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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仁又名景芳,小于我两岁,我称她“弟弟”,有时呼为“老芳”,她始终叫我“哥哥”。她与我从未同过举,共过师,这是母亲的主意;母亲说:“姊妹同学,竞争则伤友爱,倚赖则妨进步。”我们性情有不同,然没有彼此相比较心。她与我同样,开始读书出于意外,幸运有贤明的父母和师长,可怜无正常之机会与途径。女孩子可读可不读,多半由自己摸索,摸索故常事倍功半,然亦因此有独往之乐。我姊妹都家务之外,见书而喜,敬慕读书的。我十三岁以前,附读私塾,只须出国文先生一份修敬,董政孚先生授地理,范拱微先生授数学,皆尽义务。十三岁考进北洋女师,月得津贴甚厚,连衣着足自安排。十六岁后到教会学校读英文,是出学费最多之时。我用费多,母亲即选择学费较便宜之处让性仁去。每次我离家时,母亲交我纸包银洋一卷,嘱曰:“父亲辛苦,弟弟身上克省,你好好用功。”我恒哭而后行。年暑假,我的路程稍远,要比性仁先一二日动身,迟一二日回家,她总是高高兴兴为我整理行李。出门时尽好的东西让给我,归来有不用之物送她,虽旧,总是欣然接受。逢人常说“我的哥哥”,表示信任。
我性毛躁而发出即悔,性仁能受委屈,然久而后消,故我体健而她身弱。我幼时有玩具一匣,中有各色青田石图章,烧有凹凸花瓣之白磁书碟,父亲写剩之扇面,用余之金银粉小磁盅,五彩花笺,合放一小箱,箱有两屉,布置有序,间日一开弄之。这些物作,或属奖品,或由磨墨劳力而得,我特自珍赏。此八宝箱最为性仁所忻慕,一日,不告我而启视,我恼怒尽倒于地,性仁从容整理如原状。我不自安,借他事以慰之,又自愿分润几件,她不纳不理,且久久不与我交谈。
我受父母命,做过弟妹的温习补课先生,俨然先生的假尊严,成我终身的不自然。父母去世,我又俨然效父母之爱,传父母之教,这反常心情更为人所难解。父母岂学得到?我未熟而熟,不老而老,无意中许多错误,性仁年纪与我相近,能许我是,而诤我非。
我与性仁曾有过两次泣别,嘱托后事,而均无恙。一次泣别在辛亥革命,我十八岁,她十六岁,以为光复大业要经过长期艰险,二人商量,一去一留。我胆大,请以身许国,她心细,愿在家事父母,分手时她哭而慰我。后来我并未做任何冒险的事,她却陪母亲坐船下乡,讲说革命是拿回祖宗之物,不是造反,大家不要怕,而应该帮助,乡下人很起劲烧茶水请母亲和她喝。第二次泣别在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春天,反洪宪帝制的同志们,都以为浙江省之向背,与成败有密切关系,辛亥(一九一一)癸丑(一九一三)有前例可鉴。要加速浙江当局的决心,需膺白返沪,而膺白因癸丑之役,有袁政府“不论生死,一体给赏”通缉令,命令曾贴上海通衢。究竟他往云南抑或返沪,由我在沪先与几位浙江朋友接洽而后决定,他在香港候我电报。我计算,在沪赤手空拳且险,然有助于全局。膺白自己无野心与闻桑梓之政,省中当局能信之,劝说较易,于是不顾一切电请他返沪。这时,我父亲携弟妹由嘉兴到沪,赁居爱尔近路春晖里。父亲搬沪的理由,原为我;我奔母丧回国,正值云南起义,父亲不要我返里引人疑窦,移家就我。性仁与我在闸北觅屋,因此地与商务书馆编辑所相近,父亲所熟识,没有想到公共租界曾袒袁,亦不预料膺白回来之速。父亲平日论时事,责袁氏背信叛国甚烈,然我试探膺白应否回沪,他总迟疑以为尚早,这张“不论生死”的通缉令,委实使他不能放心。我接膺白返沪确讯后,不得不急急出去觅屋,觅屋要在法租界,因法租界比较宽容革命党。一切只有两个朋友知道:彭凌霄(程万)先生在渔阳里,我与约定膺白从法租界大自鸣钟码头下船,先到他家暂住;殷铸甫(汝骊)先生在协平里,夫人郑惠昭嫂陪我向经租处租得同里一幢屋。万事俱备,我要离开父亲处。我虽已成年,在父亲处出入必报告,且从无至晚不归之事。于是我先将事实详告性仁,与她商量,要求她两件事:其一,要她帮我向父亲说谎。天!父亲教我们勿说谎,我们乃聚谋对他说谎。其二,我将于次日清晨独到码头接膺白,若不幸出事,我不再归,以后家里一切是她之责。我父亲曾中过风,行动不便,君怡时年十五,性元十岁。她极言担当,叫我放心,然一夜哭不能止。我因心中有事,待天明,陪她整夜不眠。
我搬到协平里之第三日,忽然性仁陪父亲到来,携着大包小裹,还带着吾家久用的一个姓周的老妈妈。她说,一切已经明告父亲,知我为谋安全,不敢雇佣人,父亲商得老妈妈同意,到吾处帮忙,如此,门户及饮食,我都可放心不管了。篮里、包里,还带着已经煮好的菜。老妈妈是我母亲留下来当心我父亲饭菜的人,君怡性元均她带大,是吾家一把重要的手,让给我用,她的工作要性仁添劳。民国五年(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往来于尚贤堂、渔阳里、淮河路之间,膺白设计,我作传递,外埠来人,我为前哨,未露消息,而所事幸遂。父亲的恩不能忘,性仁的安排亦不能忘。
性仁幼时喜数学,有愿学医,曾向母亲要求。母亲问我意见,我答,学医必学到底,择偶须就同业,母亲因而踌躇,一言影响其前途。她曾在日本长崎活水女学读书,因父病而归。她将考北京女高师时,我因她一向偏喜数理,加她注意勿疏忽史地。她取我架上《汉书》,看一星期不放手,入京还带走,但未与我言兴趣何在。在女高师,名常居前列,为方惟一(还)先生最得意弟子,从此嗜好文学。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她与天津陶孟和(履恭)君结婚,孟和时为北大教授,二人志趣相投,淡泊为怀。家住北京东四牌楼月牙胡同,房东卖屋迫迁,觅得北新桥小三条胡同之屋,极合意,而屋主只卖不租。时甥女维正已生,维大方在孕,孟和上有老母与一不嫁之妹,于是举债出重利购屋。正在五四运动之际,北京政府已屡屡欠薪,教育部与所属各大学尤苦,常久候得半月之薪。性仁以多产而病,且欲译书售稿,助家计而偿屋债,生活尤克己,至营养不足,体愈弱,性趋悲观。一次,我告诉她,我手边有点钱,存银行息不过一分,为何不向我商,而负如此重利与限期偿还之债,自苦如此!她说,借所亲者款,亦有不便处,能免为佳。这所房子实是她的致命伤,为此而更碍其健康,但她卒如期还清债务,且翻盖北屋,与孟和母妹同居。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后,我居浙西莫干山,春季“映山红”遍开,“映山红”即杜鹃花。性仁爱花亦喜昆曲,我用牡丹亭曲语请她到山看花曰:“此地遍青山啼红了杜鹃。”她回信曰:“八年未上先人丘垄,请在沪相候,将过南京邀性元,到沪与姊弟同回乡扫墓,然后上山赏花。”到清明节她果南来,一一如约。扫墓毕,由君怡夫妇携孩子们回沪上学,我姊妹三人上山作十日之游。尘念均消,童心复返,平生同游之乐,以此为最。回沪时,她与性元都添得不少行李,大筐小包,皆山中野兰野杜鹃,一路在车上犹不废灌溉之劳。性仁平时寡言,这次在白云山馆门前,朝夕同散步,她讲所喜书,所看小说,所感动的事和言,忽多唯心之论,共勉以“心安为理得”。
“九一八”沈阳变起,她一改温文之态,同我一样激烈,与我通信甚多且长,滔滔不尽。匹夫有责,而我们匹妇无谋,借文字以发愤。我们同以为召外侮之原因固多,但不能抵抗外侮之事实由于内争。见报载章太炎先生言:如无阎冯之战,则双方几十万健儿足以应敌,何至如此仓皇!我们不胜同感。更追溯一个一个政府与日本的关系,边省与邻邦的关系,一次一次勇于内争而引狼入室,恨国人忘怀之易。我们约定了一项很幼稚消极的制裁行动,我们不与参加内争的人为友,友而参加内争,相见不与握手,使全社会添一道德标准。
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后,华北亦渐多事,性仁夫妇先把维正、维大、愉生三个孩子送在上海君怡家。这时君怡自己的孩子尚幼,和吾家熙治都未进过学校。为诸甥择校,我始发见在上海觅一近于理想的学校之难,党化的纷争竟连中小学都不免。当时学校大概有三种状况:党化则师生忙于外务,一个上海最老的私立女校为人所夺,读书其间的学生家长,有事欲晤校长而难以见到,校长常常开会去了。反党化的则往往支持乏力,不前进与不活动亦为青年所不喜。教会学校则一向与中国教育精神有距离。我为维正姊妹报名允中女学,校长是老务本女学出身;务本倡办人吴怀久先生的夫人所鼓励,受公共租界津贴奖的一个学校,介绍给我的人称之曰准教会学校,且说这时候但求定下来读书,说不上理想。性仁来信要把儿子愉生送到莫干小学,愉生是最小的孩子,性仁虽说节俭,然比乡下生活究竟相差甚多。我和膺白都踌躇,除非我自己亦在乡下,而此时因时局故,膺白不能如前几年的长期居山。性仁一再函托,且说这是难得的机会让孩子认识实际农村生活。莫干小学校长郑性白其时尚未结婚,他为我解决了难题,愉生在莫干小学和全体同学共饮食,但睡在他的房里。熙治随我到过学校,她是住在女生宿舍的。至长城战起,性仁孟和都南来,愉生在校生病,性仁非常悲观。其时膺白受命北行,计局势系暂时绥靖,孟和急急带愉生北返进协和医院,暑假他们全家回平。这年的五、六两月,君怡为两个姊家,不知多少次的深夜送人上车站。
我在北平期间,性仁为公为私都十分关切,她看我内紧张而外忙碌酬应之生活,甚为同情。有空常带我走走旧货店,看看花市。北平的旧货店是很可以消磨时间,亦很可以化钱的地方。我性急,见则买,买即归,她叫我一次不要多带钱,稍做交易,问问看看,亦可养性怡情。我二人都喜欢磁器,故都旧家的家用杯碟,旧货摊上常有散见,虽非古董,但花纹质地均静美可爱,往往买着一件,不由不想配成一套。性仁买得一种红龙花样的酒盅,比新货酒杯略高而深,年代大概是同治光绪,最便宜的不到一元,贵的出过三元以上。她的目标要收集四十八只,她自存并送我和君怡性元各十二只。我名分下的一套十二只最先得到,她告我寄存在南京性元家一只藤包内,实是已经搜得的红龙杯;她秘不告性元,怕她知道了要急于开看。这点趣意,不知她后来有否完全成就?她送我的,则抗战中又复失去,或将再与有缘者相遇于旧货摊上了。
对于公事,我与她都认真,我们同则同,异则异,各留自己的看法。性仁常常以外间责难之言传达于我,有时她夫妇亦在责难者的一边。有我可以解释者,她满意则释然而去;有不便或不能解释者,往往呶呶不相下。性仁说:“所望于姊丈者,不同于常人。”孟和说:“大姊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护姊丈。”他们若深知当时国家之无策,敌人之凶恶,豪劣之无耻,生计艰难者之无由振作,将劝我们及早抽身,不可一日居。我其时在演员与观众之间,左袒右袒无常,我知道的实情较多。我不但时时劝退,且是坚决反对膺白受命的一人,膺白事先辞征召,事后屡次求去之电,大半是我起稿的。这些,虽在手足,我与膺白相同,决不自表而回避责任的。
膺白之丧,性仁、性元在南京,轮流来沪伴我。我欲迁居山中,性仁十分反对,故搬杭州,使可放心。芦沟桥烽火起,我在莫干山,性仁在北平,朋友提议速邀性仁南来山居,我踌躇山居能否持久。接性仁信,将与吃“窝窝头”者同生活;“窝窝头”者北方最贱之粮食。战事蔓延南北,她携维正坐统舱到沪,君怡往接,见其憔悴无人色,在船不但无床位,亦无座位,站立不饮食者数十小时,蚊蝇集面,用帕遮口。孟和携维大、愉生辗转到桂林,她前往相会。离我之时,不忍我与熙治独留,我告之曰:“弟妹安,我亦即安。”通信时,我曾问她需要,她索过旧衣一次,叮咛言只要旧的。我在沪曾堕梯折臂,她闻讯焦急,由四川李庄来信言:“老二至不争气,内地各种各样的病都生过,然仍希望有再见时。”絮絮要求我保重。她在桂林,曾往红十字会报名愿看护伤兵,检验身体不及格,甚失望。后至李庄,地潮湿,肺病复发。君怡在兰州,气候高旱,接之去,渐愈,终以肺炎病逝。
我五十岁生日,她用北平花笺写她夫妇及三甥名字祝寿,与君怡性元合送我法币四千元,嘱吃面,恐我不肯自享,说自己不吃,则请学校朋友同吃。他们知我在南屏任课,亦知莫小同仁偶亦来沪。函末她又附言:“明年此日,必可相聚一堂。”兰州上海间邮递需逾月,我接信之日,妹已长辞人世,伤哉,还有什么“相聚一堂”!
性仁之殁,我先接君怡之信,君怡在复员后见新出杀菌特效药,犹伤心遗憾言:“二姊若得此一片二片,病或可救。”其实性仁系结核性肺炎,非普通杀菌药所可治。继接孟和之信,言自李庄赶到兰州,一棺在寺,不胜凄然;我不能毕其辞而泣,丧偶之情,不禁同感。孟和又言拟为文纪念,请我亦写。抗战胜利,西南西北的人都东返,弟妇应懿凝屡言性仁遗骨他乡不安,维大闻言愿往。复员拥挤,工具缺乏,人尚难行,而况扶榇?有同乡某君在兰州火葬其家人而运骨灰归,时君怡已在南京,商得孟和同意,请某君代将性仁遗骸火葬,同时东运。孟和回平,偕子愉生葬之西山,函报葬期,且为石刻,问我性仁生年月日;性仁生于光绪丙申(一八九六)二月十八日申时。我复孟和时,曰:“妹今葬于贤父子手,从此存殁俱安。”数年后,西山成为禁地,孟和南归,告我曾往扫墓,无恙。
此稿系考旧作而成,今孟和亦谢世矣,仍用旧作结句:
妹性仁享年四十八岁,与孟和共有三女一子,其第三女入继于我。回念昔者父母之丧,妹所经理。借妹与我所共同尊敬,保存民族正气之文天祥《别弟诗》二句以挽妹,诗曰:“亲丧君自尽,犹子是吾儿。”妹其无憾!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卷第五期)