欺，便仗着年轻人的一股锐气，先后收拾掉了“六贼”，算是替臣民们出了一口恶气。
靖康元年正月，在陈东第三次上书后，钦宗就对“六贼”开始下手了。先是将朱缅放归故里、王黼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同时将李彦赐死。
钦宗对王黼有私怨，自然不放过他；但王黼是前朝重臣，公开除掉不方便，钦宗就在押解他的途中，命开封府派人将他杀死，取走首级，然后托言为强盗所杀。
京城百姓听说王黼暴死，都欣喜若狂，纷纷涌进他的宅邸中抢劫财物，共抢走绢七千余匹、钱三十万缗。官府对此也听之任之——谁愿意给失势的坏人作主？
几天后，钦宗又下诏，指责梁师成与王黼朋比为奸，贬梁为彰化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华州（今陕西华县），押送之日，还没他等走出开封府地面，就在半路上将他赐死。
二月，群臣起而攻击蔡京等人，钦宗顺应众意，分别贬蔡京、童贯、蔡攸三人，另外还籍没了朱缅的所有田宅。
一开始，这几个人的贬所都还不错，都是内地繁华的地方，经朝中大臣一再抗议，钦宗便一次次地将他们贬往更边远的地方。最后，贬蔡京于儋州（今属海南）、蔡攸于雷州（今属广东）、童贯于吉阳军（今海南三亚），命开封府派人押解前往。对于蔡京的族属，凡是做官的一律革职。朝中“六贼”的门生故旧，也都一并铲除。
蔡京在南下途中，恰逢金人指名索要他的三个宠姬，钦宗照准。蔡京只得挥泪与美人作别，做了一首告别诗，无限凄凉。流放途中，蔡京的随从购买饮食物品，小贩听说是奸相蔡京要买，都不肯卖货与他，还把他的轿子围起来詈骂。州县官也没有办法处置，只能将小贩赶走了事。蔡京在轿内垂泪道：“我失人心，竟至于此！”
到七月中旬，行至潭州（今湖南长沙），蔡京身染疾病，门人也几乎都跑光了。他自知不免，作了一首词，叹道：“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阕下”。当月二十一日，终于一病不起，撒手人间，当时的潭州知府深恨蔡京，故意停尸数日不葬，等晒臭了再说。后来由押解之人草草埋葬，连棺木都没有，只用青布条包裹入土。
一代权奸，生前不做好事，自然是没得个好死！
紧接着，钦宗又准备在流放途中要童贯的命。他叮嘱宰执说，童贯狡诈，不能让他脱逃，须派一识得童贯的人，快马追赶，不论在哪里赶上，便就地行刑。宰执推荐了一个叫张明达的人负责完成任务。张明达赶到南雄（今属广东）才赶上，他怕童贯自尽，就派人先行一日去哄骗童贯说：朝廷已经重新起用童大人为河北宣抚使，由于新近将帅不会带兵，还须童大人坐镇。
童贯信以为真，大言道：“朝廷果然少不得我！”第二天，张明达赶到，读完圣旨后，宣布立刻行刑。童贯的笑脸还来不及收起，就乖乖引颈就戮了。
童贯的首级传回京后，在开封的闹市上挂出示众，受万人唾骂。时过不久，钦宗又有诏，赐蔡攸自尽。而后，又派人至贬所将蔡攸之弟蔡翛和朱缅杀死。至此，“六贼”全部伏诛——自古恶人作恶多端，却都妄想善终，而且还想福及子孙，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现在再回头来看，徽宗时代仿佛已很遥远。可是且慢，徽宗在金军围困汴京之前虽然淡出了政治舞台，但是他人还在，心没死。金军一退，“太上皇问题”立刻就凸显了出来。徽宗在东南呆得并不老实，他先是阻止东南勤王之师赴京，又截留了东南运往朝廷的物资，俨然另立中央一般。民间还有传闻说，徽宗已准备好了在镇江重新登极。
钦宗对此非常警觉，恰好又有陈东上书请诛“六贼”，更触及了他的痛处。他曾考虑委派聂山为发运使，赴东南秘密处置蔡攸、童贯和朱缅等。可是李纲怕这么做会节外生枝，就劝钦宗道：“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可恕，然聂山之行，恐不当如此措置。假使聂山做成了，势必惊动道君皇帝，为陛下添忧；假如做不成，为数人所察觉，万一他们挟持道君皇帝于东南，陛下将何以处之？”
这番话说得钦宗恍然大悟，急忙问道：“那如何才好？”
李纲便趁机献策：“不如罢聂山之行，下诏贬谪童贯等人，并请求道君皇帝除去这几人，早日回京，可以不劳而事定。”
钦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就未派聂山去，而只是陆续将童贯等人罢官，一步步来清理“六贼”。当“六贼”全部被诛后，徽宗才知道这儿子现在可惹不起，便写了密信给钦宗，为自己阻截勤王之师和粮饷的事做了辩解，并表示自己“甘心守道，乐处闲寂”，根本就无心再做什么皇帝了。
三月初，又有几位大臣上书，说太上皇在东南花费太甚，闹得鸡犬不宁；且经常发号施令，以至长江以南皇帝诏令反而不行，地方官都不知听谁的好。大臣们请求，应尽快迎太上皇“回銮”为妥。徽宗也察觉到自己的不检点引起了众怒，只好于三月中旬踏上返京之路。走到南郡（即南阳）附近，便徘徊不进，说是要去亳州上清宫烧香，然后直接去西都（即洛阳）。
这究竟是要做什么？谁都不清楚。搞得钦宗很头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