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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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以为到头了,不料一起了头就没有结束的时候,这根藤刚扯完,另一根藤又冒了出来。
有人站起来说,现在政治部的工作也很差劲,哪有什么成绩可言。
下面立刻应和声一片。
转瞬间,陈诚又从“党政上之游击”沦落到了“党政上之疟疾”,由门外汉变成了打摆子的病汉。
事已至此,他真正尝到了墙倒众人推和虎落平阳被犬欺是什么滋味,不久便被迫向蒋介石递交辞呈,要求辞去政治部部长一职。
蒋介石同意了,宣布决定那天,他亲自到政治部讲话,特别提到,“政治部没有成绩”,不是陈诚的责任,而只能怪部里的其他人没有把活干好。
他话里有话:听说你们还老同别人搞摩擦……
轮到陈诚发言,却让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我不同意“委员长”的话。
政治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这个成绩不是我的,是政治部各位同仁的,你们大家的。
陈诚说:我们没有跟别人闹摩擦,但是不能禁止别人不跟我们闹摩擦!
有人担心地朝蒋介石偷窥了一眼,没想到后者一点没有生气的表情,反而脸上还挂着笑容。
他很清楚这位部下的个性,以陈诚的忠诚程度,绝不是要跟他当众唱反调,而是要表明态度,一种绝不服输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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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里不揉沙子的陈诚从来就不肯服输
随着日军长期占据宜昌,重庆受到直接威胁,此时正需要有经验的大将保卫重庆,这个人要拿得起放得下,跌倒了还能再爬起来,除此之外,必须是绝对靠得住的“忠臣”。
环顾左右,非陈诚莫属,所以有时候倔一点并不是坏事,是好事。
对于陈诚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回归老本行,到战场上去体现价值,才能找到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宜昌失守的教训表明,李宗仁第五战区难以顾及江岸战场,要保卫重庆,就需要在宜昌到重庆之间建立一个新战区。
宜昌原先有一个第六战区,但这个战区是配合薛岳第九战区而设立的,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防卫宜昌,而是确保湘西。之后,因为桂南会战暴露出机构设置过多的问题,包括桂林行营、第六战区在内都被撤销掉了。
1940年7月1日,中国统帅部决定在宜昌以西重设第六战区,任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
当时随着抗战深入,各个战区的问题都越积越多,第六战区虽然是个新战区,然而也无非是把七七八八的部队拼凑在一起而已,所以该有的一样也少不了。
陈诚把问题都摆在桌上,发现最棘手的是两条。
其一,缺额。每支部队都缺,而且缺得触目惊心,看着一个军,其实不及一个师,看着一个师,其实不及一个旅。
如果对军队实际情况不了解,指挥打仗时就很成问题。比如按照日本人的“大队定律”,你进攻他的时候,前面一个日军大队,你至少得派上三个步兵师,但结果这三个步兵师只能称为三个步兵旅,最多合一个师,那如何攻法?
其二,缺粮。因为运输困难,后方军粮不敷需要,导致部队常闹粮荒。在这种情况下,当兵的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打胜仗。
过去,张自忠曾为此百思无计,以至于只能以兵团或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犯其险,用以鼓舞士气。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自忠那样正直,利用部队缺额缺粮来吃空额,从中贪污腐化的不在少数,陈诚对此深恶痛绝。
缺额,那就一支一支部队清查下去,据实上报,缺多少兵让上面拨多少下来。
缺粮,表面看来是运力不足,但陈诚一调查,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重庆政府财政拮据,运粮船的报酬给得很低。长江上的船夫也要吃饭,也要养一家老小,不是一句爱国抗日就能打发过去的。有的船夫不堪其苦,又不敢不接活,往往运输时就出工不出力,明明一天可以运到,三四天也到不了,更有甚者,还故意把粮船给弄沉了。
陈诚就作出规定,你运多少米,我给多少钱,而且不打白条,这样一来,不仅未再发生过沉船事件,船夫运粮的积极性也马上高涨起来。
运费高了,军政部不给报销,陈诚就直接拿着账册去找何应钦,“何敬公”被他缠得受不了,只好特许第六战区实报实销。
可是军政部部长要负责的也不是就一个战区,你要特殊,他要特殊,如何受得了?这也是后来两人矛盾加剧的直接起因。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陈诚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第六战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又有了好好打上一仗的能力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