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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与高宗这一对君臣，从建炎元年六月初六起，开始共同操控朝政，一直很默契。高宗对李纲尊敬有加，凡事无不请教，视若老师。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月中也没有太大变化。两人每日见面所议，有很多都是在探讨靖康之败的原因，以作为将来图大举的经验教训。
七月某日，在议事时，高宗突然出示了一件绢背心，对诸大臣说：“道君皇帝自燕山密遣使臣，带来此物，领子中有他亲书‘便可即位，来救父母’几字。”
睹物思人，在场大臣无不深深震撼！
李纲与执政们看了背心，都流泪拜奏道：“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的明证！应藏之太庙，以示后世。道君皇帝远幸沙漠，寄厚望于陛下如此，臣等敢不竭尽全力措置边事，以实现陛下的孝思？”
等诸执政退下后，高宗的心情也很难平复，就与李纲探讨起靖康年间的得失来。
在高宗印象中，钦宗皇帝在位时，处理政事相当勤奋，所以他很奇怪：“渊圣（指钦宗）批阅奏章，有时终夜不寝，而结果有播迁之祸，这是为何？”
李纲深知问题出在哪里，于是答道：“渊圣皇帝早年当太子十余年，美德闻名天下。即大位后，勤劳恭俭，虽古之贤主，也胜于他不多。但他处在国家艰危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辨忠邪。一旦议论纷纷，则为小人所惑，所以最终误大事。人主之职，只要能知人而善任，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自处理细务，而大功也可成。不然，即使在批阅奏章时每日定量，吃饭由卫士传餐，亦无益也！”高宗听了精神一振，觉得这“抓大放小”之说甚有道理。
李纲接着分析靖康之败的缘由：“靖康初，金人犯阕时，中国的应对之策，做对了的有二：一是道君禅位（使金人出师无名，并挽回民心），二是渊圣皇帝固守京城（稳定军心）。假如其后再做对了一件事，也就是做出正确的决策，中国就可无事。可惜战与和两者皆错，以至出了大变故。和之失在于，对金人所提出之条件，不能答应的应坚执不许，但我方一切皆允诺，这是向敌人示弱。一旦不能兑现，金人当然要再次入寇。战之失则在于，当时勤王之师集于京城四周三十余万，臣献策说不宜分兵，而应以重兵与金军对峙，待其无粮，围而击之，一举可破。可惜当时不以为然，将兵权分开，所以姚平仲才得以冒险出击。而后又因劫寨小败而不敢再战，贼退又不肯追击，遂使金人有轻视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臣以为，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方可成功！”
高宗还是不大明白：“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次来犯，遂不能守，何也？”
李纲当然也想过这问题，早就归纳出了五条，当下逐一道来：其一是，金人第一次入寇，不知中国虚实，也没想到要“犯京阕”，只是因为中国失备，被他们钻了空子，才打到了汴京城下。宗翰兵又失期未至，所以宗望攻城的愿望并不强烈。而第二次，金人则是抱定了吞噬中原之心，战争目标清晰，这就很不同了。
其二是，第一次金军至城下，不数日，勤王之兵已至，对金军构成了很大威胁。而第二次是城被围住了，朝廷才发蜡书募天下兵，事不及矣！
其三是，第一次金人驻扎在城外西北隅，而京城守备的主力——行营的军队也驻扎在城外的要害地区防守，京城与四方的音信络绎不绝，城并没被围死。勤王兵一到，“贼”即敛兵不敢出。而第二次是朝廷为制止金军驻扎，决开水口，淹没了城外西北数十里，而对东南方向却不派一兵，结果让金军占据了东南，把一座城完全包围住，城中音信不通于外，勤王兵也进不了城。这是自己把自己给困死了。其四是，第一次被围，正逢钦宗刚即位，人心振奋；将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所以肯用命。第二次是钦宗执政了一段时间之后，赏罚失当，人心背离，战斗力随之大减。
其五是，第一次围城时城内防守措置有序，号令严明，昼夜检查，毫不松懈。而第二次在关键岗位上无人负责，“贼”至，造桥渡濠，竟然听之任之。结果金兵数十人登城，城上将士即溃，基本等于没有防守。
对汴京两次被围不同后果的缘由，李纲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除了一些具体的因素之外，从总的战略、策略上分析的确就是如此，即便后世的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文章可做。当时以及南宋后来的有识之士，也都看得很清楚——“李纲在，汴京在；李纲去，汴京失”，因果分明，铁案如山。所以，在李纲身后，对他的评价一度达到很高的程度。
李纲的上述分析，高宗给予首肯，他命李纲把第一次围城时的措置写成札子，留中研究。
君臣俩到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嫌隙。从当年七月中旬的有关记载来看，导致李纲后来罢相的导火索，起与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之辈的理念与权力冲突。
一般来说，中国这么大，外部力量一时是打不垮的；事情搞不好往往是出于内争。在皇权体制下，科学、客观、实事求是的理念不可能长久占上风，最终决定是非、胜负、宠辱的，说到底就是权术。仁人志士们再怎么叹息也没有用！
最初产生争议的是关于李纲提议的“买马”一事。李纲曾建议：“金人专以铁骑取胜，而吾以步军对阵，容易溃散。今行在之马不满五千，其中可披甲上阵者无几。为权宜之计，非在民间购买不可。请先下令，下级将校不许乘马；然后令州内之官民有马者，按等级给价取之。不得将马隐寄在权贵家中不报，也不准借买马骚扰民间。则数万匹马还是可以搜罗到的。买马之资，国家无力出，须劝募民间出财以助，有捐资多者，可授给官职以作为补偿。”
这个建议是强军之策，高宗自然同意，有诏让三省按步骤施行。诏书按照李纲的建议，明确规定：“文臣允许养马一匹，其余官吏士民有马者，一并交给官府，各地长官负责查清马的数目、等级，以钱偿付。限半月查清，有隐匿者以违制论。”同时还规定，国家鼓励从军，白身平民从军，被服用具由国家全给。良家子弟自带弓马从军，国家每月发给钱米。官吏、寺观、民户愿以私财助国者，按财物多少推恩。
这些措施刚一实行，就有谏议大夫宋齐愈跳出来，上疏弹劾李纲说：“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东南之马又不可用。至于兵数，每郡增二千，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
这种说法，如果不看背景，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南宋百废待兴、尤其需要加强防务以立国的背景下，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子，其隐含的意义就不止是对一两项政策的否定了。
高宗居然也就听信了这种说法，让三省不要再推行原来的买马政策了，每州买百匹即可。东南不产军马，因此免于施行。此外劝民出资的政策也一律停止。高宗解释说，更改政策是由于“恐致骚扰”。李纲的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
可巧这个宋齐愈，在这时自己出了问题——有人弹劾他在围城期间有立场问题。
宋齐愈，字文渊，号迟翁，籍贯及生年均不祥。宣和中为太学官，当时徽宗召见，命作梅词，要求必须是前人所未道之语。宋也算个很有才气的词人了，立刻写了一首《眼儿媚词》，内有“霏霏疏影转征鸿，人语暗香中。小桥斜渡，西亭深院，水月朦胧”之语，清新可读，徽宗见了，不由连连叫好。
在钦宗朝时，他为右司员外郎。战乱后从围城中逃出，来到行在，自报在靖康年末请了病假，因而没有参与伪楚之事。后高宗授予他谏议大夫。
现在，有臣僚揭发：他是立张邦昌为“皇帝”的首倡者，且证据确凿。李纲与执政将这个检举奏疏呈了上去，高宗震怒，命交给御史台审问。审问结果其罪行无误，宋齐愈自己也服罪。
当时，为他说情的人颇多，但是高宗却不能释怀：“齐愈奸佞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假使邦昌事成，置朕何地？”
皇帝发了火，于是大家再不敢言。这位政治不过关的才子，最终被推出西门斩首（一说腰斩），罪行张榜于街巷。
宋齐愈在甄别运动中被揪出，纯属咎由自取。但是由于李纲是“议伪命”的倡导者，所以宋的被杀，有人就把账算在了李纲头上，在稍后引发了一场政潮。
与此同时，还有御史台审结的陈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案也一并报高宗处理。这些人都是在围城中诱惑宫女为妾，或把犒劳金军的金银占为己有的罪臣。高宗在公文上批道：“此何等时，乃敢如此！”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起初，这四人也有可能掉脑袋，众人连忙解救，高宗松动了一步，批示：罪重者流放登州（今山东牟平）沙门岛，永不放回，其余的编管岭南。
此外，龙德宫华国夫人李春燕也被逮，由京城留守司等衙门会审。查实张邦昌在结束“皇帝”生涯回府时，李春燕送他出禁中，告别时的谈话涉及高宗当藩王时的隐私，按律为“指斥乘舆”，也就是骂皇帝。
还有张邦昌当时住在福宁殿，李春燕曾让自己的养女——宫女陈氏为张邦昌侍寝。后来张邦昌很中意这位小娘子，就用姐姐的一个丫环将陈氏替换出来，收在了府中。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是他狗胆包天睡了皇帝的宫女！ 事情一审出来，高宗又震怒了：“邦昌竟敢住宫禁寝殿，私奸宫人，可见其何等猖狂！”
——叛国的事情不恼，睡了个小保姆却要大光其火。上级有时候对事物的判断常常让下级摸不着头脑。
李纲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对这一系列罪臣在处理的时候非要置他们于死地，就连对宋齐愈，他也曾以大赦为名力救，尽管他知道宋与黄潜善私交甚好。这次对张邦昌也是一样，李纲提醒高宗道：“邦昌既敢僭窃位号，陛下已特恩宽宥，此乃细故（小事）耳，似不须加罪。”
然而高宗不这么看，卖国不要紧，侮辱了皇家的面子才是大事！他大笔一挥，赐张邦昌自裁！之后，就派了殿中侍御史马伸，急赴潭州监督执行。
张邦昌欠大宋皇朝的一切，就此全部偿清。据说，他临死时曾大呼冤枉，后世也有人为他鸣不平。不过，他的所谓“冤或不冤”的问题，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难道卖国还有什么苦衷么？
宋齐愈跳出来阻挠李纲的备战计划，他命不好，自己找了死。但是，朝中对李纲的攻击并未停止。
黄潜善营垒里又蹦出一个河北转运使张益谦来，指责张所的河北招抚司扰民。他说：“自从招抚司设立以来，盗贼越招越多，白昼杀人，不如罢之，将此事交给地方帅臣去办。”
李纲十分愤怒，对高宗说：“张所目前仍留在京师招集将佐，尚未及行，益谦何以知其扰民？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聚而为盗，所以才实施招抚，要借其力而用之，岂因置招抚司而有盗贼乎？今京东、京西群盗横行，攻掠郡县，又岂是招抚司之过？目前局势艰危，朝廷欲有所振作，张益谦一个小臣，却以非理阻止，此必有主使者。不惩之，无以戒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