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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方面，清理附逆的事情仍在进行。谏官邓肃曾身陷围城中，对附逆官员的情况知之甚详，他上呈了《论伪命臣僚札子》，提到有遗漏的“余孽”。李纲便命开封留守查询出姓名来。在追查过程中，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罪官们的供词往往涉及吕好问！
附逆问题事关现任执政之一，这事情就闹大了。吕好问是大宋名门之后，曾祖父吕夷简、祖父吕公著，都是赫赫有名的宰相。起初由李纲推荐他为谏官，其后为侍从。张邦昌僣逆后，拉他做了伪执政，算是落了水。但是，他任伪官后做了一件事救了他自己。那就是，曾写蜡书秘密送至大元帅府，敦请赵构赶快即位。因此高宗一上台，首先就投桃报李，提拔他为右丞。
然而，现在秋后算账的来了。邓肃在谈到他时，因考虑他有功，语气还颇为宽恕。但是侍御史王宾就不那么客气了，上疏极言吕好问不忠：“好问在围城中，二圣被拘押在虏营。他应该以蜡书催元帅府进兵解救，却反而劝进（劝赵构登极），此乃‘怀贰挟奸’，无大臣节操。何况还曾有受伪命的污点，因此不可立于新朝！”
这个参奏依据的是堂堂正正的原则，无可辩驳。吕好问当初所做的倒不一定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但的确是从务实方面考虑得较多，以为自己这样做是押对了一宝。没有想到，当一切危机过后，人们的评价标准仍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这可以视为一条戒律。任何以“形势所迫”为借口的叛卖、堕落行为，迟早都是要还的！
吕好问为此大惭，只能极力求去。不久，高宗就让他知宣州（今安徽宣城）去了。
谏官邓肃还有一疏，是弹劾前朝红人耿南仲的。耿南仲担任割地使时险些被拒降的河北军民抓住，他溜得快，跑到了汪伯彦那里安身，成了大元帅府里最早的一批人，但此时还是被揪了出来。
在讨论他的问题时，高宗心里明白，恨恨道：“南仲误国罪天下共知，朕曾欲持剑击之，夫复何道！”一挥手，把他打发到岭南安置去了。
导致北宋灭亡的真正罪魁之一就落得个如此结局。
这一段，在王宾的坚持下，还对金军入寇时表现不同的地方官及将领，做了甄别清理。金军入侵时，官员中有以死固守的，也有贼未至而先逃的，都分别给予褒贬，以明功罪。
高宗也鼓励言官举报，一并处置。于是大家又提出了一批官员，其中有宣抚副使折彦质、陕西制置使钱盖、防河官员许高、许亢等，都是金军一来，就吓得逃奔川峡、湖北和江南等后方去了，简直不成体统。高宗下旨，对这几人都做了严厉处理。
后来南康军有奏报说，许高、许亢在流放琼州吉阳军（今海南三亚）的途中，过境时密谋造反，当地知军事李定、通判韩璹在紧急中斩之，现两名官员待罪，请示处分。
在讨论时，大家都说这是“擅杀”。
唯独李纲力挺两个小官，说：“靖康时任命高、亢二人守河，派给的兵将甚多，贼还没到就先逃跑，以铁骑五百护送全家直趋江南，沿路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军垒守官就敢诛之，必健吏也。这可使日后受命御贼者，知道擅自撤退则郡县之吏亦得诛之，不也能使他们略知有所戒么！是当赏。”高宗同意，命给两名小官各升一级。
这一段时间的清理，对力扫投降怕死颓风、高扬爱国气节，有着巨大作用。许多有血性的臣僚都很兴奋，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当时，原开封知府和留守两人，因为怕死而被贬官，这两个职位空缺。京师重地，亟待重整，必须选干员去任职。李纲就积极推荐宗泽担任。
宗泽是浙东人，自从任小官以来，就浩然有气节，敢作为，“不诡随于世，以故屡失官”。可想而知，在中国以“阴柔”为主调的官场中，这类刚烈人物从来就是命途坎坷。
靖康间，宗泽在磁州做知州，正逢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北上路过，宗泽认为金人已大举进犯河北，形势难料，极力劝康王留下，不要北上。后来，在赵构开元帅府、登大位的过程中，也出力甚多。这就必然为汪伯彦等同僚所忌之，百般诬陷，以至不能留在元帅府中，被赶到襄阳去当了知府。
李纲到达南京行在时，正巧宗泽来办事。李纲与他攀谈，觉得其言“衮衮可听，发于忠义，至慷慨流涕”。这印象太难以磨灭了，因此，此次便力荐宗泽。
提起宗泽，高宗是太熟悉不过了，不禁一笑：“宗泽这人在磁州凡下令，一切听于崔府君。”
这崔府君是何许人也？竟能使刚直不阿的宗泽如此毕恭毕敬？原来，这位大师并不是一个肉体凡胎，而是一尊神，且与高宗关系甚大。
早在南宋时期，无论官史还是私人笔记，都有关于“泥马渡康王”的传说，说得神乎其神。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民间神祗崔府君。当年康王赵构在磁州滞留时，宗泽曾经陪康王拜谒过城北的崔府君庙( 当地人称之为“应王祠”)。
这座民间神庙位于通往邢、洛州的驿道旁。康王前往的那一天，此处“民如山拥”。磁州距金营仅有百里，百姓因担心康王会取道于此继续北行，所以聚集在神庙周围号呼劝谏。
康王进了庙后，卜得一个吉签。于是庙吏十数人就抬了应王轿舆、抱着庙中神马，请康王坐轿回馆舍休息。当时情况很乱，与康王一道出使的尚书王云，不知为何包袱里塞了一条金人头巾，被民众搜出，疑为金人奸细，竟被当场打死。
康王赵构见民情汹汹，便留了下来，并于次日去了相州。假如没有这一偶然事件，也许就没有后来赵构在南京的即位。实际上赵构当时也被吓得够戗，但后来南宋官私记载中却将此事大肆渲染，演绎成了“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 ，磁人击毙王云。高宗欲退，无马可乘，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见程卓《使金录》）这就是后来“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传奇故事的发端。
李纲见高宗提起往事，连忙为宗泽辩解：“古亦有用权术、借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单是也。宗泽之所为恐类于此。京师根本之地，新经战火，人心未安，如没有合适的人去镇抚，不单外寇为患，内变也甚为可虑。令宗泽当此任，方可放心。”
高宗想想，采纳了李纲的建议，让宗泽兼任开封知府及留守，主持京师的军政。
宗泽这一年已是六十九岁的白发老将。当他来到开封府时，金军还有部分骑兵屯驻于黄河边上，金鼓之声，朝夕相闻。城内经过战乱，城楼破损，兵民杂住，盗贼横行，人心惶恐不安。老将军到任后剿抚两用，杀了几名大盗，又收降了一批巨寇，一下就稳定了军心民心。他又发动军民修复城池，屡次出师挫败敌军，京师形势很快好转。
南宋自诞生到现在，一切都还是在往上走。高宗若有雄才大略，按照李纲的“规模说”去做，今后恢复失土，重振开国时的声威，并非梦想。但是，高宗这人在未当皇帝时，还能将生死置之度外，一旦坐上了龙床，就不免患得患失，只想保住高位，做个偏安皇帝。对他来说，京师是个恶梦，是个陷阱，是个亡国之都。他从一开始就没想回去。尽管宗泽在那里经营得有模有样，他也还是想逃得离黄河远远的。建炎元年五月，他下诏，令成都、京兆（今陕西西安）、襄阳、荆南（今湖北江陵）、江宁（今江苏南京）诸府和邓州、扬州备足粮草，修治城池，以备巡幸之用。
宗泽认为京师已完全没问题了，上疏请高宗驾返京城，主持国事，但高宗置若罔闻，只是升了宗泽为京城留守兼开封府尹了事。这时，金国尚不明大宋目前的情况，派出使者以拜访“大楚”为名，来到开封。宗泽不由分说逮了起来，请示朝廷如何处置。高宗命宗泽把金使安置在驿馆，先好好招待再说。宗泽则认为，金使纯粹是探访虚实来了，因此上疏抗旨。
高宗接到奏疏只有苦笑，又亲笔写了个札子，让宗泽放金使回去，不要生事。黄潜善便借机攻击宗泽破坏稳定，黄的意思是想撵走老将军。但是宗泽这开封府尹无人可以取代，黄潜善的囊中人物更没有一个敢去的，因此一时也无法动摇宗泽的地位。
李纲见高宗不愿返回京师，大约猜到高宗的心理，就献计说：“京师未可居，可巡幸南阳，以示天子不弃中原之意。南阳这地方，西通关陕，护卫兵马随时可至；东达江淮，可运来粮饷；南至岭（南）蜀，可取得财货；北援三都（汴京、洛阳、商丘）、两河，可与金人争锋。天下形势（地理位置），莫便于此。”
高宗也不说别的，只是派人前去南阳经营筹划，看上去好像是接受了这一建议。
李纲在六月间还连上三疏，建议高宗要募兵、买马、缮军械、修军政、择将帅、置帅府、置要郡，经略天下。
高宗接受了其中大部分建议，令河北、陕西、京师各州县乡镇都募集民工修筑城防；各地都招募民兵、增置弓箭手；沿淮、河、江设置帅府十九处，要郡三十九处，总兵力达到九十六万余人。另又大造战车，招募水军，寻访将才，招募流贼和失业百姓十万人建立“新军”，轮流入卫应天府。
这些建议中，最可称赞处，是李纲的“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的方略。他提出。以前的勤王军多已遣散，“行在”（皇帝驻跸处）附近的军队太少，何以御强敌而镇四方？而招募关陕、京东京西“流贼”，只要经过训练，不到一年就可成精兵。在要害州郡别置营房，供他们屯驻，轮流入卫，“行在”将因此固若金汤。
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后，不久前还虚弱不堪的南宋兵势，立刻有了复振之势。
李纲初任宰相时，大宋管辖的地面上也不宁静，前线与后方处处“盗贼”蜂起。我们今天的人都能客观评价这些“武装歹徒”了，无非是活不下去、趁乱而起的无业流民。李纲认为，对付这些盗贼，虽以招安为主，但朝廷若不“耀武”，使其有所畏惧，则他们必将无所忌惮。务必要讨平数处，其余就都镇服了。当时，有“剧贼”李昱扰乱山东、杜用起于淮南、李孝忠搅乱襄阳，为害甚大。李纲派将兵去讨平，果然，“巨贼”一灭，其余的各股流贼就都接受招安了。当时舆论对李纲任宰相的评价是：“才两月间，威令大振！”
在军事技术方面，李纲也有贡献。大金的铁骑一向威猛异常，宋军在野战中很难占到便宜。李纲对此分析道：“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中国骑兵少、步兵多，临战多致溃散。”
他提出：“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此乃至理。所以古人与骑兵战，多用兵车。卫青所以能深入匈奴，乃以‘武刚车’自环，以为屏障。马燧所以能兵雄朔方，乃制作战车，行以载兵，止以为阵，遇险则以车抵挡敌方冲锋。后世有人见房琯曾用战车失败，于是不再使用。殊不知抵御铁骑非车不可，关键是如何用。”
李纲向高宗描述了他曾经成功使用过的战车：“臣在靖康间驻军河阳，曾制作简易轻捷之车，数人可推，进退旋转，皆如人意。上载弓弩，又设皮篱以防矢石，下设铁裙以护人足。车上士卒，长兵器刺人，短兵器攻马。车两旁有铁索，行则布以为阵，止则联以为营，平原可以驰驱，险阻可以控扼。每车用兵卒二十五人，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射箭，其余执兵器在车之两旁。士卒有所依则铁骑无法冲击。曾制作数百辆，操演月余，士卒皆熟练，适逢臣被罢，而此法不用。”他的意见是，今日应将战车制作图式，颁发给京东京西各军，让步兵广为制造并演练。这个建议诸将皆以为可用，于是战车图式正式颁发了下去，朝廷委派提刑司总管此事。
经过李纲和主战派官员的努力，建炎元年六、七两个月，新兴南宋的国运犹如今日股市之“牛市”，全线飘红。按照这个走势，不出三年，强国可期。
但是，专制政治体制的核心是个人意志，也就是皇帝本人的价值取向。一个皇朝究竟是奋发有为还是苟且偷安，完全是由皇帝的志趣所决定。
因此，南宋的命运在短时间的“高开”之后，突然转为“低走”，其间的变幻之快，足以令后代的研究者们瞠目。
李纲的“规模”之说，也从此成了一场令有为之士扼腕痛惜的大梦。——上天给南宋送来了一位堪比诸葛的良相，却没有给它带来一位志在中兴的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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