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拜拜”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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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高宗多少受了张益谦的影响，下旨招抚司：一旦就绪，马上渡河，不得抽调京城守兵，一切装备由朝廷供给。招抚来的河北兵民要严加管束。同时又让张益谦做个详细的报告呈上来。

黄伯彦把持的枢密院绕开尚书省，将张益谦的申诉状直接呈递皇上，取了旨，痛批了一顿招抚司，并行文河北各州县。文件下发数日之后，才跟尚书省打了个招呼。

李纲见了这个，差点气晕了，立刻拿了这份文件，与汪伯彦等在廷上展开了一场激辩。

先前高宗对招抚司的告诫，尚书省已有公文发下，传达了圣上意旨。现在这个枢密院公文，内容与尚书省的不同，你叫下边听谁的？ 李纲奏道：“张益谦所奏都是细故，且有待考察，尚书省得旨后已发文，而枢密院又另外取旨痛批之，此何理也？不过欲与张益谦互为呼应，以细故害大计、压制张所罢了！朝廷委派张所招抚，措置刚刚就绪，即将成功，却遭打压如此。州县知道朝廷有不同意见，如何还肯努力？弃事功于垂成，真可惜也！臣不知朝廷对于张所，是欲其成呢，还是欲其败？欲其成，则不当打压之如此，欲其败，则不如罢去算了，不要这样挟私害公了！打压一张所又何所难？但是误了国家大计，使河北兵民、州县尽为金人所得，中原不能保，何人能负其责？靖康间，就因朝廷意见不同遂致大祸，今日岂可复蹈前车之辙？”

这一番痛斥酣畅淋漓，且不管你什么君主尊严、大臣体面，把“潜规则”撕破了说话。直说得汪伯彦脸上红白不定，无言可对，只得咬定不知道尚书省已有公文下发。

高宗当然也无话，只得让枢密院改正，还是以尚书省的公文为准。对张所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李纲在朝中与黄、汪第一次公开爆发冲突，此前他与两位执政起码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谐，所有朝中大事都是经过商量才报呈高宗的。黄、汪这次的背后捣鬼，换了别人，也许会忍让一下就过去，或者也报以阴柔之术，但李纲行事向来不愿委琐，所有意见都是直通通地说出来。

这些话高宗听了会作何感想？李纲全不予考虑。承平时期，玩玩权术猫腻尚可以理解，国家危殆如此，还在把国事当儿戏，翻三覆四，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国家了？

李纲想的是：事情就这么明明白白，我也就把话说得明白。若不相信的话，金国的大军立刻就能让我们大家都相信。

这种直率，导致他与高宗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

建炎元年的七月十二、十三日前后，李纲听到朝臣们有议论，说高宗还是想巡幸东南，一点儿回驾汴京的意思也没有。对此，李纲颇感震惊。如果高宗要向东南转移是实，那么就不仅仅关乎李纲个人的命运了，而是将直接影响到宋、金今后的关系，影响到南宋今后立国的格局和命运。

皇帝往东南走，南宋就将永远是个偏安的小朝廷；皇帝若能返京，金人退出大宋全境则是指日可待的事！

两种前途命运，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

李纲平复了一下心情，决心当面说服高宗不要走。

七月十四日，李纲上朝，很从容地奏道：“近来朝廷对外经营两河，对内修治政事，都已逐渐就绪。惟独陛下将巡幸何处尚未定，中外人心不安。中原者，乃天下形势根本，一离中原则人心摇、形势倾矣！假使今冬无虞，陛下还阕，天下之势遂定。而今外界议论纷纭，都说陛下将巡幸东南。果真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所有，还阕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

高宗没想到，李纲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当场闹了个大红脸，连忙解释说：“只是想送元裕太后（即张邦昌找寻到的废后孟氏）、六宫往东南而已。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增兵聚马。如此，都城可守，虽金贼亦可灭！”

皇帝如此信誓旦旦，李纲便没二话说，连忙拜了两拜，赞道：“陛下英明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过如此也！”接着又道：“高祖、光武、太宗皆亲自带兵，披甲胄，冒矢石，天下于马上得之。今日当然不须如此，但陛下车驾不离中原，则将士奋勇，金贼不敢窥伺。经营两河，虽稍劳苦，而后享安逸。倘若取一时之安，后患怎生了得！只是中外臣民未知陛下意图，还请公开告谕之。”

李纲的立论无懈可击，逼得高宗只好答应，向天下臣民表态。有关诏书很快公布在汴京和南京，读过的人无不感泣。

李纲也令有关部门安排元裕太后及六宫去东南的事宜，准备好护卫士卒、粮草和舟船等。

七月十七日，高宗又有旨，表示接受李纲的建议，今冬巡幸南阳，让观文殿学士范致虚去知邓州（今属河南），负责修理城池、宫殿。又安排了粮草储备事宜，似乎是万事俱备的样子。随后，高宗又任命黄潜善之兄、户部侍郎黄潜厚为巡幸提举。此后，皇帝巡幸南阳的准备工作也就加紧开展起来。

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高宗立足南阳，作为恢复中原的前进基地，倒也可能有一番大作为，即使比不上汉光武帝，其历史地位怕也要超过那位兵败后坐了驴车逃跑的宋太宗。

可是，皇帝自有皇帝的价值观念。谁也想不到，七月下半月时，高宗忽然下了一道手诏，说要巡幸东南，以避夷狄，令三省和枢密院共同写一个准备方案上来。

这可真是晴天霹雳！连皇帝也可以说话不算数。

谁不知道东南好？但是现在不是去享受的时候，而是得先想法保住残存的江山再说。

可是皇帝不是这样想。他想的也许是：反正鸡一时还死不光，就先放开手杀鸡取卵吧！做人、特别是做了皇帝，不图快活图什么呢？所谓的“为民”、“保国”等等，不就是一些千年的套话么？——孺子不可教竟至于此！李纲也狠了心，断然扣下了手诏不发，写了札子，极言不可去东南。

他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占有东南，汉光武、唐肃宗是也。起于东南，则不足以复中原而占有西北，晋元帝是也。因为天下的精兵健马，皆出于西北，一失西北，兵马无所取之。且金人将乘机扰我陕西，盗贼蜂起，朝廷号令不行，精兵健马全都白白留给了金贼。加之道路梗塞，人心惊溃，陛下虽欲还阕而不可得，更何况治兵取胜、迎还二圣哉！惟有南阳，汉光武据以中兴之地，山高城坚，四通八达，可暂时驻跸。待度过冬春，两河措置就绪，即可还汴京。此为最佳之策！”

高宗看了札子，无话可说，派人从李纲那里取回了巡幸东南的手诏，叫李纲与执政再商量一下。

高宗为什么会忽然变卦，这成了一个千古谜案！

他的变卦是南宋初期战略取向的一个重大转折。其后，“恢复大业”虽经几代人努力，终成泡影，仅仅为南宋的豪放词人提供了无尽的抒情素材而已。

后人多半把高宗的变卦，说成是李纲的恢复计划中“迎还二圣”的字样刺激了他。为了避免二圣归来后他自身地位的尴尬，所以最终选择了对金妥协。但我以为，这个问题在此刻尚不成为一个问题。有关的史料记载上，没有任何一个疑点说明这时的高宗已很忌讳“迎还二圣”了。

而且，如果高宗真的使南宋强大到能够“迎还二圣”，那么他作为中兴之主，在全国军民的心目中必定威望空前。两位丧权辱国的战俘皇帝即便归来，也不具备重新登台的民意基础。徽宗误国，自身早就无意于皇位；钦宗失国，大宋人无不耿耿于怀。这两人有什么资本能威胁到打败了金人的高宗？

所以，这期间高宗在发出了巡幸南阳的公告之后，又不顾信誉公然变卦，显然是价值观起了决定作用——他根本就不想做一个雄才大略之主。在东南繁华之地，当个半壁河山的皇帝不是也很舒服么？

当然，也不排除高宗在十几天内的大转弯，是由于受了黄潜善、汪伯彦之流的鼓动。这一类人的观念不问可知——现成的福不享，干嘛要去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呢？

天下者，皇帝的天下。这个当了皇帝的人就要享受人间至福，就是要过一天算一天，当时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制止得住呢？

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无数这样的遗憾所写成。

第二天，李纲抱着尽最后一搏的决心，又写了一札，援引楚汉荥阳、成皋之战，曹操、袁绍官渡之战以弱胜强的例子，纵论天下形势。又与执政议政于御前，李纲说：“今乘舟顺流而到东南，固然安便，但一离中原，势难复还。中原安，则东南安；失中原，东南岂能无事？一失机会，形势削弱，将士离心，变故将不测，且后事艰难。欲保一隅，恐亦非易！陛下既已下诏独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墨迹未干，失大信于天下？”

李纲的这些担心到后来都一一被验证。后来南宋果然有“后艰”，在“难保一隅”的战战兢兢中被挤压了一百多年。高宗被李纲说得汗颜，只得同意还是巡幸南阳，令李纲负责筹备出行事宜，一至初冬，便择日起程。

但是此后的几天内，黄、汪之流不甘心他们的“大计”被李纲所阻挠，私底下仍然鼓动高宗巡幸东南，外间对此也有不少传闻。有友人对李纲说：“士大夫议论汹汹，都说有人提出密议，东幸已决，去南阳不过是应付你。何不从其意算了，不然，事情将不测！”这是一句委婉的警告，意为李纲若坚持下去，很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失势。

李纲并不以为意，他答道：“天下大计，在此一举。国之安危存亡于此为分水岭。皇上虽有成命，也可改易，我当以去留（不惜以辞职）争之！怎可为保身计，而受天下之责？”

从这以后，高宗虽然不再提巡幸东南的事了，但是对李纲先前所做的决定，往往做出否定或者修改，明显地看出对李纲已有所不满。比如，高宗指责买马扰民、指责改制新军“有害军政”等，都是在这时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